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明清 第一節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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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起義，至此失敗。
4.張居正改革 明朝鎮壓了農民起義後，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繼續發展。
在這種情況之下，出現了張居正的改革，以求緩和社會矛盾，挽救明朝的統治。
張居正（1525&mdash1582年），字叔大，号太嶽，湖北江陵人。
隆慶元年（1567年）入内閣，隆慶六年（1572年）為内閣首輔。
為内閣首輔時，隆慶皇帝已死，新即位的萬曆皇帝年僅十歲。
張居正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自出任内閣首輔，先後執政十年，盡力輔佐小皇帝，以天下為己任，實行種種改革，比較重要的有下列幾項： 整頓吏治在整頓吏治方面，張居正提出有名的&ldquo考成法&rdquo，規定六部、都察院各衙門，凡屬應辦的公事，都要根據事情緩急，立定期限辦理，設置文簿登記存照，依限辦完注銷。
又另造文冊二本，一本送六科（六部的監察機關）備注，實行一件，注銷一件；一本送内閣查考。
若地方撫（巡撫）、按（巡按）行一事遲延，則部院糾舉；部院注銷文冊有弊，則六科糾舉；六科奏報不實，則内閣糾舉。
明朝本有考核成憲，但年久因循，虛應故事，已成空文。
張居正的為政方針是：&ldquo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号令&rdquo。
和&ldquo強公室，杜私門&rdquo。
①考成法實施以後，法必遵行，言必有效，一時大小辟員皆不敢玩忽職守，一切政令&ldquo雖萬裡外，朝下而夕奉行&rdquo②，往昔因循苟且之風為之一變，行政效率大為提高。
整饬邊防在整饬邊防方面，張居正支持王崇古的建議，改善同蒙古的關系，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命名其城為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并在大同等地設立茶馬互市，與蒙古進行貿易。
又調抗倭名将戚繼光鎮守薊門，用李成梁鎮守遼東。
俺答受封以後，約束各部不來犯邊，于是西北邊塞安甯，二十餘年沒有戰争。
戚繼光在薊門十六年，因受張居正倚重，得以展布才能，經營規劃，守備強國，邊境無事。
李成梁在遼東屢戰卻敵，多所立功，至封伯爵。
興修水利在興修水利方面，張居正用治河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使河永不再入淮，大大減少了水災，保障了農業生産，多年棄地得以變為良田。
清丈田地清丈田地是整頓賦役的一項措施。
明中葉以來，官僚貴族及豪強地主大量占有田地，又以種種手段，隐瞞田地與人口，逃避賦稅和徭役。
相反，小民不但不能逃避賦役，而且官僚地主所逃的賦役，官府還要灑派小民負擔。
因而，&ldquo小民稅存而産去，大戶有田而無糧&rdquo③，賦役不均是個嚴重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張居正提出在全國清丈田地，凡各府、州、縣的勳戚莊田、民田、屯田、職田等等，一律重新丈量。
此項工作由戶部尚書張學顔主持進行，開始于萬曆六年（1578年），告竣于萬曆九年（1581年）。
田地清丈的結果，總計全國田地為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增加了三百多萬頃。
這個數字有浮誇之處，因為有些官吏改用小杯丈量田地，以求增加田額。
但這個數字中确有增加的部分，即清查出了一部分豪強地主隐瞞的田地，有利于抑制地主逃稅現象，改變賦稅不均狀況。
一條鞭法一條鞭法是整頓賦役的最重要的措施，主要是解決&ldquo役&rdquo的征收問題。
明初的賦役制度是賦和役分别征收。
賦是以土地為對象征收的，按田畝計算；役是以人為對象征收的，又分為按戶和按丁征收兩種。
按戶所征的役，叫作裡甲，按丁所征的役，叫作均徭。
在征收的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實物和勞役，實物和勞役折銀的隻是小量的。
這種賦役制度是和商品經濟的不發展相聯系的。
在封建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之下，商品經濟極不發達，封建政一府所需要的各種物資和勞役，不能通過市場交換來滿足，隻有直接向人民征齲但是明中葉以後的社會經濟情況有所變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發展，一是商品經濟在迅速地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舊的賦役制度不能不改變，一條鞭法便應運而生。
在嘉靖十年（1531年）時就出現了一條鞭法，當時隻在局部地區推行。
到了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把一條鞭法作為全國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廣。
不久，一條鞭法就在全國普遍實行了。
一條鞭法的主要内容是：&ldquo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
&rdquo①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第一，一概征銀，田賦和力役都折銀征收。
這樣就取消了力役，由政一府雇人充役。
第二，把一部分力役攤入田賦征收。
把過去按戶按丁征收的力役改為折銀征收，稱為戶丁銀。
有的地方将戶丁銀全部攤入田賦征收；有的地方将戶丁銀的大部分攤入田賦征收，小部分仍然按丁征收；有的地方将戶丁銀的大部分仍然按丁征收，而小部分攤入田賦征收；有的地方則将戶丁銀按田賦和按丁平均分配。
總之，一條鞭法還沒有把力役全部攤入田賦，隻是部分地攤入田賦。
