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世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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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先不查清真詞，不知美成有無此一阕愁字韻的"鳳凰台上憶吹箫"，但李清照卻有此詞，錄引如下：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奁塵滿，日上簾鈎。
生怕離懷别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幹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
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
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此與趙而忭之作，韻腳完全相同，唯"休"字犯重，所以換頭應押韻的"休休"，改為"悠悠"。
這就發生一個有趣的疑問了，美成、清照為同時人，但清照已入南宋，行輩稍晚；故如美成有此"愁"字韻一詞，則清照為步韻，趙而忭謂"用周美成"韻亦不錯。
問題是，以詞意而論，趙而忭明明是步清照的韻，清照此詞，題作"别情"；而全首詞上半阕如為董小宛而作，而下半阕如為冒辟疆而作。
李容齋的百首宮詞中，有"睡足日高猶慵起"句，與"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奁塵滿，日上簾鈎"，情事差相仿佛。
于此可知，趙而忭加注"用周美成'鳳凰台上憶吹箫'"的用意，不出兩端：一是有所諱，怕人找出李清照的詞來對看，所以特标"周美成"；一是有所隐，即是留此疑問，作為暗示，隻看李清照的那首"别情"，便是董冒二人兩地相思的寫照。
*** 董小宛殁于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世祖崩于十八年正月初七，在此四個多月中，宮闱不甯，出乎常情，觀《湯若望傳》及時人記載，參以上谕，情事如見。
《湯傳》記： 這位貴妃于1660年産生一子，是皇帝要規定他為将來的皇太子的，但是數星期之後，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後不久亦然薨逝。
皇帝陡為哀痛所攻，竟緻尋死覓活，不顧一切。
人們不得不晝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殺。
太監與宮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賜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
全國均須服喪，官吏一月，百姓三日，為殡葬的事務，曾耗費極巨量的國帑。
兩座裝飾得輝煌的宮殿，專供自遠地僻壤所召來的僧徒作館舍。
按照滿洲習俗，皇妃的屍體連同棺椁，并那兩座宮殿，連同其中珍貴陳設，俱都焚燒。
此後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
他親手把他的頭發削去，如果沒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後和湯若望加以阻止，他一定會充當了僧徒的，但是他仍還由杭州召了些最有名的僧徒來。
那些僧徒勸誡他完全信奉偶像，并且把國家的入款，浪費于廟宇的建築上。
這段記載，信而有征，張宸《青雕集》記： 端敬皇後喪，命諸大臣議谥。
先拟四字不允，而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猶以無"天聖"二字為歉。
命胡、王二學士排纂後所著語錄，其書秘，不得而傳。
按：皇後封号，如為嫡後，往往用"承天輔聖"；如因子而貴，則必有"育聖"二字，上用"贊天"等字樣。
小宛晉後，除"端敬"為稱号外，谥為"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十字；以無"天聖"字樣為歉者，誠如心史先生所說："端敬既不以嫡論，亦不得以子嗣帝位而得一'聖'字。
"于此可知，小宛之子預定将成東宮，《湯傳》所記不誤。
