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回到地質學來：廣西的地質調查（1928）——西南地質調查隊（1929—1930）——北大地質學教授（1931—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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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在大連休息的時期，大概就是他整理《徐霞客遊記》，完成“徐霞客年譜”，并制成“遊記地圖”的時期。
這部最新的《徐霞客遊記》，附年譜，附地圖，是民國十七年（1928）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前一年已由陶湘先生印行了。
《徐霞客遊記》出版的時候，在君本人又在西南作礦産地質的調查了。
翁詠霓、黃汲清兩先生都曾略記在君廣西之行，汲清記的稍詳細，他說： 在君先生于民國十七年赴廣西考查，所到各處均曾作地質研究。
而于廣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馬平、遷江諸縣，調查尤為詳細。
利用軍用地形圖，填繪地質，同時采集标本化石甚多。
其工作性質，除查考南丹、河池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外，特注重地層系統及地質構造。
而于馬平石灰岩研究尤詳。
馬平石灰岩之馳名，全賴先生之力。
（《獨立》第一八八期） 五年之後，在君和葛利普先生在第十六屆國際地質學會提出論文，題為“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的意義”（ThePermianofChinaanditsBearingonPermianClassification）。
在君在此文中“讨論中國各部二疊紀地層之彼此關系，及其分類。
結論謂中國南部二疊紀可分三系：下部二疊紀為馬平系，中部為陽新系及樂平系，上部為夜郎系。
”（此是用黃汲清先生的提要。
）汲清所謂“馬平石灰岩之馳名”即是指這種論文。
十七年十月五日，在君從廣西寫長信給我，信中有一段說： 廣西的情形，一言難盡。
……他們第一有建設的決心和誠意，第二有建設的能力。
所可惜的缺乏真正技術人才給他們幫忙。
我到南甯的時候，本無意工作。
因為他們的誠意所感動，才“再為馮婦”。
現在我仍舊敬信他們，但是廣西天産太不豐富了，大發展至難。
這不是廣西政府的過失。
又有一段說： ……我九月以來，又做了很多的工作，東到富川、賀縣，西北到貴州邊界的南丹。
本來我還想勾留幾時，解決一個煤礦的價值。
因為兩個月前被廣西建設廳的一位職員騎的馬踢傷左腿，到了桂林似乎完全好了，而近來跑路太多，忽然又腫了起來，行動不方便，故決意不日東歸。
大約我三四日後由柳州動身，〔十月〕十一二可到梧州——坐民船沿途稍可研究——十五、十六可到香港。
再去廣州三兩天，就預備回到上海。
這信說的很明白，他到廣西，本沒有做地質調查工作的計劃，隻因為被廣西的幾個領袖的誠意感動，才決定旅行全省，做礦産地質的調查工作。
他後來因為左腿受傷，行動不方便，才決定回來。
他臨行時，采集的标本化石幾十箱，到梧州上汽船時，梧州的關吏不肯放行。
幸虧淩鴻勳先生那時在梧州，正趕到船上送他行，那時離開船隻有半小時了，淩先生“為馳赴梧關解釋放行。
嗣與先生晤及，辄道其當日遑遽之情狀！”（《獨立》一八八号，頁三八） 淩先生又說： 在君先生之赴西南也，鐵道部曾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
先生主張由重慶經黔桂以出廣州灣，曾著有《川廣鐵道路線初勘報告》（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地質專報》乙種第四号），言其山川裡程與國防經濟之旨甚詳。
自後餘遠處關中，從事于隴海鐵路之西展，偶與先生晤及，辄縱談鐵路建設之事，以築路成本甚重，而國家經濟枯竭，必須以最小之資本，先築經濟能力最大之路。
先生固地質專家，而因足迹所經，于山川形勢，民生情狀，了如指掌，自無怪其于鐵路經營深感興趣也。
（同上） 在君給我的信裡，還談起他北歸後的工作問題，他說： 我這個人完全是一個impulsive的人。
興緻勃起則可以一切不顧。
興緻過去，又覺得索然無味。
學問事業都不容易大有成就，皆是這個原故。
所以我的前途，我現在也說不定，且看北歸以後興緻何在。
如可以安安穩穩住在北京，而且地質調查所這個機關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專心研究幾年。
否則沒有法子的了。
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當的設備，和相當的技術人員幫忙，是不能做的。
要是離開了圖書館和試驗室，再沒有葛利普同他的學生來幫我鑒定化石，繪圖員給我繪圖，我絕對無法子可以着手。
上海的地質研究所，同兩廣地質調查所都太幼稚，沒法子可以利用的。
