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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争的那幾年全都模糊了，斯通納簡直就像穿過一場無比猛烈、幾乎無法忍受的暴風雨般走過這幾年，他垂着腦袋，下巴緊鎖，腦子裡隻想着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然而，即便他拿出全部堅強的忍耐力和堅韌不拔的行動，度過幾天、幾星期，自己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人。
他的一部分在對每天浪費的本能恐懼中，以及毀滅和不可阻擋地襲擊頭腦和心靈的死亡的泛濫中畏縮着。
他再次看到教員隊伍消耗殆盡，看到教室空空蕩蕩，沒有了年輕人，看到各種焦慮不安的表情，出現在行動仍然滞後的人的臉上，從這些表情中看到心靈在慢慢死亡，看到情感與牽挂的痛苦損耗。
然而，斯通納的另外一部分被劇烈地拽向那場他畏縮的大屠殺。
他發現内心有種自己以前還不知道的施暴能力：他渴望介入，他想品嘗死亡的滋味，毀滅的苦澀快感，流血的感覺。
他既感覺可恥，又感覺自豪。
在這之上則是苦澀的失望，對自己，對這個時代和讓他變得如此的環境。
一個星期接一個星期，一個月又一個月，死者的名字在他面前滾滾而來。
有時，它們僅僅是些名字，在他的記憶中好像來自遙遠的過去；有時他會想起一張臉與某個名字相配；有時他會想起一個聲音，一句話。
經曆過這一切後，他繼續教書、研究，雖然有時感覺徒勞地弓起脊背頂着逼迫而來的暴風雨，無用地像杯子般圈住手，保護着自己最後一根可憐的火柴發出的昏暗的光。
格蕾斯偶爾回趟哥倫比亞看看父母。
她第一次帶着兒子過來時，孩子已經快一歲了，可是小孩的存在卻隐隐約約讓伊迪絲有些煩躁，從那以後，她每次來就把孩子留在聖路易斯交給爺爺奶奶管着。
斯通納倒是很想多見見外孫，但他從沒提過這個願望。
他開始意識到，格蕾斯離開哥倫比亞——也許甚至包括她懷孕——其實是想逃離一座監獄，她現在是出于難以抹去的仁慈和溫柔的善心才回來看看。
雖然伊迪絲沒有懷疑，或者不願意承認這點，斯通納知道，格蕾斯開始貪杯喝酒了。
他是在戰争結束的那年夏天第一次知道的。
格蕾斯過來看望他們幾天，她好像顯得格外憔悴。
眼睛有了黑影，臉繃得緊緊的，很蒼白。
一天晚飯後，伊迪絲早早上了床，格蕾斯和斯通納坐在廚房裡喝着咖啡。
斯通納試圖跟女兒談談，可是她卻煩躁不安、心神不甯。
他們默默無語坐了很長時間，最後格蕾斯關切地看着他，聳了下肩膀，忽然歎了口氣。
“你瞧，”她說，“你在家裡放着什麼酒嗎？” “沒有，”斯通納說，“我想沒有吧。
櫥櫃裡也許有瓶雪利酒，可是——” “我太想喝上一杯了。
我給商店打電話，讓他們送瓶過來，你介意嗎？” “當然不，”斯通納說，“隻是你媽媽和我通常都不——” 但是格蕾斯已起身走進起居室。
她翻了遍電話本，焦急地撥起來。
她再次回到廚房後，繞過桌邊來到櫥櫃前，取出半瓶雪利。
她從碗櫃裡拿出一隻杯子，滿到淡紅色的葡萄酒差不多上了杯子邊沿。
她站着一飲而盡，然後抹了把嘴唇，輕輕地打了個寒戰。
“已經酸了，”她說，“我讨厭雪利酒。
” 她拿着瓶子和杯子回到桌邊坐下，把這兩樣東西恰到好處地放在自己前面。
她倒了半杯，帶着一種怪怪的微笑看着父親。
“我喝得有點多了，”她說，“可憐的爸爸，你不知道這個吧？” “不知道。
”他說。
“每星期我都告誡自己，下個星期絕對不能喝這麼多。