第三，歸并和簡化征收項目，統一編派。
把過去對各州縣征收的夏稅、秋糧、裡甲、均徭、雜役以及加派的貢納等項統統折成銀兩，合并為一個總數，一部分按丁攤派，一部分按田賦攤派。
第四，賦役的征收解運，由過去的民收民解（即由裡甲辦理），改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一府辦理）。
一條鞭法主要有三點進步意義：第一，将力役部分地攤入田賦，有利于減輕農民的負擔。
因為在封建社會裡，土地的多數總是在地主一方，而戶丁的多數總是在農民一方，現在把戶丁銀的一部分攤入田賦征收，自然就相對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第二，把力役改為折銀，這就使農民擺脫了一部分封建國家的勞役束縛，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一弛。
第三，賦役一概征銀，這就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又反轉來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六、明中後期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 1.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 農業在農業方面，這時水稻産量較前有了提高，一般稻田畝産二石到三石，個别地區達到五、六石。
這時有玉米、番薯等高産作物自外國傳入。
玉米（又稱玉蜀黍）的原産地是美洲，在十六世紀，由幾條渠道傳入我國。
到了明朝末年，玉米的種植已達十餘省，如有浙江、福建、雲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陝西、甘肅、山東、河南、河北等地。
番薯（又稱紅薯，俗稱地瓜）的原産地也是美洲，大約在萬曆年間，分别由菲律賓、越南、緬甸傳入我國。
首先種植番薯的是福建、廣東和雲南，不久浙江也引進番薯，此後番薯的種植逐漸推廣。
番薯産量很高，每畝可得數千斤，所以傳布很快。
這時農業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在日益擴大。
棉花的種植已&ldquo遍布于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
&rdquo①江蘇的松江以及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的一些地方，已經成為著名的産棉區。
松江有地二百萬畝，大半植棉，棉田不下百萬畝。
美洲的煙草在明中後期由菲律賓傳入，先傳至福建、廣東，以後漸及長江流域等地。
到了明朝末年，北方也多種植煙草。
美洲的花生在明中後期也傳入我國，種植于江蘇、福建、浙江等地。
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傳入有很大意義。
又桑樹、甘蔗以及藍靛（一種深藍色染料作物）的種植也很興旺，浙江湖州和四川阆中都是種植桑業中心，福建和廣東盛産甘蔗，四川和浙江也産甘蔗，福建和江西則是藍靛種植最多的地方。
手工業在手工業方面，紡織業、冶鐵業、制瓷業等有了新的發展。
這時棉紡織業已成為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業。
松江地區的棉紡織業最為發達，浙江嘉善縣的紡紗織布也很有名，當時有&ldquo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嘉善縣治所）紗&rdquo之謠②。
棉紡織業的生産工具也大有改進。
如去籽用攪車，工效大為提高，使用句容式攪車生産，一人可抵原來四人。
使用太倉式攪車生産，兩人可抵原來八人。
彈弓原來是竹弓繩弦，這時改為木弓蠟絲弦，振動力加大了。
元代的紡車僅有三個錠子，這時的紡車有四個錠子，甚至江西樂安的紡車有五個錠子。
絲織業也比以前更加發展。
蘇、杭二府是全國絲織業的中心區，山西潞安府的絲織業也聞名全國。
這時用的織機有腰機和提花機。
最值得稱道的是提花機，它的結構複雜，提花技術巧變百出，能夠織出各種繁雜的花紋，鮮豔美觀。
這時冶鐵技術有突出的進步。
煉鐵不僅普遍用煤，而且使用焦炭。
鼓風已經應用裝有活一塞、活門的木風箱，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鼓風工具。
煉鐵爐的容量也增大了，如河北遵化的大鐵爐，高一丈三尺，每爐可容礦砂二千多斤。
這時制瓷業，尤其是景德鎮的制瓷業，技術多有革新。
如瓷器施釉法改進了，用吹釉法代替蘸釉法，施釉更加均勻光澤。
彩色瓷器也發展了，明初已有一精一美的青花瓷，這時又有鬥彩（釉上釉下争美）、五彩（多種顔色）等新産品，這就為清代彩瓷的發展奠定了基矗這時印刷業也有進步，已經應用銅活字印書了。
2.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産水平提高的基礎上，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已經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
商品經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農産品和手工業品商品化這時糧食、棉花、生絲、食鹽、煙草、綢緞、棉布、瓷器及其他各種手工藝品都成為主要的商品，其中松江的棉布&ldquo衣被天下&rdquo，蘇州的绫羅紗緞&ldquo轉貿四方&rdquo，景德鎮的瓷器在全國東西南北&ldquo無所不至&rdquo。
工商業城市的繁榮這時全國一性一的工商業城市，首推北京與南京，人口皆在百萬以上。
手工業發達的城市，如松江是棉織業的中心，蘇、杭二州是絲織業的中心，蕪湖是染業的中心，鉛山（今屬江西）是造紙業的中心，景德鎮是擁有數十萬人的瓷都。
此外，浙江的湖州、山西的潞安和西北的蘭州等地，都是紡織業的中心。
山西的平一陽一、河北的遵化、廣東的佛山，都是冶鐵業的中心。
至于商業大城市更是多到三十餘，散布在長江兩岸、運河兩岸、東南沿海及其他地區。
北方的工商業城市比較少，南方則占了絕大多數。
明代城市經濟的發展，顯然是南北不平衡的。