十一月初，他果然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回到北平去，繼續他的地質學研究工作。
他這個時期很注意中國的“造山運動”的問題。
中國地質學會舉他做會長，他的“會長論文”就是《中國造山運動》（英文原題是Orog
這部最新的《徐霞客遊記》，附年譜，附地圖，是民國十七年（1928）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前一年已由陶湘先生印行了。
《徐霞客遊記》出版的時候，在君本人又在西南作礦産地質的調查了。
翁詠霓、黃汲清兩先生都曾略記在君廣西之行，汲清記的稍詳細，他說： 在君先生于民國十七年赴廣西考查，所到各處均曾作地質研究。
而于廣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馬平、遷江諸縣，調查尤為詳細。
利用軍用地形圖，填繪地質，同時采集标本化石甚多。
其工作性質，除查考南丹、河池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外，特注重地層系統及地質構造。
而于馬平石灰岩研究尤詳。
馬平石灰岩之馳名，全賴先生之力。
（《獨立》第一八八期） 五年之後，在君和葛利普先生在第十六屆國際地質學會提出論文，題為“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的意義”（ThePermianofChinaanditsBearingonPermianClassification）。
在君在此文中“讨論中國各部二疊紀地層之彼此關系，及其分類。
結論謂中國南部二疊紀可分三系：下部二疊紀為馬平系，中部為陽新系及樂平系，上部為夜郎系。
”（此是用黃汲清先生的提要。
）汲清所謂“馬平石灰岩之馳名”即是指這種論文。
十七年十月五日，在君從廣西寫長信給我，信中有一段說： 廣西的情形，一言難盡。
……他們第一有建設的決心和誠意，第二有建設的能力。
所可惜的缺乏真正技術人才給他們幫忙。
我到南甯的時候，本無意工作。
因為他們的誠意所感動，才“再為馮婦”。
現在我仍舊敬信他們，但是廣西天産太不豐富了，大發展至難。
這不是廣西政府的過失。
又有一段說： ……我九月以來，又做了很多的工作，東到富川、賀縣，西北到貴州邊界的南丹。
本來我還想勾留幾時，解決一個煤礦的價值。
因為兩個月前被廣西建設廳的一位職員騎的馬踢傷左腿，到了桂林似乎完全好了，而近來跑路太多，忽然又腫了起來，行動不方便，故決意不日東歸。
大約我三四日後由柳州動身，〔十月〕十一二可到梧州——坐民船沿途稍可研究——十五、十六可到香港。
再去廣州三兩天，就預備回到上海。
這信說的很明白，他到廣西，本沒有做地質調查工作的計劃，隻因為被廣西的幾個領袖的誠意感動，才決定旅行全省，做礦産地質的調查工作。
他後來因為左腿受傷，行動不方便，才決定回來。
他臨行時，采集的标本化石幾十箱，到梧州上汽船時，梧州的關吏不肯放行。
幸虧淩鴻勳先生那時在梧州，正趕到船上送他行，那時離開船隻有半小時了，淩先生“為馳赴梧關解釋放行。
嗣與先生晤及，辄道其當日遑遽之情狀！”（《獨立》一八八号，頁三八） 淩先生又說： 在君先生之赴西南也，鐵道部曾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
先生主張由重慶經黔桂以出廣州灣，曾著有《川廣鐵道路線初勘報告》（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地質專報》乙種第四号），言其山川裡程與國防經濟之旨甚詳。
自後餘遠處關中，從事于隴海鐵路之西展，偶與先生晤及，辄縱談鐵路建設之事，以築路成本甚重，而國家經濟枯竭，必須以最小之資本，先築經濟能力最大之路。
先生固地質專家，而因足迹所經，于山川形勢，民生情狀，了如指掌，自無怪其于鐵路經營深感興趣也。
（同上） 在君給我的信裡，還談起他北歸後的工作問題，他說： 我這個人完全是一個impulsive的人。
興緻勃起則可以一切不顧。
興緻過去，又覺得索然無味。
學問事業都不容易大有成就，皆是這個原故。
所以我的前途，我現在也說不定，且看北歸以後興緻何在。
如可以安安穩穩住在北京，而且地質調查所這個機關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專心研究幾年。
否則沒有法子的了。
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當的設備，和相當的技術人員幫忙，是不能做的。
要是離開了圖書館和試驗室，再沒有葛利普同他的學生來幫我鑒定化石，繪圖員給我繪圖，我絕對無法子可以着手。
上海的地質研究所，同兩廣地質調查所都太幼稚，沒法子可以利用的。
十一月初，他果然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回到北平去，繼續他的地質學研究工作。
他這個時期很注意中國的“造山運動”的問題。
中國地質學會舉他做會長，他的“會長論文”就是《中國造山運動》（英文原題是Or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