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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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二十五年前犯下的一個最光榮,最了不起和最具裡程碑意義的錯誤,完完全全地改變了我的一生。

    就是這本書——《紙牌屋》。

     當時我身處一座叫做戈佐的小島上,心情很是苦悶。

    我開始抱怨身邊的一切——太陽、大海,特别是最新的暢銷書。

    很快我的另一半就受不了了。

    “别他媽這麼自大了,”她說,“要是你覺得你能寫得更好,那看在上帝的份兒上,趕緊動筆吧。

    我是來度假的,可不是來聽你拿那本破書發牢騷的!” 在她的“鼓勵”和鞭策下,我開始沉下心來。

    我從來沒想過要寫一本書,但我手裡的确有一個本子,一支筆和一瓶美酒。

    一個作家還需要什麼呢?當然,還有些煩人的細節需要想明白,那就是人物和情節。

    我能寫什麼呢?我神遊到幾個星期之間,想起我如此憤怒和苦悶的原因。

     一九八七年的保守黨總部。

    大選日前的一個星期,我還是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幕僚長。

    她當時即将史無前例地赢得第三次首相連任。

    但瑪格被一系列不負責任的民意調查結果和不知所謂的神經過敏弄得心煩意亂,覺得自己可能會輸。

    她可能有好幾天沒睡覺,牙痛得厲害。

    于是決定把痛苦轉嫁到别人身上,那個人就是我。

    有一天,後來我們稱之為“搖擺的星期四”,她爆發了。

    她攪起一陣暴風雨,殘忍而不可理喻。

    她不斷向我大吼大叫,甚至有拳腳相向的沖動,我即将成為曆史上的一個不起眼的腳注。

     我們出了她辦公室之後,副首相威利·懷特勞,這隻聰明而敏銳的老貓頭鷹翻了翻眼珠子,下了結論,“裡面這個女人永遠不會再參加下次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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