這段叙述中，有兩項重要的透露：第一是董小宛以端敬皇後的身份所獲得的哀榮；第二是世祖确有出家的打算。
先談前者。
小宛的喪禮之隆重，在中國曆史上是一般後妃身後少見的。
《湯傳》的記載，信而有征；吳梅村《清涼山贊佛詩》第二首，在"可憐千裡草，萎落無顔色"以下，共有六韻十二句描寫《湯傳》中所說的"滿洲習俗"，如"破萬家"而織成的"孔雀蒲桃錦"、大秦珠、八尺珊瑚，都用來裝飾《湯傳》中所說的"兩座輝煌的宮殿"，即吳詩中所謂"割之施精藍，千佛莊嚴飾"，而結果是"持來付一炬"；以下"紅顔尚焦土"句，進一步證實了所焚者為"精藍"。
又張宸《青雕集》記世祖初崩時的情形說： 十四日，焚大行所禦冠袍器用珍玩于宮門外。
時百官哭臨未散，遙聞宮中哭聲沸天而出，仰見太後黑素袍，禦乾清門台基上，南面，扶石欄立，哭極哀。
諸宮娥數輩，俱白帕首白從哭。
百官亦跪哭，所焚諸寶器，火焰俱五色，有聲如爆豆。
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聲，蓋不知數萬聲矣!謂之"小丢紙"。
此"丢紙"即滿洲喪禮。
既有"小丢紙"，自然還有"大丢紙"。
張宸又記世祖梓宮移往景山壽皇殿的情形： 有鞍馬數十匹，刻金鞍辔镫；鞍首龍銜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之，如食指大，背各負數枕，備焚化，枕頂亦刻金為龍銜珠，如鞍首，共百餘。
駝數十匹，繁纓垂貂，極華麗，背負绫绮錦繡，及帳房什器，亦備焚……近靈輿，各執赤金器、金瓶、金垂壺、金盤、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禦者，亦備焚。
這就是"大丢紙"。
不過為小宛發喪，"大丢紙"大到燒兩座宮殿，此真古今奇聞。
董小宛以秦淮校書而身後如此，泉下有知，亦足以自豪了。
其次是百官服喪，吳詩于此頗緻譏刺，在"紅顔尚焦土，百萬無容惜"句下接寫："小臣助長号，賜衣或一襲。
"所賜之衣，無非青布孝袍，與上文對看，蓋見喪禮奢靡過甚。
此下又有"隻愁許史輩，急淚難時得。
從官進哀诔，黃紙抄名入。
流涕盧郎才，咨嗟謝生筆"等語。
本來除太後外，後妃之喪，外臣不進哀诔，此為例外。
又張宸記"端敬皇後喪"："舉殡，命八旗官二、三品者，輪次舁靈，與舁者皆言其重。
票本用藍墨，自八月至十二月盡，乃易朱。
先是内大臣命婦哭臨不哀者議處，皇太後力解乃已。
"所描寫的情況，猶過于《湯傳》。
按：票本用藍墨自八月至十二月盡，則為百日。
清制：大喪百日而服除。
小宛之喪，竟與孝端大喪禮節相同。
至于殉葬之說，不見官文書記載，但玉林弟子行峰作《侍香紀略》雲："端敬皇後崩，茆溪森于宮中奉旨開堂，且勸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
"則确有殉葬之事。
《湯傳》所記"共三十名"，或者如行峰之師兄茆溪森不加勸谏，則所死者猶不止此數。
其次是世祖手自削發，這一點非常重要，證明出家之說，自有由來。
同時從吳梅村的詩句，以及官文書中，可以推斷出許多未為人知的事實。
我可以這樣說，世祖本人已經削發；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又幸憫忠寺，為太監吳良輔祝發，心史先生謂此為"代帝出家"，實則不然，吳良輔是日後世祖出家五台山時，預定留在那裡陪伴他的侍者。
這就是說，世祖以後是否真能出家，固大成疑問，但此時卻已下了決心。
另外一個有力的旁證是：世祖曾拟傳位于從兄弟。
《湯若望傳》： 一位繼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後力促皇帝做這一件事。
皇帝想到了一位從兄弟，但是皇太後和親王們的見解，也都是願意由皇子中選擇一位繼位者。
這是正月初六，世祖自知不起以後的事。
若非如此，孝莊亦不會力促世祖立儲。
事實上，在正月初三，世祖便有此意；說得明白些，世祖是因為決心出家，在為吳良輔祝發的第二天，便曾對繼位問題做了安排。
《王文靖公自撰年譜》雲： 辛醜(順治十八年)三十四歲。
元旦因不行慶賀禮，黎明入内，恭請聖安，召入養心殿，賜坐、賜茶而退。
翌日入内請安，晚始出。
初三日，召入養心殿，上坐禦榻，命至榻前講論移時。
是日，奉天語面谕者關系重大，并前此屢有面奏，及奉谕詢問密折，俱不敢載。
唯自念身系漢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雖舉家生生世世竭盡犬馬，何以仰答萬一?豈敢顧惜身家，不力持正論，以抒誠悃也。
吾子吾孫，其世世銘心镂骨，以圖報效也。
王文靖即王熙，世祖遺诏，出其手筆。
