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國初春有所思 查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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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那樣空氣稀薄的地方，漢人長住是受不了的。
在四川、青海、甘肅境内的藏人另有200多萬。
我拿具體的資料給他看，卡特笑了，他說他手頭的資料中，居然說四川成都也屬西藏。
” “1997年之後，香港不用繳稅給中央，中央也不給香港補貼。
可是現在我們每年給西藏補貼，改善人民生活，發展公路等等現代化設施。
漢人人多，經濟力量大，對于兄弟民族，我們是一貫支持幫助。
” 八新聞、經濟、對港政策 我問到新聞領域和文藝領域方面，今後如何進一步開放。
他說：“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做的報告中，提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設的十大任務，其中就有大力發展教育、充分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任務，要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建設提高到新水平，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
這不是八股式的口号，而是真正切切實實的做到。
” “新聞報道必須根據事實，決不是不可以提批評建議，但重點是鼓勵全體人民樂觀向上，精神奮發。
文藝創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會的陰暗面，不過主流應當是振奮人心，激勵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我們中國有這樣偉大深遠的文化遺産，有許許多多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一想起來就令人精神大振。
我國曆史上多少偉大的人物，幹下了多少偉大的事業？12億人民極大多數是十分可愛的，有許許多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寫和歌頌。
” 我提到目前社會風氣還是有令人憂慮關注的地方，貪污腐敗的情況需要密切注意，是否有加強法治的良策。
他說：“這是中央的重點工作之一。
這次人大開過之後，我們立刻要快馬加鞭的制定許多法規，尤其是經濟法規。
在經濟法規的制訂和執行上，我們落後于先進國家很多。
中國要成為一個經濟大國，這些方面非快速趕上不可。
例如公司股分制度，股票交易制度，就需要盡快完善。
在談到股分制度時，他說：“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們不準備大舉在其他地方擴展，要先有良好成績和經驗再說，不能一下子就搞亂了。
” 我說在較小規模的鄉鎮企業和城市私營企業中，不妨鼓勵私營合作和股分制度，用以吸收民間融資，發展生産，同時可以減低通貨膨脹，節制不正常的奢侈浪費。
他點頭同意，其後談到目前稅收制度相當不完善，急須改進。
他說，“許多個體戶和小集體企業，賺錢很多，但幾乎不繳稅。
隻要每個小企業多繳幾百元稅，國家财政就會大大改善。
”我說征稅制度要做得完善是很不容易的。
目前隻能說是“藏富于民”的階段，民間财富多了，國家自然興旺發達，另一方面也要嚴格禁止不合理的攤派和非法征稅。
他說：“要點是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立法和執行都須大大改進。
” 談到外國的大企業經驗時，他舉了美國、法國、荷蘭的許多例子，又提到德國奔馳公司，科威特國家銀行占了很大股份，原來的大股東反而變成了小股東，但公司仍然經營很好。
他認為中國不少國營公司虧蝕很大，急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下改革結構。
我說：“好像你剛才所說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IBM、德國的奔馳汽車公司等等，總經理、廠長等等不一定是大股東，都是受薪的雇員。
我國許多國營公司國有的所有性質不變，但可以雇用最精明能幹的人來管理經營，為國家賺大錢，付給管理人員的薪金酬勞再高，也隻占利潤的一個極小百分比，勝于年年虧損，國家要補貼。
” 他說：“我們目前的重點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業推向市場，使企業真正成為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争的主體，并承擔國有資産保值增值的責任。
聘請能幹的管理、經營人才自然是絕對必需的。
至于國有的小企業，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
” 預定談話的時間是一小時，但江總書記談興很高，我看時間已超過了将近半小時，于是說：“請問關于香港問題，江總書記還有什麼話要對香港人說？” 他想了一想說：“第一，香港問題在九七之前，是中英兩國政府之間的事，絕對不容許第三者插手幹預；在九七之後，是中國的内政，自然不容許外人幹涉。
有人企圖将香港問題國際化，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第二，中國政府嚴格遵守一切國際協議和承諾，希望别的有關國家也同樣嚴格遵守。
第三，中國在香港恢複行使主權後，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樂，這是我們的基本國策。