可總是還要喝得更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 “你不開心嗎？”斯通納問。
“不是，”她說，“我覺得自己挺開心的。
或者差不多是開心的吧。
不是這個原因。
是——”她沒有把話說完。
等她喝完最後一點雪利時，商店配送的夥計拿着她要的威士忌來了。
她把酒瓶帶到廚房，手法老練地打開瓶子，把一小部分烈酒倒進雪利酒杯中。
他們坐到很晚，直到第一縷灰白的光線爬到窗戶上。
格蕾斯持續不斷小口小口抿着喝。
夜色越來越稀薄，她臉上的皺紋也舒展了，顯得越來越鎮定，更加年輕。
兩個人聊着，好像好多年不曾聊過般。
“我想，”她說，“我想我是故意懷孕的，雖然那時我并不知道。
我想我甚至都不知道多麼想，多麼想離開這裡。
我很清楚，可以不懷孕，除非我願意，隻有天知道。
所有那些高中時的男孩，還有——”她沖着父親不自然地笑了，“你和媽媽，你們不知道，對吧？” “我想不知道。
”斯通納說。
“媽媽想讓我處處受歡迎，而且——唉，我是很受歡迎，沒錯。
這并不意味着什麼，什麼都算不了。
” “我知道你不開心，”斯通納費勁地說，“但我沒有想到——我不知道——” “我想我也不知道，”格蕾斯說，“我不會。
可憐的埃德。
他真是個倒黴蛋。
我利用了他，你知道。
噢，他是當了父親，沒錯——可我利用了他。
他是個不錯的小夥子，總是那麼難為情——他受不了這個。
他參軍才六個月就走了，就脫離了幹系。
我想，是我害了他。
他是個多好的男孩，我們甚至都不怎麼喜歡對方。
” 他們談到深夜，就像兩個老朋友。
斯通納開始意識到，像她自己說的那樣，她雖然很絕望，但卻算得上幸福開心了。
她可以安安靜靜地過日子。
少喝點酒，年複一年，自我麻痹，來對抗自己那已經變得虛無的生活。
至少，他很高興女兒能夠這樣。
他很欣慰，女兒還能喝酒。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的那幾年，是他教書教得最好的幾年。
在某種意義上，這幾年也是他平生最幸福的幾年。
戰後的退伍軍人下到了校園，改變了校園，給校園帶來以前沒有的生命品質。
一種激情和震蕩，這些東西積累到某種程度後帶來了一種變化。
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辛勤工作，學生們成熟中還帶着生疏，都非常嚴肅，而且瞧不起凡俗瑣事。
由于對風尚或者習俗的天真無知，他們開始自覺地學習研究，這正是斯通納夢想學生應該做的——好像這些學習研究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作為特定的工具來實現特定的目标。
經過這些年，他知道，教學絕對不要重樣。
他經常自娛自樂，達到一種精疲力竭的愉快狀态，他希望這種狀态永遠不要結束。
他很少考慮過去或者未來，也不考慮失望和歡樂，他把自己能有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工作的時刻，希望自己最終由自己的作為來作定論。
這些年，鮮見他從這種對工作的奉獻狀态中轉移出來。
有時女兒回哥倫比亞看看，好像漫無目标地從這個房間溜達到另一個房間，讓他有種很難承受的失落感。
二十五歲的年紀，她顯得老了十歲。
她繼續喝酒，那種不變的冷漠就像一個徹底失去希望的人。
顯然，她越來越頻繁地把孩子交給聖路易斯的爺爺奶奶看管。
他隻聽到過一次凱瑟琳·德裡斯科爾的消息。
1949年初春，他收到東部一所大型大學出版社的圖書訂單，上面說有凱瑟琳的著作出版，而且還簡單介紹了下作者。
她在馬薩諸塞一所不錯的文科學院教書，未婚。
