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易經》到《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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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個“三才”思想觀念。
它反映在《易·說卦二》，其文雲：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将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 這就說明，中華先民的宇宙觀是“天地人合一”論，而三者皆以“才”為之标稱，是“才”之重要可知。
換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義可思。
蓋道者，就其質性含蘊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現而言。
中華漢字的“才”，本義是标示植物的萌生，無限的生命之力正在開始發展發揮。
“三才”包括了宇宙萬物、人生社會的一切事物、活動、表現、成果。
明人編纂的巨著《三才圖繪》，正是此義的一個具體理解與紀錄。
中華先民認為，天有天之才，如風雲雨雪，寒暑推遷，皆是也。
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動植，金銀玉石，皆是也。
而人獨為萬物之靈，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華的最高表現是也。
中華先民達到了這一認識，方能有《易經》這樣的著作産生。
人的價值、使命、功能、抱負……，都由這兒開始，而且不斷發展對這種認識的深入思索、反複探求的智慧活動。
是以，我曾将這種認識标題為“三才主義”(見《中國文化》第8期)。
古人從“三才”的認識自然達到了下—步的緊跟着的認識，必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
必如此，方為能盡天之賦才。
不然者，即非“順性命”，而成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從這兒，就發生了人才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許就是人類文化所不斷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個根本問題。
因此，中華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視這一最大問題的學問。
經、史、子、集，統統是人才的思維言行的結晶紀錄。
虞書禹谟是如此，“太史公書”是如此，孔、孟、老、莊是如此，李、杜、歐、蘇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後，方可歸題于小說這門學科。
當然所謂小說，是指中華小說，特别是明清兩代的章回小說而言。
文學基本常識，西方對小說的定義不同于我們的文化傳統觀念。
在我們，小說是史之支流，所謂稗史、野史、外史、異史、外傳、
它反映在《易·說卦二》，其文雲：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将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 這就說明，中華先民的宇宙觀是“天地人合一”論，而三者皆以“才”為之标稱，是“才”之重要可知。
換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義可思。
蓋道者，就其質性含蘊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現而言。
中華漢字的“才”，本義是标示植物的萌生，無限的生命之力正在開始發展發揮。
“三才”包括了宇宙萬物、人生社會的一切事物、活動、表現、成果。
明人編纂的巨著《三才圖繪》，正是此義的一個具體理解與紀錄。
中華先民認為，天有天之才，如風雲雨雪，寒暑推遷，皆是也。
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動植，金銀玉石，皆是也。
而人獨為萬物之靈，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華的最高表現是也。
中華先民達到了這一認識，方能有《易經》這樣的著作産生。
人的價值、使命、功能、抱負……，都由這兒開始，而且不斷發展對這種認識的深入思索、反複探求的智慧活動。
是以，我曾将這種認識标題為“三才主義”(見《中國文化》第8期)。
古人從“三才”的認識自然達到了下—步的緊跟着的認識，必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
必如此，方為能盡天之賦才。
不然者，即非“順性命”，而成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從這兒，就發生了人才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許就是人類文化所不斷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個根本問題。
因此，中華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視這一最大問題的學問。
經、史、子、集，統統是人才的思維言行的結晶紀錄。
虞書禹谟是如此，“太史公書”是如此，孔、孟、老、莊是如此，李、杜、歐、蘇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後，方可歸題于小說這門學科。
當然所謂小說，是指中華小說，特别是明清兩代的章回小說而言。
文學基本常識，西方對小說的定義不同于我們的文化傳統觀念。
在我們，小說是史之支流，所謂稗史、野史、外史、異史、外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