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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通納即将獲得博士學位的典禮日前一個星期,阿切爾·斯隆給了他一個全職大學講師的工作職位。

    斯隆解釋說,大學的政策是不雇本校的畢業生,可是由于戰時訓練有素和有經驗的大學教師缺乏,他才有可能說服行政管理部門開個例外。

     斯通納曾有些不情願地給本地區一些大學和學院寫了幾封求職信,冒昧地詳細列舉了自己的若幹資格;沒有得到任何回音時,他奇怪地有種解脫感。

    他對自己的這種釋然還一知半解;在哥倫比亞的這所大學,他已經熟悉了那種安全和溫暖,這種東西小時在家就本應該感覺到過,但卻未能感覺到,而且對自己能在别處找到這些東西的能力并無把握。

    他感激不盡地接受了斯隆提供的機會。

     接受這份工作後,他忽然意識到,斯隆在美國參戰的這一年驟然老了許多。

    他五十好幾,顯得要多老十歲;那桀骜不馴的鐵灰色的鬈發,曾經在頭頂蓬蓬松松,現在已經變白,在貧瘠的頭骨上平平地貼着,已經了無生命力。

    他的那雙黑眼睛已經遲鈍無神,好像蒙了層潮濕的薄膜;那張遍布皺紋的長臉,曾經堅硬如薄薄的皮革,現在松脆得像年代久遠、幹燥的紙張;他那平闆、冷嘲熱諷的聲音開始透出一絲顫音。

    看着他,斯通納心想:他快要死了——一年或者兩年内,甚至十年内,他就會死去。

    一種不成熟的失落感牢牢地控制住他,于是他轉身而去。

     1918年的那個夏天,他的大量心思都用在琢磨死亡上。

    馬斯特思的死對他的震撼比自己想象的要強烈得多。

    第一批美國軍人在歐洲的傷亡名單開始陸續公布。

    以前,他想到死亡,無非把死亡當作一個文學事件或者時間對不完美的肉體施加的緩慢、默默的耗損。

    他沒有想過死亡就是發生在某個戰場上的暴力爆炸,沒有想過死亡就是割裂的喉嚨裡血流如噴。

    他對這兩種死亡方式的不同感到不解,也不明白這種區别意味着什麼;他發覺自己内心慢慢醞釀出某種痛苦,他從自己的朋友戴夫·馬斯特思那鮮活的心中曾經瞥到的痛苦。

     他的論文題目是《古典傳統對中世紀抒情詩的影響》。

    夏天的大部分時間他都用來重讀經典和中世紀拉丁詩人的作品,特别是有關死亡的詩。

    他又一次驚異于那些羅馬抒情詩人接受死亡時坦然、優雅的态度,好像他們面對的那個虛無不過是自己曾經享受過的絢麗歲月的一種應有屬性;拉丁傳統的後期基督徒詩人看待死亡時表現出的痛苦、恐懼以及勉強掩飾的憎惡令他驚奇,死亡承諾,無論多麼模糊,會有一種華麗、愉悅的永恒人生,好像死亡和承諾不過是一種嘲弄,會讓他們活着的光陰發馊。

    每當想起馬斯特思,斯通納就把他想象成卡圖盧斯或者更溫柔和抒情的尤維納利斯,一個自己故國的流放者,想到他的死亡不過是又一次流放,隻是要比他以前熟悉的流亡更加陌生和長久。

     1918年秋季開學的時候,對每個人來說形勢已經明朗,歐洲的這場戰争不會持續多久了。

    持久、猛烈的德國反攻在巴黎遇阻,福煦元帥下令展開一場全面的聯合反擊,迅速把德國人推到他們的原始防線之後。

    英國開始進攻北部,美國人穿過阿爾貢,付出了一場代價,這個代價在到處彌漫的洋洋得意中被普遍忽視了。

    報紙在預測聖誕節前德國人會發生一場崩潰。

     所以,新學期是在一種緊張的友善歡快和健康舒服的氛圍中開始的。

    師生們發現在樓裡彼此都笑臉相迎,有力地點頭示意。

    教職員工和行政部門對學生中發生的過激表現和不起眼的暴力沖突都視而不見;一個身份不明的學生,很快就成為當地的某種民間英雄,他爬到傑西樓前的一根大柱子上,在柱頂上吊了一隻用稻草填充的凱澤像。

