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生活五十年（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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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使受到“遊鬥”，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夠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觀察那些發言的人。
我漸漸地清醒了，我能夠獨立思考了，我也學會了鬥争的藝術。
在批鬥了七年之後，“四人幫”及其黨羽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六個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決定”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内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隻許我搞點翻譯。
這樣他們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
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準備翻譯的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随想》，每天翻譯幾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裡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的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
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
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
我拿起了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面前有廣闊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
可是留給我的隻有幾年的時間，我今年已七十六歲。
八十歲以前的歲月我必須抓緊，不能讓它白白浪費。
我制訂了五年的計劃，我要寫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創作回憶錄》，五本《随想錄》，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
十三本中間的兩本已經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爾岑《回憶錄》的第一冊，我還要為其餘的十一本書奮鬥，我還要避免各種幹擾為争取寫作時間奮鬥。
有人把我當作“社會名流”，給我安排了各種社會活動；有人把我當作等待“搶救”的材料，找我談話作記錄。
我卻隻願意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的作家。
寫什麼呢？我寫小說，不一定寫真實。
但是我要給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經曆作一個總結。
那難忘的十年在人類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過這樣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曆！我們每個人都給卷了進去，都經受了考驗，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别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愚蠢。
但當時我卻不是這樣看法。
我常常這樣想：倘使我不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認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麼說不定有一天運動一來，我又會變成另一個人，把殘忍、野蠻、愚蠢、荒唐看成莊嚴、正确；以“無知”作為改造的目标。
這筆心靈上的欠債是賴不掉的。
我要寫兩部長篇，一方面償還欠債，另一方面結束我五十幾年的文學生活。
我曾經說過：“我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
”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停止探索，我就寫不出作品。
我開始讀小說是為了消遣，但是我開始寫小說絕不是為了讓讀者消遣。
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隻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思想有種種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嚴肅的。
讓·雅克·盧騷是我的啟蒙老師，我絕不願意在作品中說謊。
我常常解剖自己。
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矛盾，我的作品裡也是這樣。
愛與憎的沖突、思想與行為的沖突、理智與感情的沖突、理想與現實的沖突……這一切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
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聲。
我說過：“讀者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
” 我寫小說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問題。
我想來想去，想的隻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
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
“四人幫”的爪牙稱我的“文集”為“十四卷邪書”。
但是我在那些“邪書”裡，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
說崇高也許近于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
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别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單是靠吃飯活着，人活着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
——我在那些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園》中又一次表達了讀者對作家的期望：“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了解。
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 一九三五年，小說《家》出版後兩年，我曾經說過：“自從我執筆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
我的敵人是什麼？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
我漸漸地清醒了，我能夠獨立思考了，我也學會了鬥争的藝術。
在批鬥了七年之後，“四人幫”及其黨羽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六個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決定”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内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隻許我搞點翻譯。
這樣他們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
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準備翻譯的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随想》，每天翻譯幾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裡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的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
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
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
我拿起了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面前有廣闊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
可是留給我的隻有幾年的時間，我今年已七十六歲。
八十歲以前的歲月我必須抓緊，不能讓它白白浪費。
我制訂了五年的計劃，我要寫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創作回憶錄》，五本《随想錄》，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
十三本中間的兩本已經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爾岑《回憶錄》的第一冊，我還要為其餘的十一本書奮鬥，我還要避免各種幹擾為争取寫作時間奮鬥。
有人把我當作“社會名流”，給我安排了各種社會活動；有人把我當作等待“搶救”的材料，找我談話作記錄。
我卻隻願意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的作家。
寫什麼呢？我寫小說，不一定寫真實。
但是我要給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經曆作一個總結。
那難忘的十年在人類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過這樣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曆！我們每個人都給卷了進去，都經受了考驗，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别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愚蠢。
但當時我卻不是這樣看法。
我常常這樣想：倘使我不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認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麼說不定有一天運動一來，我又會變成另一個人，把殘忍、野蠻、愚蠢、荒唐看成莊嚴、正确；以“無知”作為改造的目标。
這筆心靈上的欠債是賴不掉的。
我要寫兩部長篇，一方面償還欠債，另一方面結束我五十幾年的文學生活。
我曾經說過：“我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
”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停止探索，我就寫不出作品。
我開始讀小說是為了消遣，但是我開始寫小說絕不是為了讓讀者消遣。
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隻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思想有種種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嚴肅的。
讓·雅克·盧騷是我的啟蒙老師，我絕不願意在作品中說謊。
我常常解剖自己。
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矛盾，我的作品裡也是這樣。
愛與憎的沖突、思想與行為的沖突、理智與感情的沖突、理想與現實的沖突……這一切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
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聲。
我說過：“讀者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
” 我寫小說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問題。
我想來想去，想的隻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
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
“四人幫”的爪牙稱我的“文集”為“十四卷邪書”。
但是我在那些“邪書”裡，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
說崇高也許近于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
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别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單是靠吃飯活着，人活着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
——我在那些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園》中又一次表達了讀者對作家的期望：“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了解。
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 一九三五年，小說《家》出版後兩年，我曾經說過：“自從我執筆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
我的敵人是什麼？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