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虛實與曆史的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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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畢收以補其阙"的雄心,參較各類著述二百一十種,以超出原著數倍的篇幅,終于使自己獲得了幾可與陳壽共享署名權的榮譽。

    雖然裴松之在注中不時加上點個人的指謬辨疑性的評論,總體上仍可把他看成一位囫囵吞棗型的資料收集者;因了他這份辛勤的羅列,我們順便知道民間的三國熱,非自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始。

     曹操形象的嬗變在裴注中已露端倪,蓋正始玄風吹拂下的魏晉士大夫在月旦士林、臧否人物上自有一份獨特的睿智、寬容和超然,不似後世隻知将人判為或善或惡、壁壘分明的兩極,是以曹操之名尚可在奸雄與英雄之間遊移。

    曹操奸相品格的定位至少在有宋一朝已成鐵論,不僅孩子們都會"聞曹操敗,則喜唱快"(《東坡志林》),其人因是"漢鬼域",抑且為"君子所不道"(洪邁《容齋随筆》卷十二);而當朱熹《通鑒綱目》中正式确定"帝蜀寇魏"的立場時,曹操的奸相也就隻能畢露了;他在去自己千餘年的羅貫中筆下淪為古今第一奸人,實在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羅貫中當年着手處理三國故事時,掌握的書籍及民間傳唱資料(主要是《三國志評話》)已非常豐富,結構上的經營布局較之人物事件上的摹拟虛構也更為棘手和切要。

    羅貫中有橫空出世之才,《三國演義》規制雄奇,大開大阖,小說的氣勢已不遜于所描繪的時代。

    塑造人物匹似顧恺之為人寫真,寥寥數語已是頰上添毫,龍首點睛,靡不神情畢肖,千載之後猶獵獵生風,呵之得生。

    羅貫中執筆時雖未嘗一刻稍忘陳、裴之《三國志》,但他的小說在民間卻真正促成了對《三國志》的遺忘。

    然則羅氏所撰究系曆史耶?小說耶? 關于此種體裁有一個現成的抹稀泥似的稱謂,曰曆史小說,然困惑亦于茲生焉。

    蓋曆史與小說本屬壁壘分明的兩個領域,各秉賦着一套價值标準和操作規範,雖然太史公(還可以上溯至左丘明)筆法裡已多摹拟之情事,但那通常是在須揣摸方得其似的情況下,正孔融所謂"想當然耳"之舉,雖屬曆史著述本身的無奈,其初衷卻又并非出于對小說筆法的注重,而實在應被視為一種"原其終始"的努力,不如此,"鴻門宴"将不複聞矣。

    我們常見的倒是,曆史無意于借小說以美容,小說每常演曆史為說部。

    曆史小說似對應于小說史,但後者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有之,則林漢達先生編著的《上下五千年》或遼甯少兒出版社的《五千年演義》之屬,因緻力于史學的蒙學化而奉行一種"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通俗性原則,是"小說化曆史"而非"小說史",亦已昭然。

    曆史的小說化乃曆史的變節,小說的曆史化則不啻為小說的升華,因此,曆史學家往往甯受"少文義緣飾"的指責而堅守誠信,小說家(當然也包括戲劇家如莎士比亞、如不惜以"滑稽的方式自由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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