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宋遼金元 第三節 元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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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子女的婚姻，必勒索錢币禮物方許成親，以緻貧寒無力之家，其子女遷延不得嫁齲又元律規定，地主毆死佃戶隻杖一百七，征燒埋銀五十兩；而佃戶打死地主，除處死之外，還要付燒埋銀五十兩。
可見佃戶雖是良民，但其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甚低。
6.賦稅制度 元代的賦稅制度比較混亂，北方、南方的稅制亦不相同。
稅糧、科差北方的賦稅主要有稅糧和科差。
稅糧分為丁稅和地稅，丁稅每丁粟二石，地稅每畝粟三升。
所謂丁稅每丁粟二石是指全額丁稅而言，然而納丁稅的人戶并不都是交納全額的。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規定：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二石，驅丁粟一石；減半科戶丁說，每丁粟一石；協濟戶（家中沒有成丁的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原已入籍、後又遷移他鄉就地入籍的戶）丁稅，第一年五鬥，第二年七鬥五升，第三年一石二鬥五升，第四年一石五鬥，第五年一石七鬥五升，第六年二石。
丁稅和地稅并非由民戶同時負擔，一般情況是，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
但也有混亂情形存在，即往往有一戶并納二稅的現象。
另外，凡征稅糧時，每石又帶征&ldquo鼠耗&rdquo三升，&ldquo分例&rdquo（手續費）四升。
科差又分絲料、包銀、俸鈔三項，都是以戶為單位征收的。
絲料開始于元太宗窩闊台時，當時是每二戶出絲一斤，交納政一府；每五戶出絲一斤，交納有封地的封主。
這一辦法到元世祖時又有變化，改為每二戶出絲二斤，交納政一府；每五戶出絲二斤，交納有封地的封主，稱為五戶絲。
由此，每戶絲料的負擔要比原來增加一倍。
包銀在憲宗蒙哥時，規定每戶征銀四兩，其中二兩征銀，二兩折收絲絹等物。
至元世祖忽必烈時，每戶納銀四兩改為納鈔四兩，由于鈔與銀的比價是鈔二兩合銀一兩，所以實際減輕了一半。
俸鈔始于元世祖時，每戶納鈔一兩，用作官吏的俸祿。
夏、秋二稅南方的賦稅制度則沿用南宋的兩稅法，按照地畝征稅，分為夏秋兩次征收。
秋稅征糧，夏稅征木棉、布、絹、絲、綿等物。
南方也有科差，分為戶鈔和包銀兩項。
戶鈔相當于北方的五戶絲，在元世祖時規定，于一萬戶田租中征鈔百錠。
包銀始于元仁宗時，相當于北方的俸鈔，每戶征銀二兩，折收至元鈔十貫。
元代全國的稅糧總數，每年一千二百餘萬石，其中大部分來自南方。
括馬、和買、和雇除去上述賦稅之外，元朝政一府還有種種名目的勒索，不時加之于人民。
如有所謂&ldquo括馬&rdquo，即是無代價地向民間強取馬匹。
根據可靠材料，元朝一代所括民間馬匹，至少在百萬匹以上。
又有所謂&ldquo和買&rdquo、&ldquo和雇&rdquo。
&ldquo和買&rdquo是官府采買民間物料，或派給民間造作項目，而不給予價錢，或給價極少，其名為&ldquo和買&rdquo，實則科派強齲&ldquo和雇&rdquo則是官府雇傭民間車輛腳力從事運輸，而給價十不及二三，名為&ldquo和雇&rdquo，實際等于征發徭役。
徭役與差役元朝政一府又有繁重的徭役和差役，把所屬人口劃分為民戶、站戶、匠戶、冶金戶、打捕戶、鹽戶、窯戶等，稱作&ldquo諸色戶計&rdquo，使之各當其役。
一般民戶要負擔開河、築堤、運輸、修城等徭役，不時被征發應役，幾乎無日休息。
其他人戶則要各自負擔一種特殊的差役，并且要世世代代負擔下去，永遠不得解脫。
元朝的徭役與差役繁重嚴酷，是使廣大農民破産逃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會經濟的發展 1.農業 恢複農業生産的措施忽必烈即位以後，即開始改變了以往蒙古統治者對農業輕視的态度，而在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其一是下令保護農田。
忽必烈曾屢戒蒙古貴族及蒙古軍不得因打豬踐踏農田，不得侵占農田作為牧場，強調要&ldquo使百姓安業力農&rdquo①。
其二是設立管理農業的政一府機構。