他盡快買了本她的書。
當他雙手拿着書時，手指似乎都活了起來，顫抖得那麼厲害，都幾乎打不開書。
他翻了翻前面的幾頁，看見這樣一句獻辭：“獻給威·斯。
” 他的眼睛模糊了，一動不動
然而，即便他拿出全部堅強的忍耐力和堅韌不拔的行動，度過幾天、幾星期，自己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人。
他的一部分在對每天浪費的本能恐懼中，以及毀滅和不可阻擋地襲擊頭腦和心靈的死亡的泛濫中畏縮着。
他再次看到教員隊伍消耗殆盡，看到教室空空蕩蕩，沒有了年輕人，看到各種焦慮不安的表情，出現在行動仍然滞後的人的臉上，從這些表情中看到心靈在慢慢死亡，看到情感與牽挂的痛苦損耗。
然而，斯通納的另外一部分被劇烈地拽向那場他畏縮的大屠殺。
他發現内心有種自己以前還不知道的施暴能力：他渴望介入，他想品嘗死亡的滋味，毀滅的苦澀快感，流血的感覺。
他既感覺可恥，又感覺自豪。
在這之上則是苦澀的失望，對自己，對這個時代和讓他變得如此的環境。
一個星期接一個星期，一個月又一個月，死者的名字在他面前滾滾而來。
有時，它們僅僅是些名字，在他的記憶中好像來自遙遠的過去；有時他會想起一張臉與某個名字相配；有時他會想起一個聲音，一句話。
經曆過這一切後，他繼續教書、研究，雖然有時感覺徒勞地弓起脊背頂着逼迫而來的暴風雨，無用地像杯子般圈住手，保護着自己最後一根可憐的火柴發出的昏暗的光。
格蕾斯偶爾回趟哥倫比亞看看父母。
她第一次帶着兒子過來時，孩子已經快一歲了，可是小孩的存在卻隐隐約約讓伊迪絲有些煩躁，從那以後，她每次來就把孩子留在聖路易斯交給爺爺奶奶管着。
斯通納倒是很想多見見外孫，但他從沒提過這個願望。
他開始意識到，格蕾斯離開哥倫比亞——也許甚至包括她懷孕——其實是想逃離一座監獄，她現在是出于難以抹去的仁慈和溫柔的善心才回來看看。
雖然伊迪絲沒有懷疑，或者不願意承認這點，斯通納知道，格蕾斯開始貪杯喝酒了。
他是在戰争結束的那年夏天第一次知道的。
格蕾斯過來看望他們幾天，她好像顯得格外憔悴。
眼睛有了黑影，臉繃得緊緊的，很蒼白。
一天晚飯後，伊迪絲早早上了床，格蕾斯和斯通納坐在廚房裡喝着咖啡。
斯通納試圖跟女兒談談，可是她卻煩躁不安、心神不甯。
他們默默無語坐了很長時間，最後格蕾斯關切地看着他，聳了下肩膀，忽然歎了口氣。
“你瞧，”她說，“你在家裡放着什麼酒嗎？” “沒有，”斯通納說，“我想沒有吧。
櫥櫃裡也許有瓶雪利酒，可是——” “我太想喝上一杯了。
我給商店打電話，讓他們送瓶過來，你介意嗎？” “當然不，”斯通納說，“隻是你媽媽和我通常都不——” 但是格蕾斯已起身走進起居室。
她翻了遍電話本，焦急地撥起來。
她再次回到廚房後，繞過桌邊來到櫥櫃前，取出半瓶雪利。
她從碗櫃裡拿出一隻杯子，滿到淡紅色的葡萄酒差不多上了杯子邊沿。
她站着一飲而盡，然後抹了把嘴唇，輕輕地打了個寒戰。
“已經酸了，”她說，“我讨厭雪利酒。
” 她拿着瓶子和杯子回到桌邊坐下，把這兩樣東西恰到好處地放在自己前面。
她倒了半杯，帶着一種怪怪的微笑看着父親。
“我喝得有點多了，”她說，“可憐的爸爸，你不知道這個吧？” “不知道。
”他說。
“每星期我都告誡自己，下個星期絕對不能喝這麼多。
可總是還要喝得更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 “你不開心嗎？”斯通納問。
“不是，”她說，“我覺得自己挺開心的。
或者差不多是開心的吧。
不是這個原因。
是——”她沒有把話說完。
等她喝完最後一點雪利時，商店配送的夥計拿着她要的威士忌來了。
