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事不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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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爾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個乞丐施舍，朋友告訴他，該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壞，固聞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給他那個人，我是施舍給人道。”

    嗚呼，我們對一個奄奄一息的乞丐施舍時，不能先去調查調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擲過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重新裝回口袋。蓋這是人道問題，不是訓導主任打分數問題。

    台北名鸨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殺，新聞轟動，遇救後在她的寓所招待記者，控訴非管區的警員和組長對她的騷擾。這一控訴出了麻煩，第一個嚴重的反應是警察局長，表示非取締她不可。古之時也，“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時也，“開妓院不得罪警察”。現在把三作牌的臉撕破，再想繼續下去，前途不蔔可知。第二個嚴重的反應是，有兩位專欄作家在報上提出義正詞嚴的攻擊，主要的意思是：一個開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記者，成什麼話？

    關于前者，對一個開妓院的名鸨，一直等到臉被抓破之後，才咆哮如雷，我們除了遺憾外，還有啥可說的，一說就說到紅包上，柏楊先生能吃得消？那麼，對于後者，也就是對于那些學問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盤可以寫方塊文章的衮衮聖崽，不得不請他們聽一聽托爾斯泰先生的言論。

    何秀子女士當鸨兒是一回事，人權又是一回事，中國憲法是不是規定妓女不準招待記者？一個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準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麼世界”？隻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為四等十級，“南人”最差，難道我們自己也将妓女劃成一個最低階層，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護？

    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現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訊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腳點固站在這個觀念上。一個人犯了法，當然應該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認為他不是東西，走上去拳打腳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還不準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塊錢，還有人格呀？還敢亂叫呀！”這應是吃人的野蠻部落的事，而不應是現代化中國的事。

    福祿泰耳先生曰：“盡管我反對你所說的話，但我仍拼命為你争取說話的自由。”而一些自命為民主的人士，卻用他們的大筆，封殺一個可憐女人的嘴，真使人如喪考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