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玄學與科學》的論争（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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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很糊塗的誣辭，在君叫他做“玄學”，實在太恭維張君劢了。
在君的前四段的主旨是要指出君劢原文所舉九類“人生觀”——無一件不是可以用科學方法研究的，無一件不可以作科學研究的材料。
不但沒有“死物質”和“活的人生”的分家，也沒有所謂“物質科學”和“精神科學”的分别。
在君的第三段所謂“科學的知識論”，隻是要說明“我們所曉得的物質，本來不過是心理上的覺官感觸，由知覺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論。
科學所研究的，不外乎這種概念同推論，有什麼‘精神科學’、‘物質科學’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說純粹心理上的現象不受科學方法的支配？” 在君因為要讓那位不懂科學的老朋友明白科學研究的材料不是什麼“死物質”，所以他簡單的說明“一種淺近的科學知識論”，也可以說是“存疑的唯心論”（SkepticalIdealism）。
“因為他們以覺官感觸為我們知道物體的唯一方法，物體的概念為心理上的現象，所以說是唯心。
〔因為〕覺官感觸的外界，自覺的後面，有沒有物，物體本質是什麼東西，他們都認為不知，應該存而不論，所以說是存疑。
” 簡單說來，科學研究的内容隻是各種概念和推論——連那所謂“物體”，所謂“物質”，也都是概念和推論。
概念和推論都是心理的現象，都可以也都應該受嚴格的論理學規律的審查和評判。
在君說： 凡不可以用論理學批評研究的，不是真知識。
在君此文前半篇的用意不過是要說明兩點：一、科學的對象并不是“死物質”，隻是概念和推理——都是心理的現象；二、各色各樣的“人生觀”，都是概念和推論，當然都應該受科學方法的審查評判。
但很不幸的是在君提出了所謂“科學的知識論”——“存疑的唯心論”——把問題引到“知識論”上去了，引起了後來不少的争論。
（後來君劢《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其中“所謂科學的知識論”章就占了十頁。
林宰平先生《讀丁在君的玄學與科學》，全文四十頁，而這個知識論問題也占了一大半。
）在君後來（《答張君劢》）也說這種“知識論本來是理論，本來有讨論之餘地的”。
他又解釋他說這種知識論是“科學的”，并不是說這是已經“有定論的”，隻是“因為這種知識論是根據于可以用科學方法試驗的覺官感觸”。
在君也承認這種理論“所根據的事實本來很複雜的，我用了二千字來說明，我自己本來覺得不透徹，可以讨論的地方很多。
”他也承認他說的這種知識論最近于馬哈（Mach）的唯覺論，和杜威一派的行為派心理學，和羅素所代表的新唯實論，“都可以說是科學的，因為他們都是用科學的結果同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知識論的。
” 在君這樣再三說明，可見得他當初提出“科學的知識論”是一件不幸的事。
把本題岔到别的問題上去了，所以是不幸的。
什麼是在君的《玄學與科學》一篇長文的“本題”呢？他後來在《玄學與科學的讨論的餘興》（《努力》第五十六期，十二年六月十日）裡，曾對林宰平先生說： 讀者要記得，科學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觀，歐洲的破産是不是科學的責任，是這一次讨論裡面最重要的問題。
當日旁觀的吳稚晖先生也曾說： 最近張、丁科學之争，……主旨所在，大家抛卻，惟鬥些學問的法寶，縱然工力悉敵，不免混鬧一陣。
實在的主旨，張先生是說科學是成就了物質文明，物質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戰，是禍世殃民的東西。
他的人生觀是用不着物質文明的。
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杆子的土房，拉拉洋車，讓多數青年懂些宋明理學，也就夠了。
于是丁先生發了氣，要矯正他這種人生觀，卻氣極了謾罵了玄學鬼一場，官司就打到别處去了。
後來他終究對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簡單的說了出來。
（《箴洋八股化之理學》） 我們現在應該把“官司”打回到“本題”上來，依照吳先生的看法，把在君自己點出的兩個本題的次第倒過來： 第一：歐洲的破産是不是科學的責任？ 第二：科學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觀？ 第一個本題是：歐洲的破産是不是科學的責任？在君此文的第五段說“科學與玄學戰争的曆史”，第八段論“歐洲文化破産的責任”，應該合起來看，因為這兩段都是曆史的叙述，叙述的是歐洲中世紀以來玄學與科學的關系。
在君指出，在歐洲的中世起，所謂“玄學”（Metaphysics）始終沒有同“神學”分家。
宇宙的問題，人生的問題，都得由神學同玄學解答的。