商業資本的活躍由于工商業的發展，商業資本也非常活躍，在全國出現了更多的商人，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各種商幫。
其中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
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是中小商人，但也有擁資數萬、數十萬至百萬的大商人，這些商人販賣各種農産品及手工業産品。
以銀為貨币随着工商業的發達，銀代替了錢、鈔（紙币），成為市場上流通的主要貨币。
這時朝野上下普遍用銀。
民間不僅大的交易用銀，小的交易也都用碎銀。
明政一府的田賦、徭役，工商業稅、海關稅乃至官吏俸祿、國庫開支，也大都是以銀折價，以銀計算。
3.資本主義萌芽 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即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開始産生，當然還很微弱，隻是在封建社會内部稀疏地存在着。
明代後期，資本主義萌芽已在某些地方某些手工業中出現，如在蘇州絲織業中最為明顯。
當時，蘇州是江南絲織業的中心，已經出現了很多機戶，專以機織為生，并且存在着機戶雇傭機工從事生産的情況。
這裡的機戶有多少不詳，但知總共使用機工數千人之多。
這些機工&ldquo得業則生，失業則死&rdquo，已是完全沒有産業的人，專賴出賣勞動力為生。
他們都是&ldquo自食其力之良民&rdquo，即是具有人身自一由的人。
機戶與機工的關系&ldquo機戶出資，機工出力&rdquo，這顯然是一種新的自一由雇傭關系。
在這種雇傭關系之下，如果有的機戶雇工較多，擴大了生産，那便是資本主義的經營了。
明人馮夢龍在小說《醒世恒言》中，寫了一個施複發家緻富的故事。
施複是嘉靖年間蘇州盛澤鎮上的小機戶，夫妻兩口辛勤經營，原本隻有一張織綢機，後來擴大到了三四十張織綢機。
象施複這樣的機戶，可以稱得上是工場手工業主了。
施複雖是小說裡的人物，但他的發家故事卻來源于當時的現實社會。
實際施複式的人物，也的确見于當時的明代社會。
如明人張瀚在《松窗夢語》中，記其祖上在成化末年，由購機一張增至二十餘張，這也是工場手工業主。
張瀚祖上的發家是在杭州，這說明在杭州的絲織業中，也有工場手工業出現。
總之，明代後期，在蘇、杭，特别是在蘇州的絲織業中，已有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出現。
此外，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也見之于其他手工業部門。
如在松江棉布襪制造業中，即存在着包買商形式的資本主義經營。
自萬曆以來，這裡有暑襪店百餘家，店主将料分發給當地&ldquo男婦&rdquo，令其為之生産暑襪，諸&ldquo男婦&rdquo各回家中做成暑襪，然後從店中領取報酬。
暑襪店的店主顯然是包買商，諸&ldquo男婦&rdquo變成在自己家中替店主生産的雇傭工人。
在浙江嘉興縣石門鎮的榨油業中，也有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記載。
該鎮有油坊二十家，共有雇工八百餘人，平均每家四十餘人，對雇工按日計工資。
這樣的油坊可以看作資本主義一性一質的工場手工業了。
又在廣東韶州、惠州等處的冶鐵業中，也有資本主義一性一質的經營方式。
在雲南的銅礦業中，也存在着資本主義一性一質的生産。
明代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還隻是個别的零散的現象。
盡避如此，封建社會内部畢竟出現了屬未來社會的新的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萌芽，這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處在封建制社會的末期了。
七、明朝的對外關系 1.鄭和下西洋 鄭和原姓馬，小字三寶，雲南昆明州（今晉甯）人，回族，世奉伊斯蘭教。
十二歲入燕王朱棣藩邸，為宦者。
朱棣稱帝後，升為内官監太監，賜姓鄭。
世稱&ldquo三保（三寶）太監&rdquo。
鄭和有才能，又是伊斯蘭教徒，時南洋諸國多奉伊斯蘭教，因之成祖欲遣人前往，鄭和便入眩明代以婆羅洲（今加裡曼丹）以東為東洋，以西為西洋。
鄭和所到之處大都在婆羅洲以西，所以稱為鄭和下西洋。
下西洋的原因明成祖命鄭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宣揚明朝的國威，擴大明朝在海外的政治影響，招緻各國來朝來貢。
其次，也是為了發展海外貿易，尤其是朝貢貿易，讓各國以朝貢的形式來中國做買賣。
或說鄭和航行的目的在于追尋建文帝的蹤迹。
當然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在明成祖不能沒有疑問，使鄭和兼有這樣的動機也未可定，然而這決不是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下西洋的經過鄭和奉命出使西洋，從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凡七次。
第一次在永樂三年（1405年）冬至永樂五年（1407年）九月，第二次在永樂五年冬至永樂七年（1409年）夏末，第三次在永樂七年九月至永樂九年（1411年）六月，第四次在永樂十一年（1413年）冬至永樂十三年（1415年）七月，第五次在永樂十五年（1417年）冬至永樂十七年（1419年）七月，第六次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春至永樂二十年（1442年）八月，第七次在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
鄭和船隊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今加裡曼丹）、滿剌加（今馬來半島南端馬六甲）、彭亨（在今馬來半島）、蘇門答臘、舊港（今蘇門答臘島巨港）、三佛齊（今巨港一帶）、爪哇、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榜葛刺（今孟加拉）、古裡（今印度西海岸科澤科德）、小梆蘭（今印度西海岸）、錫蘭山（今斯裡蘭卡）、溜山（今馬爾代夫群島）、忽魯谟斯（今霍爾木茲，屬伊朗）、阿丹（今亞丁）、天方（今麥加）、木骨都束（今非洲東岸，索馬裡摩加迪沙），蔔剌哇（今索馬裡的布臘瓦）、竹步（今索馬裡的朱巴河口一帶）、麻林（今肯尼亞的馬林迪）。