” 我說，大多數香港人希望中英恢複以前的和諧合作，希望中英對于解開目前的僵局進行談判。
他說：對于我們來說，談判的大門永遠是敞開的。
但法治的基礎，一是已制訂、公布的法律，二是國際條約與協議。
倘若不遵守這兩者，什麼法治、穩定，全都談不上了。
隻要英方切實尊重這兩點，恢複友好合作是不難的。
臨别時，他拿了一疊書送給我，都與我家鄉有關，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簡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
其中有一本《兩浙轶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館所編，是蕭乾先生所編文史筆記叢書中的一套。
江總書記笑說： “這裡面有一篇關于你中學時代的事，很有趣，說到你在中學時給訓導主任開除的經過。
” 九釣魚台宴會席上 當天晚上，丁關根先生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一起參加的有曾建徽先生、張浚生先生。
丁先生還特地約了我圍棋老師聶衛平，他們兩人是橋牌的牌友。
宴會的氣氛很輕松，聶衛平老師談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紀錄，談到台灣的沈君山先生，談到教過我圍棋的陳祖德、羅建文兩位。
丁先生問聶老師：“你有幾個圍棋弟子？”聶： “最好的弟子是馬曉春，但真正拜過師的隻有查先生一位。
”丁：“你怎麼叫徒弟為查先生？”聶：“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說，他年紀又比我大得多，我們是兩頭大。
”丁：“查先生的圍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聶（考慮半晌）：“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
”衆人大笑。
這句外交辭令其真實還不是很準确，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圍棋也決非第一。
席間當然也談了些正經事，我問到今後的文化新聞政策。
丁先生談得很開放，他還說，宣傳部英文譯作MinistryofPropaganda，在國際間形象不好。
他客氣的說請教，怎樣改一個譯名。
他說蘇聯共産黨的宣傳部從前叫MinistryofPropagandaandAgitation（宣傳及鼓動部），共産黨搞革命，名正言順的要宣傳與煽動。
現在中共宣傳部的任務改變了，雖然仍管思想、文化、新聞和宣傳，但在開放政策下，以提供正确資訊，促進溝通交流、内外友好團結為主要工作。
我說美國與法國都在Information與Communication這兩個字眼作過不同選擇。
丁先生覺得，Communication這字本來很好，但中國過去有“交通部”，易生混淆。
他主張今後中宣部的外文譯名是MinistryofInformation，但中文名稱則不改。
在談到中國的治安與違法亂紀時，丁先生說，他在
在四川、青海、甘肅境内的藏人另有200多萬。
我拿具體的資料給他看，卡特笑了，他說他手頭的資料中，居然說四川成都也屬西藏。
” “1997年之後，香港不用繳稅給中央，中央也不給香港補貼。
可是現在我們每年給西藏補貼，改善人民生活，發展公路等等現代化設施。
漢人人多，經濟力量大，對于兄弟民族，我們是一貫支持幫助。
” 八新聞、經濟、對港政策 我問到新聞領域和文藝領域方面，今後如何進一步開放。
他說：“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做的報告中，提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設的十大任務，其中就有大力發展教育、充分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任務，要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建設提高到新水平，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
這不是八股式的口号，而是真正切切實實的做到。
” “新聞報道必須根據事實，決不是不可以提批評建議，但重點是鼓勵全體人民樂觀向上，精神奮發。
文藝創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會的陰暗面，不過主流應當是振奮人心，激勵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我們中國有這樣偉大深遠的文化遺産，有許許多多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一想起來就令人精神大振。
我國曆史上多少偉大的人物，幹下了多少偉大的事業？12億人民極大多數是十分可愛的，有許許多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寫和歌頌。
” 我提到目前社會風氣還是有令人憂慮關注的地方，貪污腐敗的情況需要密切注意，是否有加強法治的良策。
他說：“這是中央的重點工作之一。
這次人大開過之後，我們立刻要快馬加鞭的制定許多法規，尤其是經濟法規。
在經濟法規的制訂和執行上，我們落後于先進國家很多。
中國要成為一個經濟大國，這些方面非快速趕上不可。
例如公司股分制度，股票交易制度，就需要盡快完善。
在談到股分制度時，他說：“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們不準備大舉在其他地方擴展，要先有良好成績和經驗再說，不能一下子就搞亂了。
