燼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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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穿着寬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滿街跑，院長認為太不成體統了，大發脾氣，把二人都攆了出去。
另有個病人将一卷繃帶，幾把手術刀叉，三條病院制服的褲子藏在褥單底下，被發覺了。
難得有那麼戲劇化的一刹那。
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
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裡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
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
在醫院裡，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
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他們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裡。
從前那間房子充滿了喧嘩——留聲機上唱着卡門麥蘭達的巴西情歌，學生們動不動就摔碗罵廚子。
現在這裡躺着三十幾個沉默，煩躁，有臭氣的人，動不了腿，也動不了腦筋，因為沒有思想的習慣。
枕頭不夠用，将他們的床推到柱子跟前，他們頭抵在柱子上，頸項與身體成九十度角。
就這樣眼睜睜躺着，每天兩頓紅米飯，一頓幹，一頓稀。
太陽照亮了玻璃門，玻璃上糊的防空紙條經過風吹雨打，已經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駁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紙人，尤其在晚上，深藍的玻璃上現出奇形怪狀的小白魍魉的剪影。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别長，有十小時。
夜裡沒有什麼事做。
病人大小便，我們隻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二十三号要屎乒。
（“乒”是廣東話，英文Pan的音譯）”或是“三十号要溺壺。
”我們坐在屏風後面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面包。
唯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
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着地微笑着。
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
我不理。
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
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于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
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
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
”他隻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
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
他歎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點鐘，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燒牛奶，老着臉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過病房往廚下去。
多數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睜睜望着牛奶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為美麗的。
香港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寒冷的冬天。
我用肥皂去洗那沒蓋子的黃銅鍋，手疼得像刀割。
鍋上膩着油垢，工役們用它煨湯，病人用它洗臉。
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象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
但是那拖長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蹤到廚房裡來了。
小小的廚房隻點一隻白蠟燭，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裡發慌，發怒，像被獵的獸。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
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将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
自己縮到廚房裡去。
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面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
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
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的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們還念日文。
派來的教師是一個年輕的俄國人，黃頭發剃得光光地。
上課的時候他每每用日語問女學生的年紀。
她一時答不上來，他便猜：“十八歲？十九歲？不會超過廿歲罷？你住在幾樓？待會兒我可以來拜訪麼？”她正在盤算着如何托辭拒絕，他便笑了起來道：“不許說英文。
你隻會用日文說：‘請進來。
請坐。
請用點心。
’你不會說‘滾出去！’”說完了笑話，他自己先把臉漲得通紅。
起初學生黑壓壓擁滿一課堂，漸漸減少了。
少得不成樣，他終于賭氣不來了，另換了先生。
這俄國先生看見我畫的圖，獨獨賞識其中的一張，是炎櫻單
另有個病人将一卷繃帶，幾把手術刀叉，三條病院制服的褲子藏在褥單底下，被發覺了。
難得有那麼戲劇化的一刹那。
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
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裡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
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
在醫院裡，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
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他們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裡。
從前那間房子充滿了喧嘩——留聲機上唱着卡門麥蘭達的巴西情歌，學生們動不動就摔碗罵廚子。
現在這裡躺着三十幾個沉默，煩躁，有臭氣的人，動不了腿，也動不了腦筋，因為沒有思想的習慣。
枕頭不夠用，将他們的床推到柱子跟前，他們頭抵在柱子上，頸項與身體成九十度角。
就這樣眼睜睜躺着，每天兩頓紅米飯，一頓幹，一頓稀。
太陽照亮了玻璃門，玻璃上糊的防空紙條經過風吹雨打，已經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駁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紙人，尤其在晚上，深藍的玻璃上現出奇形怪狀的小白魍魉的剪影。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别長，有十小時。
夜裡沒有什麼事做。
病人大小便，我們隻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二十三号要屎乒。
（“乒”是廣東話，英文Pan的音譯）”或是“三十号要溺壺。
”我們坐在屏風後面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面包。
唯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
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着地微笑着。
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
我不理。
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
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于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
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
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
”他隻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
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
他歎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點鐘，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燒牛奶，老着臉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過病房往廚下去。
多數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睜睜望着牛奶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為美麗的。
香港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寒冷的冬天。
我用肥皂去洗那沒蓋子的黃銅鍋，手疼得像刀割。
鍋上膩着油垢，工役們用它煨湯，病人用它洗臉。
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象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
但是那拖長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蹤到廚房裡來了。
小小的廚房隻點一隻白蠟燭，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裡發慌，發怒，像被獵的獸。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
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将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
自己縮到廚房裡去。
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面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
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
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的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們還念日文。
派來的教師是一個年輕的俄國人，黃頭發剃得光光地。
上課的時候他每每用日語問女學生的年紀。
她一時答不上來，他便猜：“十八歲？十九歲？不會超過廿歲罷？你住在幾樓？待會兒我可以來拜訪麼？”她正在盤算着如何托辭拒絕，他便笑了起來道：“不許說英文。
你隻會用日文說：‘請進來。
請坐。
請用點心。
’你不會說‘滾出去！’”說完了笑話，他自己先把臉漲得通紅。
起初學生黑壓壓擁滿一課堂，漸漸減少了。
少得不成樣，他終于賭氣不來了，另換了先生。
這俄國先生看見我畫的圖，獨獨賞識其中的一張，是炎櫻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