總之，從1405到1433年，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前後二十餘年，經曆了亞非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處到達了紅海的海口和非洲東岸，并且越過了赤道。
下西洋的意義鄭和下西洋是人類征服海洋的壯舉，有着偉大的意義。
第一，鄭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事業上，做出了巨大貢獻。
鄭和下西洋發生在地理大發現之前，開始于1405年，這比哥倫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亞士在1487年發現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達·伽馬在1498年到達印度卡裡庫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麥哲倫在1521年到達菲律賓要早一百一十六年。
鄭和下西洋的規模是無與倫比的。
如第一次下西洋時，有大型寶船六十二艘，官兵二萬七千八百餘人。
第三次下西洋時，有大型寶船四十八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
第四次下西洋時，有大型寶船六十三艘，官兵二萬七千六百餘人。
第七次下西洋時，有寶船六十一艘，官兵二萬七千五百餘人。
鄭和的船隊以寶船為主構成，此外，還有馬船、糧船、坐船、戰船等許多船隻，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隊。
鄭和的寶船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闊一十八丈（合56米）。
這種寶船有九桅，張十二帆，&ldquo體勢巍然，巨無與比，篷帆錨舵二三百人莫能舉動。
&rdquo①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隻。
而達·伽馬去印度僅有四船、約一百六十人，哥倫布去美洲僅有三船、八十餘人，麥哲倫去菲律賓僅有五船、二百六十餘人，這和鄭和的船隊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鄭和七下西洋的結果，打通了從中國到東非的航路，把亞、非的廣大海域聯成一氣，這是地理大發現之前人類航海史上的偉大成就。
第二，鄭和下西洋的結果，擴大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和平交往，發展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鄭和下西洋是和平進行的，沒有征讨和殺伐，有之完全出于自衛。
如舊港王陳祖義是華僑，經常劫掠過往船隻，又謀劫鄭和的船，鄭和即擒陳祖義攜歸，陳祖義伏誅。
又鄭和至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發兵前來劫船，鄭和即生擒亞烈苦奈兒攜至北京，明成祖又放其歸國。
鄭和的船隊在所到之處，首先向國王、頭人等，宣讀皇帝诏書，賞賜大量物品，然後即展開貿易活動，甚至派小船往偏僻去處貿易。
如在古裡，按當地習慣交易，貨物議價以拍掌為定，以後價有貴賤，再不改悔。
又在祖法兒（在阿拉伯半島南岸），其國王遣頭目遍谕國人，皆以一乳一香、蘇合油之類來交換絲綢、瓷器等物。
鄭和的船隊總是滿載貨物往返，主要以中國的手工業品換取鎊國的土特産品，載出的手工業品有絲綢、瓷器、鐵器、銅線等等，載歸的土特産品有奇貨重寶及珍禽異獸等，如珍珠、珊瑚、寶石、香料、麒麟（長頸鹿）、獅子、駝鳥之類。
因為所載都是珠寶财貨，所以鄭和的船被稱為&ldquo寶船&rdquo。
鄭和開始下西洋後，亞、非各國多遣使來中國建交及進行貿易。
如1415年（永樂十三年），東非麻林國遣使來獻麒麟，一時轟動京師。
麒麟被中國視為吉祥之物，永樂皇帝親禦奉天門受禮，文武大臣莫不稱賀。
1417年（永樂十五年），蘇祿東王、西王和峒王三王各率人抵京，凡三百四十餘人，受到永樂皇帝隆重接待。
東王在歸途中死于山東德州，永樂皇帝命為之建墓立碑。
東王墓至今猶保存完好。
1423年（永樂二十一年），忽魯谟斯等十六國使者來京，凡一千二百人，一時使者盈一滿朝廷。
自鄭和下西洋後，中國人民到南洋去的日益增多，把中國進步的生産技術和手工業品帶到南洋各地，對南洋的開發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鄭和下西洋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
随從鄭和航行的馬歡著有《瀛涯勝覽》，費信著有《星槎勝覽》，鞏珍著有《西洋番國志》，記載了所經各國的情況，豐富了中國人的海外地理知識。
又鄭和下西洋時繪有航海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一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見明茅之儀《武備志》卷240），一般簡稱為《鄭和航海圖》。
此圖蜚聲中外，其中雖有一些錯誤，但至今仍有重要價值。
2.倭寇之患 倭寇的侵擾倭是當時對日本的通稱。
明朝初年，日本正處于分裂混戰的南北朝時期，一些封建主為了取得财富，便組織許多武士、一浪一人和商人，結成武裝集一團一，到中國沿海一帶進行走私貿易和劫掠一騷一擾，被稱作倭寇。
倭寇先是侵擾山東，以後漸次南下，經江蘇，浙江而達于福建、廣東沿海，所在出沒無常，忽來忽去，殺傷居民，掠奪财貨。
但在明朝初年，由于沿海加強海防，倭寇不敢肆虐，沒有釀成大患。
倭寇為患最烈的時期，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間。
那時一奸一臣嚴嵩當權，政治極其腐敗，海防松一弛。
如明初沿海防倭各軍，每衛約五千餘人，至此無一足額，甚至僅餘一半，惟餘老弱。
沿海防倭戰船也多年失修，存者僅十之一二。