十七世紀的新天文學和新物理學的祖宗嘉列劉（即葛理略Galileo，君劢譯作蓋理雷）發明地球是動的，當時羅馬教的神學家再三警告他，宇宙的問題不是科學所能解答的。
嘉列劉不服從羅馬教的警戒，于是1633年6月22日主教大會正式宣言： 說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非靜而動，且每日旋轉，照哲學上神學上講起來，都是虛妄的。
但十七世紀以來，科學逐漸占勝利，向來屬于玄學範圍的“宇宙”就被科學搶過去了。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經過激烈的鬥争，生物學也變成科學了。
到了十九世紀的末年，“連玄學家當做看家狗的心理學也宣告獨立了”。
但是，科學方法在知識界盡管處處勝利，神學的勢力仍然存留在社會、教育、政治各方面。
在君在英國住了七年，又常在歐洲大陸旅行，所以他很明白這種情形。
他說： 就在十九世紀之初，高等學校的教育依然在神學家手裡。
…… 一直到了《物種由來》出版〔之後〕，斯賓塞（Spencer）同赫胥黎（Huxley）極力鼓吹科學教育，維多利亞女皇的丈夫亞爾巴特親王改革大學教育，在倫敦設科學博物館、科學院、醫學院，倫敦才有高等教育的機關；化學、地質學、生物學才逐漸的侵入大學。
然而中學裡的科學依然缺乏。
故至今英國大學的入學試驗沒有物理化學。
在幾個最有勢力的中學裡面，天然科學都是選科，設備也很不完備。
有天才的子弟，在中學的教育幾乎全是拉丁、希臘文字同粗淺的算學。
入了大學以後，若不是改入理科，就終身同科學告辭了。
這種怪狀，一直到二十年前作者到英國留學的時代，還沒有變更。
…… 到了二十世紀，科學同神學的戰争可算是告一段落。
……〔然而〕教育界的地盤都在神學人手裡。
全國有名的中學的校長，無一個不是教士。
牛津劍橋兩處的分院院長，十個有九個是教士。
從這種學校出來的學生在社會政治上勢力最大，而最與科學隔膜。
〔例如大政治家首相格蘭斯頓（Gladstone）極力反對達爾文，至死不變。
〕近來做過首相的巴爾福（Balfour）……著的一部書叫《信仰的根本》，就是反對科學的。
社會上的人對于直接有用的科學，或是可以供工業界利用的科目，還肯提倡，還肯花錢。
真正科學的精神，他們依然沒有了解；處世立身，還是變相的基督教。
這種情形，不但英國如此，大陸各國同美國亦大抵如此。
所以在君對于當時的“科學破産”、“物質文明破産”的呼聲，是這樣答複的： 歐洲文化縱然是破産（目前并無此事），科學絕對不負這種責任。
因為破産的大原因是國際戰争。
對于戰争最應該負責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這兩種人多數仍然是不科學的。
…… 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們的張之洞，要以玄學為體，科學為用。
……所以歐美的工業雖然利用科學的發明，他們的政治社會卻絕對的缺乏科學精神。
……人生觀不
在君的前四段的主旨是要指出君劢原文所舉九類“人生觀”——無一件不是可以用科學方法研究的，無一件不可以作科學研究的材料。
不但沒有“死物質”和“活的人生”的分家，也沒有所謂“物質科學”和“精神科學”的分别。
在君的第三段所謂“科學的知識論”，隻是要說明“我們所曉得的物質，本來不過是心理上的覺官感觸，由知覺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論。
科學所研究的，不外乎這種概念同推論，有什麼‘精神科學’、‘物質科學’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說純粹心理上的現象不受科學方法的支配？” 在君因為要讓那位不懂科學的老朋友明白科學研究的材料不是什麼“死物質”，所以他簡單的說明“一種淺近的科學知識論”，也可以說是“存疑的唯心論”（SkepticalIdealism）。
“因為他們以覺官感觸為我們知道物體的唯一方法，物體的概念為心理上的現象，所以說是唯心。
〔因為〕覺官感觸的外界，自覺的後面，有沒有物，物體本質是什麼東西，他們都認為不知，應該存而不論，所以說是存疑。
” 簡單說來，科學研究的内容隻是各種概念和推論——連那所謂“物體”，所謂“物質”，也都是概念和推論。
概念和推論都是心理的現象，都可以也都應該受嚴格的論理學規律的審查和評判。
在君說： 凡不可以用論理學批評研究的，不是真知識。
在君此文前半篇的用意不過是要說明兩點：一、科學的對象并不是“死物質”，隻是概念和推理——都是心理的現象；二、各色各樣的“人生觀”，都是概念和推論，當然都應該受科學方法的審查評判。
但很不幸的是在君提出了所謂“科學的知識論”——“存疑的唯心論”——把問題引到“知識論”上去了，引起了後來不少的争論。
（後來君劢《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其中“所謂科學的知識論”章就占了十頁。
林宰平先生《讀丁在君的玄學與科學》，全文四十頁，而這個知識論問題也占了一大半。
）在君後來（《答張君劢》）也說這種“知識論本來是理論，本來有讨論之餘地的”。
他又解釋他說這種知識論是“科學的”，并不是說這是已經“有定論的”，隻是“因為這種知識論是根據于可以用科學方法試驗的覺官感觸”。
在君也承認這種理論“所根據的事實本來很複雜的，我用了二千字來說明，我自己本來覺得不透徹，可以讨論的地方很多。
