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生活五十年（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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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不善于講話的人，唯其不善于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于是我寫了小說。
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
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
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寝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
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說家。
我開始寫小說，隻是為了找尋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裡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僞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麼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制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裡，眼看着許多親近的人在那裡掙紮，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于慘痛地死亡。
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
我離開舊家庭就像甩掉一個可怕的黑影。
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
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說救自己，倒是真話。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洩，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
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裡，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裡，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
在我的祖國正進行着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殺。
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意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珂（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着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會”的海報。
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裡面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口都有面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
”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裡的話。
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旁邊的都納富爾街（Tournefort），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在盧騷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訴說我的絕望和痛苦。
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裡，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
（回信後來終于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
”幾個月以後，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年後他們兩個的冤案才得到昭雪。
我在第一本小說（滅亡）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
）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心情中我聽着巴黎聖母院（NotreDamedeParis）報告時刻的沉重的鐘聲，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面（這是看小說看多了的好處，不然我連類似小說的場面也寫不出），讓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
我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紮，一齊來到我的筆端，我寫得快，我心裡燃燒着的火漸漸地滅了，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
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這以後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
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了，八月裡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裡把它寄回中國，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準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
）。
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說将在《小說月報》上連載，說是這份雜志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了它，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
《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志，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
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我大哥見到了它。
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産自殺，我就删去了“獻詞”。
我還為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說，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家》，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時報》
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
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
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寝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
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說家。
我開始寫小說，隻是為了找尋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裡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僞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麼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制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裡，眼看着許多親近的人在那裡掙紮，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于慘痛地死亡。
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
我離開舊家庭就像甩掉一個可怕的黑影。
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
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說救自己，倒是真話。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洩，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
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裡，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裡，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
在我的祖國正進行着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殺。
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意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珂（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着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會”的海報。
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裡面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口都有面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
”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裡的話。
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旁邊的都納富爾街（Tournefort），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在盧騷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訴說我的絕望和痛苦。
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裡，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
（回信後來終于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
”幾個月以後，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年後他們兩個的冤案才得到昭雪。
我在第一本小說（滅亡）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
）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心情中我聽着巴黎聖母院（NotreDamedeParis）報告時刻的沉重的鐘聲，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面（這是看小說看多了的好處，不然我連類似小說的場面也寫不出），讓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
我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紮，一齊來到我的筆端，我寫得快，我心裡燃燒着的火漸漸地滅了，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
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這以後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
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了，八月裡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裡把它寄回中國，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準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
）。
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說将在《小說月報》上連載，說是這份雜志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了它，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
《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志，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
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我大哥見到了它。
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産自殺，我就删去了“獻詞”。
我還為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說，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家》，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