早在1261年，忽必烈已設立勸農司，派出若幹人為勸農使。
1270年，又設立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
同年又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
1288年，又于江南設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大力提倡耕墾。
這些機構在元初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其三是頒行《農桑輯要》。
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命人編修《農桑輯要》一書，頒行天下，命令各地地方官大力宣傳和推廣。
此書系參考曆代農書如《齊民要術》等，并結合當時實際的農事經驗所寫成。
此書頒行于全國，對指導農業生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其四是成立村社。
先是北方民間有&ldquo鋤社&rdquo的互助組織，&ldquo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rdquo，&ldquo間有病患之家，共力鋤之，故無荒穢，歲皆豐熟&rdquo①。
1270年，元朝政一府又下令在北方漢地立社，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社長。
社長的職責是督促農民及時耕作、開墾荒田、修治河渠、經營副業等。
凡種田者必立一牌于田側，上書某社某人，以便社長随時稽查。
這種村社制度以後遍行南北各地，在組織督導生産上起了積極的作用。
農業生産的發展由于上述種種措施，再加上人民努力耕織，農業生産得到恢複與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荒田的開墾和水利的興修。
元世祖忽必烈時，北方的農業生産便日益恢複，&ldquo民間墾辟種藝之業，增前數倍。
&rdquo②元朝建立後，在各行省大興屯田，分為軍屯和民屯兩種。
據1308年的統計，全國屯田有一百二十餘所，墾田面積約在二十萬頃以上。
又元初在中央設都水監，在各地設河渠司，專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為務。
大緻前代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陸續得到了修複。
如陝西三白渠工程得到修複，到元朝後期仍可灌田七萬餘頃。
浙江捍海塘工程得到修複，使大量農田免于水患。
第二，棉花種植的推廣。
在元代，江南地區已普遍種植棉花，而且棉花産量不斷提高。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設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每年向民間征收木棉布十萬匹。
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年），又規定江南夏稅折征木棉、布絹等物。
這些都說明江南植棉業的發達。
後來，江南的植棉技術逐漸傳到北方，棉花已在全國廣泛種植了。
由于棉花廣為種植，所以元代官修農書《農桑輯要》及王祯《農書》都專門寫了植棉的方法。
第三，人口的增加。
元朝政一府掌握的人口數字不斷增長。
蒙古滅金得中原州郡後，太宗七年（1235年），下诏登記民戶，凡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有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
憲宗二年（1252年），又登記民戶，增戶三十餘萬。
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又登記民戶，增戶三十餘萬。
元朝滅宋統一全國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又登記民戶，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零八百有餘，于是南北方民戶總書于冊者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零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在此數之内①。