     大學裡唯一對這種四處彌漫的歡欣鼓舞似乎無動于衷的人就是阿切爾·斯隆。

    自從美國宣布介入戰争的那天開始,他就自我逃避,這種逃避随着戰争接近尾聲變得更加明顯。

    他不跟同事說話,除非系裡的事務迫使他不得不說,有風言風語稱,他上課時舉止十分怪異,聽課的學生都相當排斥;他枯燥、機械地照讀講義,從不看看學生的目光;他盯着講義時經常說着說着就沒聲音了,而且有時一兩分鐘,有時甚至長達五分鐘沉默不語,其間既不動彈,也不回應課堂上提的尴尬問題。

     當阿切爾·斯隆把那一學年的教學安排交給他的時候,威廉·斯通納目睹了學生時代就認識的這位聰明睿智、喜歡冷嘲熱諷的人的最後遺迹。

    斯隆給了斯通納兩組新生作文教學任務,加一門中世紀英語文學的高年級概論;他接着說,依舊閃爍着一絲冷嘲熱諷的色彩:“你,還有我的許多同事,以及為數不少的我們的學生,聽了會很高興,我要放棄很多課了。

     其中一門就是不怎麼受歡迎但我自己最喜歡的大二英國文學概論。

    你還能想得起這門課嗎?” 斯通納點點頭,笑而不語。

     “沒錯,”斯隆繼續說,“我深信你會記着。

    我想請你替我教這門課。

    這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賜贈;但是,我想也許你會覺得好玩,從此你将從自己當學生時開始學習的地方正式開啟自己的教師職業生涯。

    ”斯隆看了看他,眼睛明亮、專注,就像戰前那樣。

    接着那層冰冷的薄膜又落在眼睛上,他轉身離開斯通納,收拾起桌上的紙張來。

     就這樣斯通納從自己最初開始的地方啟程了,一個高大、瘦削、駝背的男子站在同一間教室,當年同樣高大、瘦削、駝背的男孩坐在這裡聽着最終把他帶到這裡來的那些話語。

    他後來從未進過這間教室,沒見過自己當年占據的那個座位。

    他總是有些驚訝地發現,自己不在那裡。

     那年11月11日,開學兩個月後,停戰協議簽署。

    有一天上課的時候,消息傳來,課堂立刻解散了;學生們漫無目标地在校園裡奔跑,開始集會,小範圍遊行,四散開來後又聚攏在一起,彎彎曲曲地穿過教學樓、教室、辦公室。

    斯通納有些不情願地加入了穿過傑西樓的一支遊行隊伍,穿過走廊,爬上樓梯,然後又穿過走廊。

    他随着一小群學生和老師,被裹挾着經過阿切爾·斯隆辦公室打開的門;他瞥了眼,斯隆坐在書桌前面的椅子裡,他的臉沒有被擋住,扭曲着,在痛苦地哭泣,淚水如激流般沿着皮膚深深的皺紋淌下來。

     有那麼片刻,仿佛受到了震驚,斯通納任由自己被人群席卷着往前走去。

    後來,他脫了隊回到校園附近自己的那間小屋。

    他在小屋的陰暗中坐着,聽着外面歡樂和發洩的大喊大叫聲,想起阿切爾·斯隆面對隻有他看得清或者認為看得清的失敗發出的哭泣;他知道斯隆已經崩潰,永遠不會再回到從前。

     11月底,許多前往參戰的人開始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到處點綴着軍裝的橄榄黃。

    這些延期休學又歸來的人中就有戈登·費奇。

    在離開大學的這一年半中,他的體重增加了,開闊、爽朗的臉,曾經溫順地沉默寡言,現在換上一副友好但自命不凡的矜持表情;他戴着陸軍上尉軍階條帶,說話時經常帶着“我的人”兄長般的愛撫口吻。

    他對威廉·斯通納的态度既疏遠又友好,對系裡的老職工刻意表現出不同,顯得過度關心。

    秋季學期已經過去不少,給他安排任何課都太晚了。

    所以,那一學年剩下的時間,他被安排了一個可以理解的臨時差使,文理學院院長的行政助理。

    他敏銳地注意到這個新職位的模棱兩可性,同時又十分精明地看出了它的多種可能性;他與同事的關系都處得小心翼翼,而且客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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