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回到寂寞的書房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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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父而言，渡海途中身首異處的那位“歐陽昆侖”祇不過是個過耳即逝的陌生的名字。
這個名字和發生在他身上的事都離奇得像是隻會出現在那種荒誕不經的武俠小說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現實裡，“歐陽昆侖”既是幫助家父、家母得以逃離中國大陸、避禍來台的恩人，也是輾轉受家父的雙重身分牽累而枉送性命的犧牲。
在抵台後最初的幾年流徙歲月中，家父隻能透過強迫自己不去回憶的手段來過生活；他和幾個不期而遇的同鄉醵資在台中第一市場外開了一月小雜貨鋪，埋首于秤斤計兩、锱铢必較的商販生涯。
可是他的同鄉合夥人太喜歡齊聚一堂、重溫當年在山東老家的種種情景，彷佛祇有憑借着不斷的回味，大家才能确信自己仍然還在繼續生活着；也祇有互相描述、争辯着故鄉人事景物、甚至為之塗抹上其實彼此都無法詳加印證的獨特色彩或豐富細節，才算（在精神深處）保有了故鄉的一切。
這種談話使家父逐漸無法承受，他總在即将有人問起：“你是怎麼來的？”、“你是跟着哪一個部隊來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類問題的時候借故逃席。
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空洞——自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一一十号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從青島登艦開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瀉不已為止，其間的一切都憑空消失。
當不再能夠和同鄉們不斷地交換記憶以相互慰藉之際，家父的恐懼、惶惑和抑郁并未消解，反而益發深陷成一種頑固不可銷解的信仰；在意識或思維的核心，他笃定地認為：正是他這個人的存在，而使得這個世界上有其它的人受難吃苦。
幾乎是以一種不告而别的潛逃方式，趁着某個藉中秋節而舉辦的同鄉宴正熱哄哄、鬧嚷嚷着的時候，家父結清了帳務，取走了自己該得的一份本利，和家母搭火車連夜北上，來到竹林市的王代表家中寄居。
車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輪黃澄澄的滿月，說：“這月亮老跟着咱們呢！”家父便哭了起來。
當時他完全不能預知：不過數日之後，李绶武翩然到來，以一種猝不及防的手段指點他重新面對人世苦難的勇氣。
說穿了其實很簡單：那份整理、編寫一部《中國曆代戰争史》的工作得以讓家父在接觸其龐大的史料的同時——不斷地發現：在看來已有成敗定論的戰鬥、戰役以至戰争事件背後、還有更長遠的淵源和背景，那些所謂的結果都出于種種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稱為“原因”的東西實則又是另一個更巨大的曆史系統操作下的“結果”……如此層遞相生、輾轉相沿，當家父不得不為謀生而陷入故紙堆中，尋找一個又一個既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後，才了解到它祇不過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的線索而已。
這份工作逐漸令家父擺脫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難”的自我折磨——在一個從未經曆過戰亂、流離，從未于去，留一念之間掙紮着背棄了家園、同胞，也從未面臨過任何重大抉擇的我眼中看來，這折磨應該祇是過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開了自己一個悲哀的玩笑罷了。
但是李绶武顯然并不這樣想——對他而言，家父爾後如癡成狂地鑽硏戰争史料的這份療傷工作祇不過是一個更長遠的謀略的一部分。
《中國曆代戰争史》是一個規模龐大、卷帙浩繁的計劃，即令集結數十百人之力，也很難在可循見的時日之内克竟全功。
然而，家父從上班的第一天起，便祇一個人、一張木質辦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闆釘成的檔案架、一隻由炮彈箱改裝的地圖卷軸桶、一疊十行紙、一杯茶和一個傳令兵——傳令兵不傳他的令，傳的是“《中國曆代戰争史》編纂委員會”的令。
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從未露過面，家父祇知道李绶武是委員會的召集人——召集人也從未露過面。
露面的祇有傳令兵；他每隔幾天會抱進一大疊少說有尺把厚的資料來，請家父簽收。
所謂“數據”，就是各式各樣的白紙黑字。
大多數的内容可以稱之為“斷爛朝報”式的考古文獻，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統形式的分類或序列出現。
比方說，家父頭一天領到的第一和第二号兩份數據分别是這樣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蹇蹇錄》謂：“當國運死活迫于眼前之際，北京政府徒逞黨争，如此兒戲之譴責，使彼不得斷行其計略，并免除其責任。
李鴻——之不幸，實可謂中國政府自殺其國家耳。
””、“英王至穎州，欽差大臣勝保勸之降，英王不從，乃檻送北京。
未至，奉诏就途中殺之。
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衛輝府之延津遇害；時年才廿六耳。
英王眼下有雙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謀略。
忠王聞其死，歎曰：“吾無助矣！””家父的職責便是把這兩條沒頭沒尾的文字抄錄在十行紙上，并依記憶（其實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歸入“中日甲午戰争時期”和“太平天國諸役時期”，然後個别收入一個墨綠色馬糞紙制的檔案夾，放在合闆架上。