曆代封建經濟達到繁榮時期，封建政一府就能掌握到五六千萬人口之數，元朝政一府掌握人口五千八百餘萬，說明元代農業已有相當的恢複和發展。
2.手工業 官手工業元代的官手工業很發達。
蒙古統治者開始不知農業的好處，但卻知手工業的好處。
因為手工業工匠能夠提一供優良的軍器和各種消費品，所以蒙古統治者非常重視保護工匠和搜羅工匠。
如忽必烈滅南宋後，搜羅江南民戶三十萬為工匠，最後選留有技藝者十餘萬戶，其餘放還為民。
又在北方搜羅工匠四十二萬，設立局院七十餘所。
被搜羅的工匠稱為匠戶，與普通民戶不同，立有專門的匠籍，子孫世襲，不得改業。
元朝政一府掌握了大量的工匠，使之從事于官手工業生産，這就造成了官手工業的繁榮。
元朝政一府設有許多管理手工業的機構和官營的手工業作坊。
如在中央設置将作院，專司掌管工藝。
又在大都及各地設置各種官手工業局院，直接指揮工匠從事生産，如有織造局、織染局等。
當時官手工業的門類很多，幾乎應有盡有。
但是官手工業的生産關系很不利于生産的發展。
因為匠戶雖然受到一些優待，如有田産在四頃以内，可以免納稅糧，也不承當其他差役，并且由官府支給一定的口糧；然而匠戶們毫無自一由，終年被拘集在官營手工作坊或工場中工作，除去完成定額任務外，又要替官吏做私活，并且還時刻受到監工者的鞭笞和虐一待，口糧也時常被官吏克扣拖欠，不能定期定量領到手，所以匠戶們多不樂于應役，經常逃亡或消極怠堡，以緻官手工業的生産效率低下，産品往往粗劣不堪。
元朝政一府盡量搜羅民間工匠的結果，大大阻礙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
不過民間獨立的手工業者仍然存在，所以民間手工業在元代的不少地區繼續在發展。
棉織業元代的手工業以棉織業、絲織業、制瓷業、印刷業、火器制造業最重要。
棉紡織業作為新興的行業，在元代大有發展。
由于江南地區已經盛種棉花，因而棉紡織業作為一種農村的家庭副業，也在江南地區普遍發達起來。
在江南棉織業的發展中，黃道婆做出重大的貢獻。
她是松江府烏泥泾鎮（今上海縣華泾鎮）人，生于南宋淳祐年間（約1245年）。
她原是一個童養媳，因為受到非人的待遇，随一條海船逃往崖州（今海南省崖縣）。
崖州是黎族聚居區，黎族人民擅長紡織，掌握比較先進的棉紡織生産技術，所生産的棉織品聞名于内地。
她在崖州大約生活了三、四十年，向黎族人民學習紡織技術，最後在元成宗元貞年間（1295&mdash1296年），返回了故鄉烏泥泾。
她在家鄉熱心傳授制造先進的去棉籽、彈花、紡花到織布的一整套生産工具，提高了勞動效率和産品質量。
此外，在織染技術方面，她還創造出一套可供遵循的成法，所産的被、褥、帶、帨（佩巾）等棉織品圖案美麗，鮮豔喜人。
在她的影響和帶動下，烏泥泾從事紡織的居民愈多，所産&ldquo烏泥泾被&rdquo名滿國中。
松江地區在元代逐漸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這與黃道婆在紡織技術方面的革新和推廣是分不開的。
絲織業絲織業在元代也有很大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絲織業的發展，南方更勝過北方。
江南地區的絲織業，主要是農民的家庭副業，但也出現了專門以絲織業為生的機戶，其生産有家庭手工業的形式，也有小作坊的形式。
根據徐一夔《始豐稿·織工對》的記載，杭州在元朝末年已經出現擁有四、五架織機、雇工十數人的絲織業手工作坊了。
另外，絲織品加金技術在元代也有了進步。
弘州、荨麻林兩地有三千三百餘戶西域的回回工匠，這些回回工匠善于制造一種稱為&ldquo納失失&rdquo的金绮，所謂金绮即是用金線（以金箔拈成的線）與絲線交織而成的絲織品，上貼大小明珠，甚是一精一美。
制瓷業制瓷業在宋代的基礎上也有新的發展。
元代瓷器以青花瓷為代表作，這種瓷器造型優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蓋罐、青花八棱106元影青觀音像（北京出土） 執壺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鳳頭扁壺、青花托盞等，都反映了元代青花瓷的燒造水平。
元代的瓷器不僅行銷國内，而且遠銷到海外各地。
如元末來中國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就曾記載中國的瓷器一直輸出到他的家鄉摩洛哥。
3.商業 鈔法元代的商業很繁盛，這與全國大一統局面以及水陸交通的發達、紙币的廣為流通等大有關系。
元太宗窩闊台滅金之後，即沿金朝舊制，印造紙币。
