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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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們吃中國館子。
我告訴他剛吃了回聲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
其實我哪過什麼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
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裡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讪讪的嗤笑着。
唯有年齡限制，也有幾位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關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
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
餐廳裡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裡（The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鎊鎊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着。
有一天胡适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裡面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舊沙發。
沒什麼人，幹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
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着隻好無可奈何的笑。
但是适之先生直贊這地方很好。
我心裡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
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面看着，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
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
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隻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複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着說話。
天冷，風大，隔着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
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
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
我忽然一陣凜然，想着：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
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
我出來沒穿大衣，裡面暖氣太熱，隻穿着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隻覺得風飕飕的。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過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着十萬八千裡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适之先生。
我二月裡搬到紐英倫去，幾年不通消息。
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住半年，那是AP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谷裡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萬。
我寫信請适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
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短信去道謝後，不記得什麼時候讀到胡适返台消息。
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隻惘惘的。
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曆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着，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
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适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适之先生不在了。
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
要不是現在有機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種怆惶與恐怖太大了，想都不願意朝上面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并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
亞東版附有幾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并不費力。
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
大概還是興趣關系，太欠傳奇化，不sentimental①。
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
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GeorgeBorrow）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
我告訴他剛吃了回聲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
其實我哪過什麼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
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裡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讪讪的嗤笑着。
唯有年齡限制，也有幾位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關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
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
餐廳裡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裡（The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鎊鎊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着。
有一天胡适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裡面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舊沙發。
沒什麼人，幹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
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着隻好無可奈何的笑。
但是适之先生直贊這地方很好。
我心裡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
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面看着，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
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
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隻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複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着說話。
天冷，風大，隔着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
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
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
我忽然一陣凜然，想着：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
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
我出來沒穿大衣，裡面暖氣太熱，隻穿着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隻覺得風飕飕的。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過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着十萬八千裡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适之先生。
我二月裡搬到紐英倫去，幾年不通消息。
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住半年，那是AP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谷裡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萬。
我寫信請适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
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短信去道謝後，不記得什麼時候讀到胡适返台消息。
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隻惘惘的。
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曆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着，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
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适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适之先生不在了。
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
要不是現在有機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種怆惶與恐怖太大了，想都不願意朝上面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并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
亞東版附有幾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并不費力。
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
大概還是興趣關系，太欠傳奇化，不sentimental①。
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
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GeorgeBorrow）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