因此倭寇所至，無力抵禦。
另外，中國沿海地區也由于工商業的發達、許多土豪大家、富商巨賈都私自出海貿易，或與倭寇相勾結。
在走私貿易中，又出現一些亦商亦盜的海盜集一團一，如著名的頭子有許棟（徽州歙縣人
4.張居正改革 明朝鎮壓了農民起義後，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繼續發展。
在這種情況之下，出現了張居正的改革，以求緩和社會矛盾，挽救明朝的統治。
張居正（1525&mdash1582年），字叔大，号太嶽，湖北江陵人。
隆慶元年（1567年）入内閣，隆慶六年（1572年）為内閣首輔。
為内閣首輔時，隆慶皇帝已死，新即位的萬曆皇帝年僅十歲。
張居正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自出任内閣首輔，先後執政十年，盡力輔佐小皇帝，以天下為己任，實行種種改革，比較重要的有下列幾項： 整頓吏治在整頓吏治方面，張居正提出有名的&ldquo考成法&rdquo，規定六部、都察院各衙門，凡屬應辦的公事，都要根據事情緩急，立定期限辦理，設置文簿登記存照，依限辦完注銷。
又另造文冊二本，一本送六科（六部的監察機關）備注，實行一件，注銷一件；一本送内閣查考。
若地方撫（巡撫）、按（巡按）行一事遲延，則部院糾舉；部院注銷文冊有弊，則六科糾舉；六科奏報不實，則内閣糾舉。
明朝本有考核成憲，但年久因循，虛應故事，已成空文。
張居正的為政方針是：&ldquo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号令&rdquo。
和&ldquo強公室，杜私門&rdquo。
①考成法實施以後，法必遵行，言必有效，一時大小辟員皆不敢玩忽職守，一切政令&ldquo雖萬裡外，朝下而夕奉行&rdquo②，往昔因循苟且之風為之一變，行政效率大為提高。
整饬邊防在整饬邊防方面，張居正支持王崇古的建議，改善同蒙古的關系，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命名其城為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并在大同等地設立茶馬互市，與蒙古進行貿易。
又調抗倭名将戚繼光鎮守薊門，用李成梁鎮守遼東。
俺答受封以後，約束各部不來犯邊，于是西北邊塞安甯，二十餘年沒有戰争。
戚繼光在薊門十六年，因受張居正倚重，得以展布才能，經營規劃，守備強國，邊境無事。
李成梁在遼東屢戰卻敵，多所立功，至封伯爵。
興修水利在興修水利方面，張居正用治河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使河永不再入淮，大大減少了水災，保障了農業生産，多年棄地得以變為良田。
清丈田地清丈田地是整頓賦役的一項措施。
明中葉以來，官僚貴族及豪強地主大量占有田地，又以種種手段，隐瞞田地與人口，逃避賦稅和徭役。
相反，小民不但不能逃避賦役，而且官僚地主所逃的賦役，官府還要灑派小民負擔。
因而，&ldquo小民稅存而産去，大戶有田而無糧&rdquo③，賦役不均是個嚴重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張居正提出在全國清丈田地，凡各府、州、縣的勳戚莊田、民田、屯田、職田等等，一律重新丈量。
此項工作由戶部尚書張學顔主持進行，開始于萬曆六年（1578年），告竣于萬曆九年（1581年）。
田地清丈的結果，總計全國田地為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增加了三百多萬頃。
這個數字有浮誇之處，因為有些官吏改用小杯丈量田地，以求增加田額。
但這個數字中确有增加的部分，即清查出了一部分豪強地主隐瞞的田地，有利于抑制地主逃稅現象，改變賦稅不均狀況。
一條鞭法一條鞭法是整頓賦役的最重要的措施，主要是解決&ldquo役&rdquo的征收問題。
明初的賦役制度是賦和役分别征收。
賦是以土地為對象征收的，按田畝計算；役是以人為對象征收的，又分為按戶和按丁征收兩種。
按戶所征的役，叫作裡甲，按丁所征的役，叫作均徭。
在征收的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實物和勞役，實物和勞役折銀的隻是小量的。
這種賦役制度是和商品經濟的不發展相聯系的。
在封建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之下，商品經濟極不發達，封建政一府所需要的各種物資和勞役，不能通過市場交換來滿足，隻有直接向人民征齲但是明中葉以後的社會經濟情況有所變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發展，一是商品經濟在迅速地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舊的賦役制度不能不改變，一條鞭法便應運而生。
在嘉靖十年（1531年）時就出現了一條鞭法，當時隻在局部地區推行。
到了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把一條鞭法作為全國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廣。
不久，一條鞭法就在全國普遍實行了。
一條鞭法的主要内容是：&ldquo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
&rdquo①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第一，一概征銀，田賦和力役都折銀征收。
這樣就取消了力役，由政一府雇人充役。
第二，把一部分力役攤入田賦征收。
把過去按戶按丁征收的力役改為折銀征收，稱為戶丁銀。
有的地方将戶丁銀全部攤入田賦征收；有的地方将戶丁銀的大部分攤入田賦征收，小部分仍然按丁征收；有的地方将戶丁銀的大部分仍然按丁征收，而小部分攤入田賦征收；有的地方則将戶丁銀按田賦和按丁平均分配。
總之，一條鞭法還沒有把力役全部攤入田賦，隻是部分地攤入田賦。
第三，歸并和簡化征收項目，統一編派。
把過去對各州縣征收的夏稅、秋糧、裡甲、均徭、雜役以及加派的貢納等項統統折成銀兩，合并為一個總數，一部分按丁攤派，一部分按田賦攤派。