忽必烈即位後，在中統元年（1260年），又發行兩種紙币：一種是中統交鈔，以絲為鈔本，以兩為單位，每二兩當銀一兩；一種是中統元寶鈔，簡稱中統寶鈔或中統鈔，以金銀為鈔本，面額自十文至二貫（一千文為一貫）共九種，每一貫當交鈔一兩，兩貫當白銀一兩。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發行至元寶鈔，簡稱至元鈔，也以金銀為鈔本，與中統
可見佃戶雖是良民，但其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甚低。
6.賦稅制度 元代的賦稅制度比較混亂，北方、南方的稅制亦不相同。
稅糧、科差北方的賦稅主要有稅糧和科差。
稅糧分為丁稅和地稅，丁稅每丁粟二石，地稅每畝粟三升。
所謂丁稅每丁粟二石是指全額丁稅而言，然而納丁稅的人戶并不都是交納全額的。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規定：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二石，驅丁粟一石；減半科戶丁說，每丁粟一石；協濟戶（家中沒有成丁的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原已入籍、後又遷移他鄉就地入籍的戶）丁稅，第一年五鬥，第二年七鬥五升，第三年一石二鬥五升，第四年一石五鬥，第五年一石七鬥五升，第六年二石。
丁稅和地稅并非由民戶同時負擔，一般情況是，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
但也有混亂情形存在，即往往有一戶并納二稅的現象。
另外，凡征稅糧時，每石又帶征&ldquo鼠耗&rdquo三升，&ldquo分例&rdquo（手續費）四升。
科差又分絲料、包銀、俸鈔三項，都是以戶為單位征收的。
絲料開始于元太宗窩闊台時，當時是每二戶出絲一斤，交納政一府；每五戶出絲一斤，交納有封地的封主。
這一辦法到元世祖時又有變化，改為每二戶出絲二斤，交納政一府；每五戶出絲二斤，交納有封地的封主，稱為五戶絲。
由此，每戶絲料的負擔要比原來增加一倍。
包銀在憲宗蒙哥時，規定每戶征銀四兩，其中二兩征銀，二兩折收絲絹等物。
至元世祖忽必烈時，每戶納銀四兩改為納鈔四兩，由于鈔與銀的比價是鈔二兩合銀一兩，所以實際減輕了一半。
俸鈔始于元世祖時，每戶納鈔一兩，用作官吏的俸祿。
夏、秋二稅南方的賦稅制度則沿用南宋的兩稅法，按照地畝征稅，分為夏秋兩次征收。
秋稅征糧，夏稅征木棉、布、絹、絲、綿等物。
南方也有科差，分為戶鈔和包銀兩項。
戶鈔相當于北方的五戶絲，在元世祖時規定，于一萬戶田租中征鈔百錠。
包銀始于元仁宗時，相當于北方的俸鈔，每戶征銀二兩，折收至元鈔十貫。
元代全國的稅糧總數，每年一千二百餘萬石，其中大部分來自南方。
括馬、和買、和雇除去上述賦稅之外，元朝政一府還有種種名目的勒索，不時加之于人民。
如有所謂&ldquo括馬&rdquo，即是無代價地向民間強取馬匹。
根據可靠材料，元朝一代所括民間馬匹，至少在百萬匹以上。
又有所謂&ldquo和買&rdquo、&ldquo和雇&rdquo。
&ldquo和買&rdquo是官府采買民間物料，或派給民間造作項目，而不給予價錢，或給價極少，其名為&ldquo和買&rdquo，實則科派強齲&ldquo和雇&rdquo則是官府雇傭民間車輛腳力從事運輸，而給價十不及二三，名為&ldquo和雇&rdquo，實際等于征發徭役。
徭役與差役元朝政一府又有繁重的徭役和差役，把所屬人口劃分為民戶、站戶、匠戶、冶金戶、打捕戶、鹽戶、窯戶等，稱作&ldquo諸色戶計&rdquo，使之各當其役。
一般民戶要負擔開河、築堤、運輸、修城等徭役，不時被征發應役，幾乎無日休息。
其他人戶則要各自負擔一種特殊的差役，并且要世世代代負擔下去，永遠不得解脫。
元朝的徭役與差役繁重嚴酷，是使廣大農民破産逃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會經濟的發展 1.農業 恢複農業生産的措施忽必烈即位以後，即開始改變了以往蒙古統治者對農業輕視的态度，而在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其一是下令保護農田。
忽必烈曾屢戒蒙古貴族及蒙古軍不得因打豬踐踏農田，不得侵占農田作為牧場，強調要&ldquo使百姓安業力農&rdquo①。
其二是設立管理農業的政一府機構。
早在1261年，忽必烈已設立勸農司，派出若幹人為勸農使。
1270年，又設立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
同年又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
