第二部 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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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胸前的鈕扣上都挂着一張紅油光紙條，上面印有“代表證”三字。
各縣每年這個時候召開縣、社、隊、小隊四級幹部會議、似乎象過節一樣，也成了個傳統。
會議期間，這些小小的縣城陡然間會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顯得異常地擁擠和熱鬧。
縣城的小學、中學和各機關一切閑置的房屋和窯洞，都睡滿了這些各地農村來的傑出人物。
通常這期間，縣上都要唱大戲；這種會議似乎越熱鬧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幹”會主要是總結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産，全體大會上，由縣委書記做總結報告，縣上其他領導圍繞報告中心分别講一通話，然後以公社為單位進行讨論。
今年的“四幹”會非同以往；因為這是農村實行個人承包責任制以來的第一個“四幹”會。
不知哪個縣開的頭，今年“四幹”會除過傳統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個新内容：在會議結束時舉行聲勢浩大的“誇富”活動。
于是，各縣聞風而紛紛效仿。
這真是時代變，做法也截然相反。
往年的“四幹”會，通常都要批判幾個有資本主義傾向的“階級敵人”、今年卻大張旗鼓地表彰發家緻富的人。
誰能不為之而感慨萬千呢？既然各縣都準備這樣搞，原西縣當然也不能無動于衷。
盡管縣委書記張有智向來反感這類大哄大嗡，但看來不這樣搞也不行。
以前他是副職，不感興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現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誇富”實際上是贊揚新政策哩！ 張有智把這件事交給“二把手”馬國雄去操辦。
這差事正對國雄的口味，他最熱心這些紅火工作。
我們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負責“導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動。
馬國雄根據常委會的決定，早在元旦前後就召開了電話會議，要求各公社推選“冒尖戶”。
“冒尖戶”的标準是年收入糧一萬斤或錢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額，有多少推選多少，但不能連一名也沒有。
“冒尖戶”除在春節後”四幹”會上披紅挂花“遊街”以外，每戶還要給獎勵“飛人牌”縫紉機一架。
這件事首先難倒了石圪節公社書記徐治功。
治功知道，按照縣上要求的标準，他們公社連一個“冒尖戶”也找不出來。
石圪節是全縣最窮的公社，雖然實行了責任制，農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剛剛一年，憑什麼能打下萬斤糧食或賺下五千元錢呢？這不是逼着讓他徐治功去上吊嗎？哼，别說農民，他徐治功也沒那麼多家當！ 可是，找不出“冒尖戶”，徐治功沒辦法給縣上交待，再說，沒個“冒尖戶”，他又有什麼臉向去參加“四幹”會？ 找不出來也得找！找不出來就說明他徐治功沒把工作做好！ 他們副手劉根民叫來，發愁地和他商量到哪裡去找個“冒尖戶”。
兩個人扳着手指頭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往過數，結果還是找不出來一個。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說：“我好象聽說雙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錢，興許這個子能夠上标準哩！”劉根民淡淡一笑，對興奮的徐主任說：“據有人傳說，他的錢不是從正路上得來的去他媽的！不管是偷的還是搶的，隻要湊夠五千塊就行了！” “這樣恐怕不行。
”劉根民搖搖頭，再說，如果這小子真是用不正當手段弄來的錢，他也不會給你說他有那麼多。
” “那咱們怎麼辦？”徐治功束手無策地問劉根民。
劉根民能有什麼辦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兩圈，又來了“靈感”，說：“你的同學孫少安怎麼樣？這小子開了燒磚窯，說不定賺下不少錢呢！” “據我所知，少安也沒賺下那麼多錢。
”劉根民說。
“不管怎樣，咱們一塊到雙水村去看看！” 劉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樣急，找不出個“冒尖戶”，縣上不會饒了石圪節公社。
劉根民隻好和徐治功一人騎了一輛自行車，到雙水村找孫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學湊合成個“冒尖戶”。
公社的兩位領導在燒磚窯的土場上找到了滿臉煙灰的孫少安。
少安聽他們說明來意後，驚訝地說：“哎呀，你們也不想想，我就這麼個攤場，怎麼可能賺下那麼多錢呢？”“你甭輕看這事！”徐治功誘導說：“當了‘冒尖戶’，不光到縣上披紅挂花揚一回名，還給獎一台縫紉機呢！”“我沒資格去光榮嘛！”少安無可奈何地說，“把我的骨頭賣了，也湊不夠那麼多錢。
” “嗨，這就看怎樣算帳哩！”徐治功嘴一撇，給劉根民擠了一下眼睛，“咱們回家去說吧！” 少安引着他們回到家裡。
徐治功一進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窯洞說：“這不是個‘冒尖戶’是個啥？”秀蓮一看兩個公社領導上了門趕忙洗手做飯。
徐治功立刻發明了一種“新式”算帳法。
他把孫少安的現金、糧食、窯洞和家裡的東西統統折了價，打在一起估算。
後來又加上了現存的磚、磚坯和燒磚窯。
盡管這樣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結果還是湊不夠五千元。
這時候，在鍋台上擀面的秀蓮插嘴說：“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夠了。
”她聽說能獎一台縫紉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