第四，賦役的征收解運，由過去的民收民解（即由裡甲辦理），改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一府辦理）。
一條鞭法主要有三點進步意義：第一，将力役部分地攤入田賦，有利于減輕農民的負擔。
因為在封建社會裡，土地的多數總是在地主一方，而戶丁的多數總是在農民一方，現在把戶丁銀的一部分攤入田賦征收，自然就相對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第二，把力役改為折銀，這就使農民擺脫了一部分封建國家的勞役束縛，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一弛。
第三，賦役一概征銀，這就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又反轉來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六、明中後期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 1.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 農業在農業方面，這時水稻産量較前有了提高，一般稻田畝産二石到三石，個别地區達到五、六石。
這時有玉米、番薯等高産作物自外國傳入。
玉米（又稱玉蜀黍）的原産地是美洲，在十六世紀，由幾條渠道傳入我國。
到了明朝末年，玉米的種植已達十餘省，如有浙江、福建、雲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陝西、甘肅、山東、河南、河北等地。
番薯（又稱紅薯，俗稱地瓜）的原産地也是美洲，大約在萬曆年間，分别由菲律賓、越南、緬甸傳入我國。
首先種植番薯的是福建、廣東和雲南，不久浙江也引進番薯，此後番薯的種植逐漸推廣。
番薯産量很高，每畝可得數千斤，所以傳布很快。
這時農業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在日益擴大。
棉花的種植已&ldquo遍布于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
&rdquo①江蘇的松江以及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的一些地方，已經成為著名的産棉區。
松江有地二百萬畝，大半植棉，棉田不下百萬畝。
美洲的煙草在明中後期由菲律賓傳入，先傳至福建、廣東，以後漸及長江流域等地。
到了明朝末年，北方也多種植煙草。
美洲的花生在明中後期也傳入我國，種植于江蘇、福建、浙江等地。
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傳入有很大意義。
又桑樹、甘蔗以及藍靛（一種深藍色染料作物）的種植也很興旺，浙江湖州和四川阆中都是種植桑業中心，福建和廣東盛産甘蔗，四川和浙江也産甘蔗，福建和江西則是藍靛種植最多的地方。
手工業在手工業方面，紡織業、冶鐵業、制瓷業等有了新的發展。
這時棉紡織業已成為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業。
松江地區的棉紡織業最為發達，浙江嘉善縣的紡紗織布也很有名，當時有&ldquo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嘉善縣治所）紗&rdquo之謠②。
棉紡織業的生産工具也大有改進。
如去籽用攪車，工效大為提高，使用句容式攪車生産，一人可抵原來四人。
使用太倉式攪車生産，兩人可抵原來八人。
彈弓原來是竹弓繩弦，這時改為木弓蠟絲弦，振動力加大了。
元代的紡車僅有三個錠子，這時的紡車有四個錠子，甚至江西樂安的紡車有五個錠子。
絲織業也比以前更加發展。
蘇、杭二府是全國絲織業的中心區，山西潞安府的絲織業也聞名全國。
這時用的織機有腰機和提花機。
最值得稱道的是提花機，它的結構複雜，提花技術巧變百出，能夠織出各種繁雜的花紋，鮮豔美觀。
這時冶鐵技術有突出的進步。
煉鐵不僅普遍用煤，而且使用焦炭。
鼓風已經應用裝有活一塞、活門的木風箱，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鼓風工具。
煉鐵爐的容量也增大了，如河北遵化的大鐵爐，高一丈三尺，每爐可容礦砂二千多斤。
這時制瓷業，尤其是景德鎮的制瓷業，技術多有革新。
如瓷器施釉法改進了，用吹釉法代替蘸釉法，施釉更加均勻光澤。
彩色瓷器也發展了，明初已有一精一美的青花瓷，這時又有鬥彩（釉上釉下争美）、五彩（多種顔色）等新産品，這就為清代彩瓷的發展奠定了基矗這時印刷業也有進步，已經應用銅活字印書了。
2.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産水平提高的基礎上，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已經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
商品經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農産品和手工業品商品化這時糧食、棉花、生絲、食鹽、煙草、綢緞、棉布、瓷器及其他各種手工藝品都成為主要的商品，其中松江的棉布&ldquo衣被天下&rdquo，蘇州的绫羅紗緞&ldquo轉貿四方&rdquo，景德鎮的瓷器在全國東西南北&ldquo無所不至&rdquo。
工商業城市的繁榮這時全國一性一的工商業城市，首推北京與南京，人口皆在百萬以上。
手工業發達的城市，如松江是棉織業的中心，蘇、杭二州是絲織業的中心，蕪湖是染業的中心，鉛山（今屬江西）是造紙業的中心，景德鎮是擁有數十萬人的瓷都。
此外，浙江的湖州、山西的潞安和西北的蘭州等地，都是紡織業的中心。
山西的平一陽一、河北的遵化、廣東的佛山，都是冶鐵業的中心。
至于商業大城市更是多到三十餘，散布在長江兩岸、運河兩岸、東南沿海及其他地區。
北方的工商業城市比較少，南方則占了絕大多數。
明代城市經濟的發展，顯然是南北不平衡的。
商業資本的活躍由于工商業的發展，商業資本也非常活躍，在全國出現了更多的商人，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各種商幫。
其中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
