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奇書文體”與《紅樓》“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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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本位。

    如果我們再引伸這種出于自然生育的生物學比喻,那“胎”字就表示一本有機生物從母體接承的胎形,用遺傳學的話語便是細胞基因編制的深層結構程序,即是宰制有機體日後發育約遺傳密碼。

    現在拿這比喻去回顧《紅樓夢》的創作過程,我們可以設說這部書從小說傳統的母體所承受的骨肉,主要是屬于結構方面。

     這段話從中國小說發展史上指出了小說結構學的異常的重要性。

    這在西方,也許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吧?——他接着說:換句話說,我以為《紅樓夢)從《水浒》《西遊》和《金瓶梅》繼承的美學模範可以歸結為一種特定的文體。

     他一向對此特定文體還沒有一個必要的專稱而抱憾。

    他曾在專著《明代四大奇書》中稱之為“文人小說”,用意是來區别于真正的“通俗小說”。

    他說:“我把這一組作品〔引者按:指四大書加上清代的《紅樓》與《儒林》)泛稱為‘文人小說’,以強調這一文類,無論是它的美學手法或是它的思想抱負,都反應〔引者按:原文如此,不作“反映”)明清讀書人的文學修養。

    ”“我取‘文人小說’這名稱的用意,并非要否認四大奇書演變自民間文化裡的通俗叙述資料這一事實,而隻是特指這些作品的最完整的‘寫定述’〔1〕——即嘉靖和萬曆年間問世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浒傳》、《金瓶梅詞話》以及世德堂本《西遊記》—迥别于那些先後通行、名副其實的通俗小說,這一組的寫定本,觀其刊刻始末、版式插圖、首尾貫通的結構、變化萬端的叙述口吻等等,都是一門與市井說書傳統懸殊的深奧文藝。

    因此我覺得無妨借取‘文人畫’、‘文人劇’‘的用法,來推類标榜這幾部小說特殊文化背景,以免辜負其文人作家的藝術成就和苦心雅意。

    ” 我早就表示過,浦教授作為一位西方漢學小說專家,對中國文學有如此透辟中肯的論述,實為僅見,而他的論點,我是十分同意的。

     他接着說——無論如何,要說《紅樓夢》一書出自一位文人之手、描寫一戶書香家庭的生活方式、針對一群有文藝修養的讀者——此外始終與任何民間故事資料無關——因各種關系必算定一部地地道道的“文人小說”,這種說法想來不會有人反對。

    所以在這個報告裡我拟探讨《紅樓夢》從典範“文人小說”四大奇書——特别是《金瓶梅》——所承受的文體慣例和美學模型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将題目分成結構、修辭法和思想内容三個層次。

     他所注意的三個層次,我将于另處介紹讨論,如今特别需要盡先标舉的,乃是他對《紅樓夢》提出的三個特點,即:一,作者是一位文人二,内容寫的是“書香”家庭的事情三,拟定的讀者對象是一群有文學修養的人。

     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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