韓菼作《王文靖公行狀》，謂："面奉憑幾之言，終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
"然則試問：何事"關系重大"?何事終身不敢以語人?自然是皇位繼承問題。
《東華錄》雖載："正月壬子上不豫。
"壬子為正月初二，是日既為吳良輔祝發，而王熙初二、初三晉見，并不言世祖有病狀，則即使有病，亦并不重，何得遽爾議及身後?由此可知，世祖既決心行遁，則對皇位不能不有交代。
召見王熙所談的必是兩件事：出家與傳位。
國賴長君，古有明訓；況當甫得天下、四海未靖之際，沖人何能擔當大任?所以世祖欲傳位從兄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世祖的這位從兄弟，我推測是太祖第七子饒餘郡王阿巴泰的第四子和碩安親王嶽樂。
《清史列傳》卷二，記嶽樂雲： 嶽樂，饒餘敏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鎮國公。
順治三年正月，随肅親王豪格征四川，誅流賊張獻忠。
五年八月随英親王阿濟格剿平天津土賊；十一月複随英親王駐防大同。
六年九月晉封多羅貝勒；八年二月襲封多羅郡王，改号曰"安"。
九年二月掌工部事；十月預議政。
十年七月以喀爾喀部土謝圖汗、車臣汗等違旨，不還所掠巴林戶口，又來索歸順同部蒙古，命為宣威大将軍，駐歸化城，相機進剿。
尋因喀爾喀悔罪入貢，撤還。
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事。
十四年十一月谕獎：性行端良，莅事敬慎；晉封和碩安親王。
細檢諸王列傳，其時最賢者即嶽樂，且三十七歲，正為能擔當大事的盛年；再以谕獎之詞而言，不獨得世祖欣賞，且信其能為有道之君。
因此，可以确定世祖所選定的"從兄弟"，必為嶽樂。
至于王熙之所謂"豈敢顧惜身家，不力持正論?"則可分兩層來看：第一，"正論"必首勸勿逃禅，如聽勸則不發生繼位問題；第二，如必欲出家，則傳子而勿傳兄弟。
王熙作此忠谏，事實上亦等于反對嶽樂繼位，倘為嶽樂所知，可能會施以報複，此所以有不顧身家之語；而此秘終身不洩，自為明哲保身之計。
世祖拟傳"從兄弟"一事，更可得一旁證，張宸《青雕集》記： 初四日，九卿大臣問安，始知上不豫。
初五日，又問安，見宮殿各門所懸門神、對聯盡去。
一中貴向各大臣耳語，甚怆惶。
初七晚，釋刑獄諸囚，獄一空，止馬逢知、張缙彥二人不釋。
傳谕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
初八日各衙門開印。
予黎明盥漱畢，具朝服将入署，長班遽止之曰："門啟複閉，隻傳中堂暨禮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纓，百官今散矣。
"……日晡時召百官攜朝服入，入即令赴戶部領帛。
領訖，至太和殿西閣門，遇同官魏思齊，訊主器，曰："吾君之子也。
"心乃安。
于此可見，事先必有不傳子之說，所以張宸急"訊主器"，聞"吾君之子"，心乃安，是因為倘傳從兄弟，則又恢複到太祖時代的合議制，則非一紙诏書可定，須諸王貝勒共推有德有力者居之，勢必引起不安。
再看張宸前面所記，是日曾經戒嚴，"九衢寂寂，惶駭甚"。
又記： 二鼓餘，宣遺诏，凄風飒飒，雲陰欲凍，氣極幽慘，不自知其嗚咽失聲矣。
宣已，誡百官毋退，候登極……早，風日晴和，上升殿，宣哀诏于天安門外金水橋下。
是日為正月初九；前一日二鼓即宣遺诏，距世祖之崩，隻一晝夜。
而既宣遺诏："朕子玄烨，佟氏所生，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
"卻又迫不及待，違反遺诏的規定，在天明即行登極禮，可知是顧命四大臣深恐有變，不待有異心者調兵入京奪位，先讓八歲太子即位，造成既成事實，杜絕觊觎大位者。
既已登極，則國已有君，倘或舉兵，便可以叛逆視之。
張宸又記： 閱三日，輔臣率文武百官設誓，旗下每旗一誓詞，各官每衙門一誓詞。
詞正副三通，一宣讀，焚大行殡宮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讀上帝前；一藏禁中。
詞曰："臣等奉大行皇帝遺诏，務戮力一心，以輔沖主。
自今以後，毋結黨，毋徇私，毋黩偵，毋陰排異己以戕善類，毋偏執己見以妨大公，違斯誓者，上天降殛，奪算兇誅。
" 此三日中，必有許多暗潮洶湧，但雍乾兩朝，大删《實錄》，隻見當時遞嬗之際一片祥和，其實不然，幸賴私人記載保存了若幹真相。
野史之可貴在此。
現在要談世祖遺诏罪己者共十四款，開宗明義，即以"漸習漢俗"自責： 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茲矣。
