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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多的交往,沒有共同的語言;他于是就把我當做開心的對象:“徐慎行,聽說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寫能畫,吹拉彈唱,是個全才咧!聽說你能倒背《論語》,學問深沉咧!你沒事幹了,撓撓訚去嘛!怎麼就要長嘴長舌地提意見?這下倒好!放着人民教師的位位不能坐,跟我這号下苦人燒鍋燎竈,侍候人家。

    本來該着我這号受苦人侍候你哩!” 他有時又顯出很下流的樣子:“你這家夥豔福不小哩!那個裝模作樣來批判你的女先生,長得多疼人哪!聽說你跟她念書時,‘咕咚’在一搭?嗨!你說實話,你跟她×來沒有!哈呵!甭臉紅哇!隻要摸她一把奶,死了也值了!” 我要是不能忍受而抽身走掉,他就會大喊大叫:“這賊驢日的右派又鑽到哪達去了?不看看火都滅咧!真是頑固……” 我索性不說話。

    無論他罵,他損,我都權當是狗放屁。

    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劉校長面前對我的揭發。

    劉校長經常通過他了解我的言行。

    禍從口出,我記下了這個千古名言。

    時日一長,我甚至能對着他罵我損我的臉孔傻傻地笑笑,讨好地笑笑。

     我的妻子的變化更富于戲劇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沒有回家去過。

    我怕見父親,怕見楊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見我的妻子淑娥。

    我不知該怎麼辦,和田芳斷絕了,我更願意孤身獨處,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最難處理的關系是她。

    離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難的時候;回去與她湊和着過吧,我心裡覺得自己太下賤了,連個人味兒也沒有了。

     寒假裡,我沒處去了,想在學校呆着,劉建國安排了輪流護校的人員,居然沒有我,更不容許我整個一個假期都呆在學校了。

    他不放心我,怕我縱火或爆炸吧?我在寒冷的臘月裡,回到了有點陌生的家鄉楊徐村。

     村子裡的臨着街巷的牆壁上,有用白灰刷寫的大幅标語:“社會主義好”,“保衛社會主義江山,反擊右派進攻。

    ”我幾乎再不敢東張西望,低着頭進了自己的門樓。

     我踏進院子,聽見小竈房裡有啪哒啪哒的風箱聲。

    我的妻子淑娥大約聽見腳步響,從小竈房裡探出來,看見我,站直了身子,問:“你找誰?” 她裝作不認識我了。

    我也不知該怎麼對付這種局面,避開她的惡恨的眼光,徑直往裡走。

     “噢!這是有名有望的徐老先生的好兒子呀!我這笨人笨眼,倒認不得了!”她在竈房門口拍打着手,拍打着膝蓋,大噓小歎,挪揄着說,“聽說你幹闊了,從左派升成右派了!真氣魄呀!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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