”他也承認他說的這種知識論最近于馬哈（Mach）的唯覺論，和杜威一派的行為派心理學，和羅素所代表的新唯實論，“都可以說是科學的，因為他們都是用科學的結果同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知識論的。
” 在君這樣再三說明，可見得他當初提出“科學的知識論”是一件不幸的事。
把本題岔到别的問題上去了，所以是不幸的。
什麼是在君的《玄學與科學》一篇長文的“本題”呢？他後來在《玄學與科學的讨論的餘興》（《努力》第五十六期，十二年六月十日）裡，曾對林宰平先生說： 讀者要記得，科學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觀，歐洲的破産是不是科學的責任，是這一次讨論裡面最重要的問題。
當日旁觀的吳稚晖先生也曾說： 最近張、丁科學之争，……主旨所在，大家抛卻，惟鬥些學問的法寶，縱然工力悉敵，不免混鬧一陣。
實在的主旨，張先生是說科學是成就了物質文明，物質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戰，是禍世殃民的東西。
他的人生觀是用不着物質文明的。
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杆子的土房，拉拉洋車，讓多數青年懂些宋明理學，也就夠了。
于是丁先生發了氣，要矯正他這種人生觀，卻氣極了謾罵了玄學鬼一場，官司就打到别處去了。
後來他終究對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簡單的說了出來。
（《箴洋八股化之理學》） 我們現在應該把“官司”打回到“本題”上來，依照吳先生的看法，把在君自己點出的兩個本題的次第倒過來： 第一：歐洲的破産是不是科學的責任？ 第二：科學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觀？ 第一個本題是：歐洲的破産是不是科學的責任？在君此文的第五段說“科學與玄學戰争的曆史”，第八段論“歐洲文化破産的責任”，應該合起來看，因為這兩段都是曆史的叙述，叙述的是歐洲中世紀以來玄學與科學的關系。
在君指出，在歐洲的中世起，所謂“玄學”（Metaphysics）始終沒有同“神學”分家。
宇宙的問題，人生的問題，都得由神學同玄學解答的。
十七世紀的新天文學和新物理學的祖宗嘉列劉（即葛理略Galileo，君劢譯作蓋理雷）發明地球是動的，當時羅馬教的神學家再三警告他，宇宙的問題不是科學所能解答的。
嘉列劉不服從羅馬教的警戒，于是1633年6月22日主教大會正式宣言： 說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非靜而動，且每日旋轉，照哲學上神學上講起來，都是虛妄的。
但十七世紀以來，科學逐漸占勝利，向來屬于玄學範圍的“宇宙”就被科學搶過去了。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經過激烈的鬥争，生物學也變成科學了。
到了十九世紀的末年，“連玄學家當做看家狗的心理學也宣告獨立了”。
但是，科學方法在知識界盡管處處勝利，神學的勢力仍然存留在社會、教育、政治各方面。
在君在英國住了七年，又常在歐洲大陸旅行，所以他很明白這種情形。
他說： 就在十九世紀之初，高等學校的教育依然在神學家手裡。
…… 一直到了《物種由來》出版〔之後〕，斯賓塞（Spencer）同赫胥黎（Huxley）極力鼓吹科學教育，維多利亞女皇的丈夫亞爾巴特親王改革大學教育，在倫敦設科學博物館、科學院、醫學院，倫敦才有高等教育的機關；化學、地質學、生物學才逐漸的侵入大學。
然而中學裡的科學依然缺乏。
故至今英國大學的入學試驗沒有物理化學。
在幾個最有勢力的中學裡面，天然科學都是選科，設備也很不完備。
有天才的子弟，在中學的教育幾乎全是拉丁、希臘文字同粗淺的算學。
入了大學以後，若不是改入理科，就終身同科學告辭了。
這種怪狀，一直到二十年前作者到英國留學的時代，還沒有變更。
…… 到了二十世紀，科學同神學的戰争可算是告一段落。
……〔然而〕教育界的地盤都在神學人手裡。
全國有名的中學的校長，無一個不是教士。
牛津劍橋兩處的分院院長，十個有九個是教士。
從這種學校出來的學生在社會政治上勢力最大，而最與科學隔膜。
〔例如大政治家首相格蘭斯頓（Gladstone）極力反對達爾文，至死不變。
〕近來做過首相的巴爾福（Balfour）……著的一部書叫《信仰的根本》，就是反對科學的。
社會上的人對于直接有用的科學，或是可以供工業界利用的科目，還肯提倡，還肯花錢。
真正科學的精神，他們依然沒有了解；處世立身，還是變相的基督教。
這種情形，不但英國如此，大陸各國同美國亦大抵如此。
所以在君對于當時的“科學破産”、“物質文明破産”的呼聲，是這樣答複的： 歐洲文化縱然是破産（目前并無此事），科學絕對不負這種責任。
因為破産的大原因是國際戰争。
對于戰争最應該負責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這兩種人多數仍然是不科學的。
…… 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們的張之洞，要以玄學為體，科學為用。
……所以歐美的工業雖然利用科學的發明，他們的政治社會卻絕對的缺乏科學精神。
……人生觀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