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生得越普及、越長久，今天研究的學理價值也越高。

     某一種文化如果長時間地被一個民族所沈溺，那麼這種文化一定是觸及到了這個民族的深層心理。

    以這種标準來衡量，中華民族在藝術文化充分成熟之後有幾種群體性癡迷值得注意。

    第一是唐詩，第二是書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第三，我隻能“舉賢不避親”了，是昆曲。

    它與唐詩與書法一樣，讓中華民族長久癡迷，長久瘋狂，因此從審美意義上透露了整個民族的精神奧秘。

     昆曲曾經讓中華民族癡迷了兩個多世紀。

    大緻說來，整個十七世紀和整個十八世紀，也即明代萬曆年間至清代幹嘉之交，基本上屬于昆曲世紀。

    不僅中國戲劇史上沒有其它一個劇種能與之比肩，而且即使在整個中國藝術史上也很難找到更多這樣的現象。

    唐詩、書法雖然興盛也不會出現萬衆歡騰的場面，但昆曲做到了。

    因此，我認為無論是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學者還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學者都應該對它投注更多的精力。

     敗奇怪，十九世紀一開始，它的勢頭也就漸漸衰微了。

    我已經發現不止一位西方學者論定，十九世紀是人類在文化創作上最少遊戲意識的時代，昆曲的衰微也應順了這種論斷。

    當時中西文化交流還沒有像模象樣地展開，因此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應順，對我來說還是一個難題。

     暫時不去管這一些了，讓我們還是回到昆曲上來。

    我首先要說一說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後再看看它曾經如何深入地牽動了廣大中國人的藝術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