1288年，又于江南設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大力提倡耕墾。
這些機構在元初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其三是頒行《農桑輯要》。
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命人編修《農桑輯要》一書，頒行天下，命令各地地方官大力宣傳和推廣。
此書系參考曆代農書如《齊民要術》等，并結合當時實際的農事經驗所寫成。
此書頒行于全國，對指導農業生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其四是成立村社。
先是北方民間有&ldquo鋤社&rdquo的互助組織，&ldquo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rdquo，&ldquo間有病患之家，共力鋤之，故無荒穢，歲皆豐熟&rdquo①。
1270年，元朝政一府又下令在北方漢地立社，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社長。
社長的職責是督促農民及時耕作、開墾荒田、修治河渠、經營副業等。
凡種田者必立一牌于田側，上書某社某人，以便社長随時稽查。
這種村社制度以後遍行南北各地，在組織督導生産上起了積極的作用。
農業生産的發展由于上述種種措施，再加上人民努力耕織，農業生産得到恢複與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荒田的開墾和水利的興修。
元世祖忽必烈時，北方的農業生産便日益恢複，&ldquo民間墾辟種藝之業，增前數倍。
&rdquo②元朝建立後，在各行省大興屯田，分為軍屯和民屯兩種。
據1308年的統計，全國屯田有一百二十餘所，墾田面積約在二十萬頃以上。
又元初在中央設都水監，在各地設河渠司，專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為務。
大緻前代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陸續得到了修複。
如陝西三白渠工程得到修複，到元朝後期仍可灌田七萬餘頃。
浙江捍海塘工程得到修複，使大量農田免于水患。
第二，棉花種植的推廣。
在元代，江南地區已普遍種植棉花，而且棉花産量不斷提高。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設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每年向民間征收木棉布十萬匹。
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年），又規定江南夏稅折征木棉、布絹等物。
這些都說明江南植棉業的發達。
後來，江南的植棉技術逐漸傳到北方，棉花已在全國廣泛種植了。
由于棉花廣為種植，所以元代官修農書《農桑輯要》及王祯《農書》都專門寫了植棉的方法。
第三，人口的增加。
元朝政一府掌握的人口數字不斷增長。
蒙古滅金得中原州郡後，太宗七年（1235年），下诏登記民戶，凡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有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
憲宗二年（1252年），又登記民戶，增戶三十餘萬。
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又登記民戶，增戶三十餘萬。
元朝滅宋統一全國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又登記民戶，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零八百有餘，于是南北方民戶總書于冊者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零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在此數之内①。
曆代封建經濟達到繁榮時期，封建政一府就能掌握到五六千萬人口之數，元朝政一府掌握人口五千八百餘萬，說明元代農業已有相當的恢複和發展。
2.手工業 官手工業元代的官手工業很發達。
蒙古統治者開始不知農業的好處，但卻知手工業的好處。
因為手工業工匠能夠提一供優良的軍器和各種消費品，所以蒙古統治者非常重視保護工匠和搜羅工匠。
如忽必烈滅南宋後，搜羅江南民戶三十萬為工匠，最後選留有技藝者十餘萬戶，其餘放還為民。