家父永遠不會忘記：他在上班前四天裡一共處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号資料。
就是以這樣穩定如恒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歸檔的數據在四萬六千八百條以上——這是以每日處理一百五十條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數字。
在将近十八萬四千條以上的數據入文件之際——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滿四年的民國四十六年六月，我出生，第一個傳令兵退役，家父則通過了委任級公務人員資格考試，并且注意到有兩條不知在什麼時候随其它數據一同混入，卻始終難以歸類的文字。
一條是這樣寫的： “上海制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輪勿往遊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
此局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内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沒有督撫提司，各國毋庸驚疑。
助饷金二十萬兩口口輪空獨力發之。
參見中央日報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 另一條的内容則是—— “緻遠艦久戰之後，船傷彈盡。
管帶鄧世昌念己艦不能全，當與敵共碎，謂大副陳金揆曰：“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艦，則我軍可奪其氣也。
”遂鼓輪向敵吉野艦猛沖。
未至，過定遠艦前，适撞及日方射攻定遠之魚雷，鍋爐破裂，艦身左傾，頃刻沉沒。
口口輪空斷首于磨盤洋，非戰之罪。
” 這兩條文字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後變成黑底反白的字樣、從家父的計算機屛幕裡一行一行地閃熾出來。
老人多皺褶的臉上也映得異常亮了，他用鼻子“哼哼”了兩聲，道：“其實我原先也沒看出來。
” 之所以無法歸類入檔，乃是因為這兩條文字的内容皆有難以解釋的矛盾。
在第一條裡，自“上海制造局”到“毋庸驚疑”為止的一整段，原本是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八國聯軍之役以後，由盛宣懷策劃與各國領事簽訂的〈保護東南章程九款〉之中的第七款條文。
照說應該并入八國聯軍檔中，然而接下來的兩句渾然與聯軍之役無關，且其間更有“口口”狀之脫漏，更使文義看似全不可解。
第二條的情況也極類似：從“緻遠艦”到“頃刻沉沒”為止的一整段，原本說的是中日甲午之戰的片段。
可是在脫漏了兩個字之後居然出現了東海海域的磨盤洋，而非甲午海戰爆發所在的黃海。
家父最初的推測是那“口口”二字也許是某艘海船的名字，這完全是因為在兩條文字中都出現了“兵輪”或“緻遠艦”、“吉野艦”的緣故。
然而對照起下文來，文句根本不通，文義自然也就不得而解。
直到某一日，家父忽然心血來潮，跑了一趟當時位在植物園裡的中央圖書館，把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一号的《中央日報》複印件調出來，仔細搜尋半天，終于讀到了這麼一條不太起眼的消息：中央銀行所存黃金
這個名字和發生在他身上的事都離奇得像是隻會出現在那種荒誕不經的武俠小說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現實裡，“歐陽昆侖”既是幫助家父、家母得以逃離中國大陸、避禍來台的恩人，也是輾轉受家父的雙重身分牽累而枉送性命的犧牲。
在抵台後最初的幾年流徙歲月中，家父隻能透過強迫自己不去回憶的手段來過生活；他和幾個不期而遇的同鄉醵資在台中第一市場外開了一月小雜貨鋪，埋首于秤斤計兩、锱铢必較的商販生涯。
可是他的同鄉合夥人太喜歡齊聚一堂、重溫當年在山東老家的種種情景，彷佛祇有憑借着不斷的回味，大家才能确信自己仍然還在繼續生活着；也祇有互相描述、争辯着故鄉人事景物、甚至為之塗抹上其實彼此都無法詳加印證的獨特色彩或豐富細節，才算（在精神深處）保有了故鄉的一切。
這種談話使家父逐漸無法承受，他總在即将有人問起：“你是怎麼來的？”、“你是跟着哪一個部隊來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類問題的時候借故逃席。
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空洞——自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一一十号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從青島登艦開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瀉不已為止，其間的一切都憑空消失。
當不再能夠和同鄉們不斷地交換記憶以相互慰藉之際，家父的恐懼、惶惑和抑郁并未消解，反而益發深陷成一種頑固不可銷解的信仰；在意識或思維的核心，他笃定地認為：正是他這個人的存在，而使得這個世界上有其它的人受難吃苦。
幾乎是以一種不告而别的潛逃方式，趁着某個藉中秋節而舉辦的同鄉宴正熱哄哄、鬧嚷嚷着的時候，家父結清了帳務，取走了自己該得的一份本利，和家母搭火車連夜北上，來到竹林市的王代表家中寄居。
車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輪黃澄澄的滿月，說：“這月亮老跟着咱們呢！”家父便哭了起來。
當時他完全不能預知：不過數日之後，李绶武翩然到來，以一種猝不及防的手段指點他重新面對人世苦難的勇氣。
說穿了其實很簡單：那份整理、編寫一部《中國曆代戰争史》的工作得以讓家父在接觸其龐大的史料的同時——不斷地發現：在看來已有成敗定論的戰鬥、戰役以至戰争事件背後、還有更長遠的淵源和背景，那些所謂的結果都出于種種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稱為“原因”的東西實則又是另一個更巨大的曆史系統操作下的“結果”……如此層遞相生、輾轉相沿，當家父不得不為謀生而陷入故紙堆中，尋找一個又一個既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後，才了解到它祇不過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的線索而已。