她把酒瓶帶到廚房，手法老練地打開瓶子，把一小部分烈酒倒進雪利酒杯中。
他們坐到很晚，直到第一縷灰白的光線爬到窗戶上。
格蕾斯持續不斷小口小口抿着喝。
夜色越來越稀薄，她臉上的皺紋也舒展了，顯得越來越鎮定，更加年輕。
兩個人聊着，好像好多年不曾聊過般。
“我想，”她說，“我想我是故意懷孕的，雖然那時我并不知道。
我想我甚至都不知道多麼想，多麼想離開這裡。
我很清楚，可以不懷孕，除非我願意，隻有天知道。
所有那些高中時的男孩，還有——”她沖着父親不自然地笑了，“你和媽媽，你們不知道，對吧？” “我想不知道。
”斯通納說。
“媽媽想讓我處處受歡迎，而且——唉，我是很受歡迎，沒錯。
這并不意味着什麼，什麼都算不了。
” “我知道你不開心，”斯通納費勁地說，“但我沒有想到——我不知道——” “我想我也不知道，”格蕾斯說，“我不會。
可憐的埃德。
他真是個倒黴蛋。
我利用了他，你知道。
噢，他是當了父親，沒錯——可我利用了他。
他是個不錯的小夥子，總是那麼難為情——他受不了這個。
他參軍才六個月就走了，就脫離了幹系。
我想，是我害了他。
他是個多好的男孩，我們甚至都不怎麼喜歡對方。
” 他們談到深夜，就像兩個老朋友。
斯通納開始意識到，像她自己說的那樣，她雖然很絕望，但卻算得上幸福開心了。
她可以安安靜靜地過日子。
少喝點酒，年複一年，自我麻痹，來對抗自己那已經變得虛無的生活。
至少，他很高興女兒能夠這樣。
他很欣慰，女兒還能喝酒。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的那幾年，是他教書教得最好的幾年。
在某種意義上，這幾年也是他平生最幸福的幾年。
戰後的退伍軍人下到了校園，改變了校園，給校園帶來以前沒有的生命品質。
一種激情和震蕩，這些東西積累到某種程度後帶來了一種變化。
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辛勤工作，學生們成熟中還帶着生疏，都非常嚴肅，而且瞧不起凡俗瑣事。
由于對風尚或者習俗的天真無知，他們開始自覺地學習研究，這正是斯通納夢想學生應該做的——好像這些學習研究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作為特定的工具來實現特定的目标。
經過這些年，他知道，教學絕對不要重樣。
他經常自娛自樂，達到一種精疲力竭的愉快狀态，他希望這種狀态永遠不要結束。
他很少考慮過去或者未來，也不考慮失望和歡樂，他把自己能有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工作的時刻，希望自己最終由自己的作為來作定論。
這些年，鮮見他從這種對工作的奉獻狀态中轉移出來。
有時女兒回哥倫比亞看看，好像漫無目标地從這個房間溜達到另一個房間，讓他有種很難承受的失落感。
二十五歲的年紀，她顯得老了十歲。
她繼續喝酒，那種不變的冷漠就像一個徹底失去希望的人。
顯然，她越來越頻繁地把孩子交給聖路易斯的爺爺奶奶看管。
他隻聽到過一次凱瑟琳·德裡斯科爾的消息。
1949年初春，他收到東部一所大型大學出版社的圖書訂單，上面說有凱瑟琳的著作出版，而且還簡單介紹了下作者。
她在馬薩諸塞一所不錯的文科學院教書，未婚。
他盡快買了本她的書。
當他雙手拿着書時，手指似乎都活了起來，顫抖得那麼厲害，都幾乎打不開書。
他翻了翻前面的幾頁，看見這樣一句獻辭：“獻給威·斯。
” 他的眼睛模糊了，一動不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