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是中小商人，但也有擁資數萬、數十萬至百萬的大商人，這些商人販賣各種農産品及手工業産品。
以銀為貨币随着工商業的發達，銀代替了錢、鈔（紙币），成為市場上流通的主要貨币。
這時朝野上下普遍用銀。
民間不僅大的交易用銀，小的交易也都用碎銀。
明政一府的田賦、徭役，工商業稅、海關稅乃至官吏俸祿、國庫開支，也大都是以銀折價，以銀計算。
3.資本主義萌芽 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即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開始産生，當然還很微弱，隻是在封建社會内部稀疏地存在着。
明代後期，資本主義萌芽已在某些地方某些手工業中出現，如在蘇州絲織業中最為明顯。
當時，蘇州是江南絲織業的中心，已經出現了很多機戶，專以機織為生，并且存在着機戶雇傭機工從事生産的情況。
這裡的機戶有多少不詳，但知總共使用機工數千人之多。
這些機工&ldquo得業則生，失業則死&rdquo，已是完全沒有産業的人，專賴出賣勞動力為生。
他們都是&ldquo自食其力之良民&rdquo，即是具有人身自一由的人。
機戶與機工的關系&ldquo機戶出資，機工出力&rdquo，這顯然是一種新的自一由雇傭關系。
在這種雇傭關系之下，如果有的機戶雇工較多，擴大了生産，那便是資本主義的經營了。
明人馮夢龍在小說《醒世恒言》中，寫了一個施複發家緻富的故事。
施複是嘉靖年間蘇州盛澤鎮上的小機戶，夫妻兩口辛勤經營，原本隻有一張織綢機，後來擴大到了三四十張織綢機。
象施複這樣的機戶，可以稱得上是工場手工業主了。
施複雖是小說裡的人物，但他的發家故事卻來源于當時的現實社會。
實際施複式的人物，也的确見于當時的明代社會。
如明人張瀚在《
張瀚祖上的發家是在杭州，這說明在杭州的絲織業中，也有工場手工業出現。
總之，明代後期，在蘇、杭，特别是在蘇州的絲織業中，已有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出現。
此外，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也見之于其他手工業部門。
如在松江棉布襪制造業中，即存在着包買商形式的資本主義經營。
自萬曆以來，這裡有暑襪店百餘家，店主将料分發給當地&ldquo男婦&rdquo，令其為之生産暑襪，諸&ldquo男婦&rdquo各回家中做成暑襪，然後從店中領取報酬。
暑襪店的店主顯然是包買商，諸&ldquo男婦&rdquo變成在自己家中替店主生産的雇傭工人。
在浙江嘉興縣石門鎮的榨油業中，也有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記載。
該鎮有油坊二十家，共有雇工八百餘人，平均每家四十餘人，對雇工按日計工資。
這樣的油坊可以看作資本主義一性一質的工場手工業了。
又在廣東韶州、惠州等處的冶鐵業中，也有資本主義一性一質的經營方式。
在雲南的銅礦業中，也存在着資本主義一性一質的生産。
明代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還隻是個别的零散的現象。
盡避如此，封建社會内部畢竟出現了屬未來社會的新的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萌芽，這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處在封建制社會的末期了。
七、明朝的對外關系 1.鄭和下西洋 鄭和原姓馬，小字三寶，雲南昆明州（今晉甯）人，回族，世奉伊斯蘭教。
十二歲入燕王朱棣藩邸，為宦者。
朱棣稱帝後，升為内官監太監，賜姓鄭。
世稱&ldquo三保（三寶）太監&rdquo。
鄭和有才能，又是伊斯蘭教徒，時南洋諸國多奉伊斯蘭教，因之成祖欲遣人前往，鄭和便入眩明代以婆羅洲（今加裡曼丹）以東為東洋，以西為西洋。
鄭和所到之處大都在婆羅洲以西，所以稱為鄭和下西洋。
下西洋的原因明成祖命鄭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宣揚明朝的國威，擴大明朝在海外的政治影響，招緻各國來朝來貢。
其次，也是為了發展海外貿易，尤其是朝貢貿易，讓各國以朝貢的形式來中國做買賣。
或說鄭和航行的目的在于追尋建文帝的蹤迹。
當然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在明成祖不能沒有疑問，使鄭和兼有這樣的動機也未可定，然而這決不是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下西洋的經過鄭和奉命出使西洋，從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凡七次。
第一次在永樂三年（1405年）冬至永樂五年（1407年）九月，第二次在永樂五年冬至永樂七年（1409年）夏末，第三次在永樂七年九月至永樂九年（1411年）六月，第四次在永樂十一年（1413年）冬至永樂十三年（1415年）七月，第五次在永樂十五年（1417年）冬至永樂十七年（1419年）七月，第六次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春至永樂二十年（1442年）八月，第七次在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
鄭和船隊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今加裡曼丹）、滿剌加（今馬來半島南端馬六甲）、彭亨（在今馬來半島）、蘇門答臘、舊港（今蘇門答臘島巨港）、三佛齊（今巨港一帶）、爪哇、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榜葛刺（今孟加拉）、古裡（今印度西海岸科澤科德）、小梆蘭（今印度西海岸）、錫蘭山（今斯裡蘭卡）、溜山（今馬爾代夫群島）、忽魯谟斯（今霍爾木茲，屬伊朗）、阿丹（今亞丁）、天方（今麥加）、木骨都束（今非洲東岸，索馬裡摩加迪沙），蔔剌哇（今索馬裡的布臘瓦）、竹步（今索馬裡的朱巴河口一帶）、麻林（今肯尼亞的馬林迪）。