又在北方搜羅工匠四十二萬，設立局院七十餘所。
被搜羅的工匠稱為匠戶，與普通民戶不同，立有專門的匠籍，子孫世襲，不得改業。
元朝政一府掌握了大量的工匠，使之從事于官手工業生産，這就造成了官手工業的繁榮。
元朝政一府設有許多管理手工業的機構和官營的手工業作坊。
如在中央設置将作院，專司掌管工藝。
又在大都及各地設置各種官手工業局院，直接指揮工匠從事生産，如有織造局、織染局等。
當時官手工業的門類很多，幾乎應有盡有。
但是官手工業的生産關系很不利于生産的發展。
因為匠戶雖然受到一些優待，如有田産在四頃以内，可以免納稅糧，也不承當其他差役，并且由官府支給一定的口糧；然而匠戶們毫無自一由，終年被拘集在官營手工作坊或工場中工作，除去完成定額任務外，又要替官吏做私活，并且還時刻受到監工者的鞭笞和虐一待，口糧也時常被官吏克扣拖欠，不能定期定量領到手，所以匠戶們多不樂于應役，經常逃亡或消極怠堡，以緻官手工業的生産效率低下，産品往往粗劣不堪。
元朝政一府盡量搜羅民間工匠的結果，大大阻礙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
不過民間獨立的手工業者仍然存在，所以民間手工業在元代的不少地區繼續在發展。
棉織業元代的手工業以棉織業、絲織業、制瓷業、印刷業、火器制造業最重要。
棉紡織業作為新興的行業，在元代大有發展。
由于江南地區已經盛種棉花，因而棉紡織業作為一種農村的家庭副業，也在江南地區普遍發達起來。
在江南棉織業的發展中，黃道婆做出重大的貢獻。
她是松江府烏泥泾鎮（今上海縣華泾鎮）人，生于南宋淳祐年間（約1245年）。
她原是一個童養媳，因為受到非人的待遇，随一條海船逃往崖州（今海南省崖縣）。
崖州是黎族聚居區，黎族人民擅長紡織，掌握比較先進的棉紡織生産技術，所生産的棉織品聞名于内地。
她在崖州大約生活了三、四十年，向黎族人民學習紡織技術，最後在元成宗元貞年間（1295&mdash1296年），返回了故鄉烏泥泾。
她在家鄉熱心傳授制造先進的去棉籽、彈花、紡花到織布的一整套生産工具，提高了勞動效率和産品質量。
此外，在織染技術方面，她還創造出一套可供遵循的成法，所産的被、褥、帶、帨（佩巾）等棉織品圖案美麗，鮮豔喜人。
在她的影響和帶動下，烏泥泾從事紡織的居民愈多，所産&ldquo烏泥泾被&rdquo名滿國中。
松江地區在元代逐漸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這與黃道婆在紡織技術方面的革新和推廣是分不開的。
絲織業絲織業在元代也有很大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絲織業的發展，南方更勝過北方。
江南地區的絲織業，主要是農民的家庭副業，但也出現了專門以絲織業為生的機戶，其生産有家庭手工業的形式，也有小作坊的形式。
根據徐一夔《始豐稿·織工對》的記載，杭州在元朝末年已經出現擁有四、五架織機、雇工十數人的絲織業手工作坊了。
另外，絲織品加金技術在元代也有了進步。
弘州、荨麻林兩地有三千三百餘戶西域的回回工匠，這些回回工匠善于制造一種稱為&ldquo納失失&rdquo的金绮，所謂金绮即是用金線（以金箔拈成的線）與絲線交織而成的絲織品，上貼大小明珠，甚是一精一美。
制瓷業制瓷業在宋代的基礎上也有新的發展。
元代瓷器以青花瓷為代表作，這種瓷器造型優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蓋罐、青花八棱106元影青觀音像（北京出土） 執壺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鳳頭扁壺、青花托盞等，都反映了元代青花瓷的燒造水平。
元代的瓷器不僅行銷國内，而且遠銷到海外各地。
如元末來中國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就曾記載中國的瓷器一直輸出到他的家鄉摩洛哥。
3.商業 鈔法元代的商業很繁盛，這與全國大一統局面以及水陸交通的發達、紙币的廣為流通等大有關系。
元太宗窩闊台滅金之後，即沿金朝舊制，印造紙币。
忽必烈即位後，在中統元年（1260年），又發行兩種紙币：一種是中統交鈔，以絲為鈔本，以兩為單位，每二兩當銀一兩；一種是中統元寶鈔，簡稱中統寶鈔或中統鈔，以金銀為鈔本，面額自十文至二貫（一千文為一貫）共九種，每一貫當交鈔一兩，兩貫當白銀一兩。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發行至元寶鈔，簡稱至元鈔，也以金銀為鈔本，與中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