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間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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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欣賞我的書法,轉過身說:“這個東西給我。

    ”他未經我應諾,已經從牆上撕下來了,一句話也未說,徑自走出門去了。

     當天晚上,臨時召開教師會,提前讓我作改造彙報。

    沒有人對我的彙報感興趣,對“慎獨”兩字的批判一下子就成為會議的中心主題。

    我預知,會議之前,教員們早已得到批判的目标了。

    其餘人的分析可以略去,劉建國的分析是校長的水平,自然高了一籌,深了一層—— “‘慎’什麼‘獨’?你的錯誤難道是不‘慎’的結果嗎?如果不從思想根源,階級立場上徹底改造,怎麼‘慎’得住呢?這種封建修養的方法,怎麼能救得了你的反動靈魂呢?” 我的頭上冒汗了。

    這些尖銳深刻的批判,使我連喘氣的力氣都沒有。

    我回到房子,躺在床上,我父親尊為至明的處世哲學,也不管用了,我想鑽在這張護身符下求得安甯,反而招災惹禍了,怎樣才能拯救我的小命? 我清楚記得,這張座右銘貼上床頭後,隻有韓民民來過我的房子,一定是他報告了,為了這個座右銘,我整整交待了三個晚上…… 三、四年過去了。

     我被通知說,可以任課,按教師對待了。

     我竟然感動得熱淚盈眶。

     不過,半月沒過,我就陷入自身的煩惱。

    為了體現按教師對待的精神,把我從那間小庫房調出來,插入一個二人居住的教師宿舍。

    學校裡增添了一些房舍,教員住得稍松了。

    我在這個宿舍裡不僅黑天睡不着,白天也不自在。

    我總是處于一種高度的緊張狀态,惶惶不可終日。

    莫名其妙地對人家笑,對同宿舍的老師或到這個宿舍來的老師說下的話,一律說:“對對對!”其實許多話我根本就沒聽清内容,嘴裡卻不由自主地“對對對”地應諾着,惹得大夥發笑。

    我愈發窘了,也愈緊張了。

     我去上課,突然覺得我不會說話了。

    我的腦子裡的語言倉庫全部關閉了,一個詞兒也拿不出來,而且十分緊張。

    盡管我帶的是地理課,也不敢講,急得頭上冒汗,隻會照課本往下念,學生已經亂得像一窩雀兒了。

     一按教師對待,我就要參加許多會議,這是更難受的時刻,往常,我是右派,一月裡做一次改造彙報,坐在一個偏旁的角落。

    現在,和别人坐得近了,我很緊張;坐得遠了,又顯出我不太合群,會議室沒有我坐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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