” 我說在較小規模的鄉鎮企業和城市私營企業中，不妨鼓勵私營合作和股分制度，用以吸收民間融資，發展生産，同時可以減低通貨膨脹，節制不正常的奢侈浪費。
他點頭同意，其後談到目前稅收制度相當不完善，急須改進。
他說，“許多個體戶和小集體企業，賺錢很多，但幾乎不繳稅。
隻要每個小企業多繳幾百元稅，國家财政就會大大改善。
”我說征稅制度要做得完善是很不容易的。
目前隻能說是“藏富于民”的階段，民間财富多了，國家自然興旺發達，另一方面也要嚴格禁止不合理的攤派和非法征稅。
他說：“要點是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立法和執行都須大大改進。
” 談到外國的大企業經驗時，他舉了美國、法國、荷蘭的許多例子，又提到德國奔馳公司，科威特國家銀行占了很大股份，原來的大股東反而變成了小股東，但公司仍然經營很好。
他認為中國不少國營公司虧蝕很大，急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下改革結構。
我說：“好像你剛才所說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IBM、德國的奔馳汽車公司等等，總經理、廠長等等不一定是大股東，都是受薪的雇員。
我國許多國營公司國有的所有性質不變，但可以雇用最精明能幹的人來管理經營，為國家賺大錢，付給管理人員的薪金酬勞再高，也隻占利潤的一個極小百分比，勝于年年虧損，國家要補貼。
” 他說：“我們目前的重點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業推向市場，使企業真正成為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争的主體，并承擔國有資産保值增值的責任。
聘請能幹的管理、經營人才自然是絕對必需的。
至于國有的小企業，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
” 預定談話的時間是一小時，但江總書記談興很高，我看時間已超過了将近半小時，于是說：“請問關于香港問題，江總書記還有什麼話要對香港人說？” 他想了一想說：“第一，香港問題在九七之前，是中英兩國政府之間的事，絕對不容許第三者插手幹預；在九七之後，是中國的内政，自然不容許外人幹涉。
有人企圖将香港問題國際化，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第二，中國政府嚴格遵守一切國際協議和承諾，希望别的有關國家也同樣嚴格遵守。
第三，中國在香港恢複行使主權後，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樂，這是我們的基本國策。
” 我說，大多數香港人希望中英恢複以前的和諧合作，希望中英對于解開目前的僵局進行談判。
他說：對于我們來說，談判的大門永遠是敞開的。
但法治的基礎，一是已制訂、公布的法律，二是國際條約與協議。
倘若不遵守這兩者，什麼法治、穩定，全都談不上了。
隻要英方切實尊重這兩點，恢複友好合作是不難的。
臨别時，他拿了一疊書送給我，都與我家鄉有關，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簡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
其中有一本《兩浙轶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館所編，是蕭乾先生所編文史筆記叢書中的一套。
江總書記笑說： “這裡面有一篇關于你中學時代的事，很有趣，說到你在中學時給訓導主任開除的經過。
” 九釣魚台宴會席上 當天晚上，丁關根先生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一起參加的有曾建徽先生、張浚生先生。
丁先生還特地約了我圍棋老師聶衛平，他們兩人是橋牌的牌友。
宴會的氣氛很輕松，聶衛平老師談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紀錄，談到台灣的沈君山先生，談到教過我圍棋的陳祖德、羅建文兩位。
丁先生問聶老師：“你有幾個圍棋弟子？”聶： “最好的弟子是馬曉春，但真正拜過師的隻有查先生一位。
”丁：“你怎麼叫徒弟為查先生？”聶：“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說，他年紀又比我大得多，我們是兩頭大。
”丁：“查先生的圍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聶（考慮半晌）：“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
”衆人大笑。
這句外交辭令其真實還不是很準确，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圍棋也決非第一。
席間當然也談了些正經事，我問到今後的文化新聞政策。
丁先生談得很開放，他還說，宣傳部英文譯作MinistryofPropaganda，在國際間形象不好。
他客氣的說請教，怎樣改一個譯名。
他說蘇聯共産黨的宣傳部從前叫MinistryofPropagandaandAgitation（宣傳及鼓動部），共産黨搞革命，名正言順的要宣傳與煽動。
現在中共宣傳部的任務改變了，雖然仍管思想、文化、新聞和宣傳，但在開放政策下，以提供正确資訊，促進溝通交流、内外友好團結為主要工作。
我說美國與法國都在Information與Communication這兩個字眼作過不同選擇。
丁先生覺得，Communication這字本來很好，但中國過去有“交通部”，易生混淆。
他主張今後中宣部的外文譯名是MinistryofInformation，但中文名稱則不改。
在談到中國的治安與違法亂紀時，丁先生說，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