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于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緻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兩款是自罪太後生前，子道不終；太後萬年之後，不能服三年之喪，少抒太宗賓天，未服缞绖之憾： 朕自弱齡，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賓，教訓撫養，唯聖皇太後慈育是依，隆恩罔極，高厚莫酬，唯朝夕趨承，冀盡孝養，今不幸子道未終，誠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賓天時，朕止六歲，不能服衰绖，行三年喪，終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後，順志承顔，且冀萬年之後，庶盡子職，少抒前憾，今永違膝下，反上廑聖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當是未經大改的原文。
因為人生修短有數，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終，悲痛有之，何足自責?唯有應養親而逃禅，則是不孝之罪。
以上第一款對整個滿洲，第二、三款對父母，于是第四款： 宗室諸王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孫，為國藩翰，理宜優遇，以示展親，朕于諸王貝勒等，晉接既疏，恩惠複鮮，以緻情誼暌隔，友愛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這是對宗室，照文氣看，删而未改。
"友愛之道未周"下，應有從今連彌補的機會亦沒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狀之一。
以下兩款，可以确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滿朝諸臣，或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
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緻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虛己延納，于用人之際，務求其德與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緻每歎乏人；若舍短錄長，則人有微技，亦獲見用，豈遂至于舉世無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兩款，慰撫滿員；其下一款，獨責劉正宗，疑為保留的末命： 設官分職，唯德是用；進退黜陟，不可忽視。
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罷斥，仍複優容姑息。
如劉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誠可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續的南北之争，至順治初變本加厲，而主之者一為馮铨，一為劉正宗。
劉與方拱乾因指認南朝的僞太子王之明一案，結怨更深。
辛酉科場案，為劉正宗所煽動操縱，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傾陷方家子。
鄧文如《清詩紀事》雲： 正宗當國，有權奸之目，丁酉科場之獄，為其一手把持，與慎交水火。
自負能詩，力主曆下，與虞山、婁東異幟。
擠二陳一死一谪，而獨得善終。
其詩筆力甚健，江南人選詩多不及之，門戶恩怨之見也。
"慎交"為複社支派之一，丁酉案中有名的吳漢槎，即慎交中人。
"曆下"指王漁洋；"虞山、婁東"指錢牧齋、吳梅村；二陳一為方以智的兒女親家陳名夏，一為吳梅村的兒女親家陳之遴。
按：丁酉科場案以劉正宗本心，牽涉南闱或北闱的南士，恨不得置之死地；賴小宛之力，流徙已屬從輕發落。
其後必又以小宛之言，自覺過苛，而又受劉正宗之感,因而在順治十七年，以魏裔介、季振宜之劾，嚴辦劉正宗。