總之，從1405到1433年，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前後二十餘年，經曆了亞非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處到達了紅海的海口和非洲東岸，并且越過了赤道。
下西洋的意義鄭和下西洋是人類征服海洋的壯舉，有着偉大的意義。
第一，鄭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事業上，做出了巨大貢獻。
鄭和下西洋發生在地理大發現之前，開始于1405年，這比哥倫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亞士在1487年發現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達·伽馬在1498年到達印度卡裡庫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麥哲倫在1521年到達菲律賓要早一百一十六年。
鄭和下西洋的規模是無與倫比的。
如第一次下西洋時，有大型寶船六十二艘，官兵二萬七千八百餘人。
第三次下西洋時，有大型寶船四十八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
第四次下西洋時，有大型寶船六十三艘，官兵二萬七千六百餘人。
第七次下西洋時，有寶船六十一艘，官兵二萬七千五百餘人。
鄭和的船隊以寶船為主構成，此外，還有馬船、糧船、坐船、戰船等許多船隻，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隊。
鄭和的寶船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闊一十八丈（合56米）。
這種寶船有九桅，張十二帆，&ldquo體勢巍然，巨無與比，篷帆錨舵二三百人莫能舉動。
&rdquo①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隻。
而達·伽馬去印度僅有四船、約一百六十人，哥倫布去美洲僅有三船、八十餘人，麥哲倫去菲律賓僅有五船、二百六十餘人，這和鄭和的船隊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鄭和七下西洋的結果，打通了從中國到東非的航路，把亞、非的廣大海域聯成一氣，這是地理大發現之前人類航海史上的偉大成就。
第二，鄭和下西洋的結果，擴大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和平交往，發展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鄭和下西洋是和平進行的，沒有征讨和殺伐，有之完全出于自衛。
如舊港王陳祖義是華僑，經常劫掠過往船隻，又謀劫鄭和的船，鄭和即擒陳祖義攜歸，陳祖義伏誅。
又鄭和至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發兵前來劫船，鄭和即生擒亞烈苦奈兒攜至北京，明成祖又放其歸國。
鄭和的船隊在所到之處，首先向國王、頭人等，宣讀皇帝诏書，賞賜大量物品，然後即展開貿易活動，甚至派小船往偏僻去處貿易。
如在古裡，按當地習慣交易，貨物議價以拍掌為定，以後價有貴賤，再不改悔。
又在祖法兒（在阿拉伯半島南岸），其國王遣頭目遍谕國人，皆以一乳一香、蘇合油之類來交換絲綢、瓷器等物。
鄭和的船隊總是滿載貨物往返，主要以中國的手工業品換取鎊國的土特産品，載出的手工業品有絲綢、瓷器、鐵器、銅線等等，載歸的土特産品有奇貨重寶及珍禽異獸等，如珍珠、珊瑚、寶石、香料、麒麟（長頸鹿）、獅子、駝鳥之類。
因為所載都是珠寶财貨，所以鄭和的船被稱為&ldquo寶船&rdquo。
鄭和開始下西洋後，亞、非各國多遣使來中國建交及進行貿易。
如1415年（永樂十三年），東非麻林國遣使來獻麒麟，一時轟動京師。
麒麟被中國視為吉祥之物，永樂皇帝親禦奉天門受禮，文武大臣莫不稱賀。
1417年（永樂十五年），蘇祿東王、西王和峒王三王各率人抵京，凡三百四十餘人，受到永樂皇帝隆重接待。
東王在歸途中死于山東德州，永樂皇帝命為之建墓立碑。
東王墓至今猶保存完好。
1423年（永樂二十一年），忽魯谟斯等十六國使者來京，凡一千二百人，一時使者盈一滿朝廷。
自鄭和下西洋後，中國人民到南洋去的日益增多，把中國進步的生産技術和手工業品帶到南洋各地，對南洋的開發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鄭和下西洋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
随從鄭和航行的馬歡著有《瀛涯勝覽》，費信著有《星槎勝覽》，鞏珍著有《西洋番國志》，記載了所經各國的情況，豐富了中國人的海外地理知識。
又鄭和下西洋時繪有航海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一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見明茅之儀《武備志》卷240），一般簡稱為《鄭和航海圖》。
此圖蜚聲中外，其中雖有一些錯誤，但至今仍有重要價值。
2.倭寇之患 倭寇的侵擾倭是當時對日本的通稱。
明朝初年，日本正處于分裂混戰的南北朝時期，一些封建主為了取得财富，便組織許多武士、一浪一人和商人，結成武裝集一團一，到中國沿海一帶進行走私貿易和劫掠一騷一擾，被稱作倭寇。
倭寇先是侵擾山東，以後漸次南下，經江蘇，浙江而達于福建、廣東沿海，所在出沒無常，忽來忽去，殺傷居民，掠奪财貨。
但在明朝初年，由于沿海加強海防，倭寇不敢肆虐，沒有釀成大患。
倭寇為患最烈的時期，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間。
那時一奸一臣嚴嵩當權，政治極其腐敗，海防松一弛。
如明初沿海防倭各軍，每衛約五千餘人，至此無一足額，甚至僅餘一半，惟餘老弱。
沿海防倭戰船也多年失修，存者僅十之一二。
因此倭寇所至，無力抵禦。
另外，中國沿海地區也由于工商業的發達、許多土豪大家、富商巨賈都私自出海貿易，或與倭寇相勾結。
在走私貿易中，又出現一些亦商亦盜的海盜集一團一，如著名的頭子有許棟（徽州歙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