這份工作逐漸令家父擺脫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難”的自我折磨——在一個從未經曆過戰亂、流離，從未于去，留一念之間掙紮着背棄了家園、同胞，也從未面臨過任何重大抉擇的我眼中看來，這折磨應該祇是過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開了自己一個悲哀的玩笑罷了。
但是李绶武顯然并不這樣想——對他而言，家父爾後如癡成狂地鑽硏戰争史料的這份療傷工作祇不過是一個更長遠的謀略的一部分。
《中國曆代戰争史》是一個規模龐大、卷帙浩繁的計劃，即令集結數十百人之力，也很難在可循見的時日之内克竟全功。
然而，家父從上班的第一天起，便祇一個人、一張木質辦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闆釘成的檔案架、一隻由炮彈箱改裝的地圖卷軸桶、一疊十行紙、一杯茶和一個傳令兵——傳令兵不傳他的令，傳的是“《中國曆代戰争史》編纂委員會”的令。
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從未露過面，家父祇知道李绶武是委員會的召集人——召集人也從未露過面。
露面的祇有傳令兵；他每隔幾天會抱進一大疊少說有尺把厚的資料來，請家父簽收。
所謂“數據”，就是各式各樣的白紙黑字。
大多數的内容可以稱之為“斷爛朝報”式的考古文獻，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統形式的分類或序列出現。
比方說，家父頭一天領到的第一和第二号兩份數據分别是這樣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蹇蹇錄》謂：“當國運死活迫于眼前之際，北京政府徒逞黨争，如此兒戲之譴責，使彼不得斷行其計略，并免除其責任。
李鴻——之不幸，實可謂中國政府自殺其國家耳。
””、“英王至穎州，欽差大臣勝保勸之降，英王不從，乃檻送北京。
未至，奉诏就途中殺之。
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衛輝府之延津遇害；時年才廿六耳。
英王眼下有雙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謀略。
忠王聞其死，歎曰：“吾無助矣！””家父的職責便是把這兩條沒頭沒尾的文字抄錄在十行紙上，并依記憶（其實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歸入“中日甲午戰争時期”和“太平天國諸役時期”，然後個别收入一個墨綠色馬糞紙制的檔案夾，放在合闆架上。
家父永遠不會忘記：他在上班前四天裡一共處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号資料。
就是以這樣穩定如恒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歸檔的數據在四萬六千八百條以上——這是以每日處理一百五十條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數字。
在将近十八萬四千條以上的數據入文件之際——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滿四年的民國四十六年六月，我出生，第一個傳令兵退役，家父則通過了委任級公務人員資格考試，并且注意到有兩條不知在什麼時候随其它數據一同混入，卻始終難以歸類的文字。
一條是這樣寫的： “上海制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輪勿往遊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
此局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内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沒有督撫提司，各國毋庸驚疑。
助饷金二十萬兩口口輪空獨力發之。
參見中央日報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 另一條的内容則是—— “緻遠艦久戰之後，船傷彈盡。
管帶鄧世昌念己艦不能全，當與敵共碎，謂大副陳金揆曰：“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艦，則我軍可奪其氣也。
”遂鼓輪向敵吉野艦猛沖。
未至，過定遠艦前，适撞及日方射攻定遠之魚雷，鍋爐破裂，艦身左傾，頃刻沉沒。
口口輪空斷首于磨盤洋，非戰之罪。
” 這兩條文字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後變成黑底反白的字樣、從家父的計算機屛幕裡一行一行地閃熾出來。
老人多皺褶的臉上也映得異常亮了，他用鼻子“哼哼”了兩聲，道：“其實我原先也沒看出來。
” 之所以無法歸類入檔，乃是因為這兩條文字的内容皆有難以解釋的矛盾。
在第一條裡，自“上海制造局”到“毋庸驚疑”為止的一整段，原本是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八國聯軍之役以後，由盛宣懷策劃與各國領事簽訂的〈保護東南章程九款〉之中的第七款條文。
照說應該并入八國聯軍檔中，然而接下來的兩句渾然與聯軍之役無關，且其間更有“口口”狀之脫漏，更使文義看似全不可解。
第二條的情況也極類似：從“緻遠艦”到“頃刻沉沒”為止的一整段，原本說的是中日甲午之戰的片段。
可是在脫漏了兩個字之後居然出現了東海海域的磨盤洋，而非甲午海戰爆發所在的黃海。
家父最初的推測是那“口口”二字也許是某艘海船的名字，這完全是因為在兩條文字中都出現了“兵輪”或“緻遠艦”、“吉野艦”的緣故。
然而對照起下文來，文句根本不通，文義自然也就不得而解。
直到某一日，家父忽然心血來潮，跑了一趟當時位在植物園裡的中央圖書館，把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一号的《中央日報》複印件調出來，仔細搜尋半天，終于讀到了這麼一條不太起眼的消息：中央銀行所存黃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