《清史列傳·貳臣傳》： (順治)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狹隘，終日詩文自務，大廷議論，辄以己意為是，雖公事有誤，亦不置念，降旨嚴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終相成，以惬簡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時加申戒；須痛改前非，移朕優容恕過之意。
"十七年二月，應诏自陳乞罷，不允。
六月，左都禦史魏裔介、浙江道禦史季振宜，先後奏劾正宗陰險欺罔諸罪，命"明白回奏"。
正宗以"衰老孤蹤，不能結黨，緻撄誣劾"自訟。
下王、貝勒、九卿、科道會刑部提問。
正宗反複申訴，裔介與振宜共質之。
結果罪名成立，皆經對質；王公大臣會奏，列其罪狀： 正宗前自陳，不以上谕切責己罪載入疏内，裔介所劾是實。
(其一)董國祥為正宗薦舉，以降黜之員外越授郎中，後坐賄流徙，正宗不引罪檢舉，裔介與振宜所劾是實。
(其二) 裔介劾正宗，知李昌祚系叛案有名，累拟内升，今訊稱姓名相同，但前此不谙察究，有意朦胧是實。
正宗弟正學，順治四年投誠複叛，為李成棟參将，七年複投誠，裔介暗囑巡撫耿焞題授守備，正宗回奏，隻稱正學因擒獲逆犯，叙功題授，不言從叛情事，饬非諱罪是實。
裔介劾正宗與張缙彥同懷叵測之心，缙彥為正宗作詩序，詞句詭谲，正宗聞劾，即删毀其序，诳雲未見，其欺罔罪實應絞。
奏入，從寬免死，革職逮奪诏命，籍家産一半歸入旗下，不許回籍。
按：劉正宗一案特為列入遺诏，可信其為原文。
其時滿洲、蒙古及漢大臣之隸屬于北派者，已經聯結成一條陣線，對江南的高官、士紳及地方百姓展開無情的打擊與剝削；但其時還不便明着痕迹，所以仍保留了這一款。
國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發施，及度支告匮，每令會議，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止議裁減俸祿，以贍軍饷，厚己薄人，益上損下，是朕之罪一也。
這一款也可能是原文，亦确是世祖應自責之罪，與下兩款應合并而論。
經營殿宇，造作器具，務極精工，求為前代後人之所不及，無益之地，靡費甚多，乃不自省察，罔體民艱，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後于皇太後克盡孝道，輔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奏慈綸，追念賢淑，喪祭典禮，過從優厚，不能以禮止情，諸事逾濫不經，是朕之罪一也。
按：世祖在沖幼時，受孝莊及太宗舊臣之教，以嬉遊為晦，作出明朝武宗、熹宗的模樣，示無大志，俾免多爾衮猜忌。
及至多爾衮既死，世祖已成了一名超級纨绔，習性不易改變，順治十年以後，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為文學侍從，出入必偕；複又得小宛為妃，因而徹底漢化，而實為徹底江南化，飲食服禦、園林車馬，無不極端講究。
聲色犬馬，四字俱全，複又佞佛，以緻靡費無度。
此中還包含着遺民志士極大的一個計劃在内，西施沼吳差足比拟，當在談康熙時記論，此不贅。
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隻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設立内十三衙門，委用任使，與明無異，以緻營私作弊更逾往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言端敬之喪及任用宦寺，可确信非原文，此亦正是孝莊及四輔——顧命四大臣力謀改革的重點。
按：内十三衙門設立于順治十年六月底，當時有一上谕，首曆數各朝任用宦官之失，而在"曆觀覆轍，可為鑒戒"之下，一轉而為： 但宮禁役使此輩，勢難盡革，朕酌古因時，量為設置，首為乾清宮執事官，次為司禮監、禦用監、内官監、司設監、尚膳監、尚衣監、尚寶監、禦馬監、惜薪司、鐘鼓司、直殿局、兵仗局。
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
較之明朝的十二監、四司、八局，雖少了八個衙門，但重要部門完全保留，所删除的監、司、局，恰恰正是上谕開頭所謂"不過阍闼灑掃使令之役"，如明朝的"寶鈔司"，如顧名思義，以為印制銀票、錢票之類，那就錯了，一檢《明史·職官志》，會啞然失笑——寶鈔司"掌造粗細草紙"，明宮太監、宮女數萬，太監小解的姿勢與常人殊，亦須用草紙，由于草紙的消耗量特大，所以特設"司"管理制造。
又有"混堂司"，職司為"掌汰浴"，俗稱浴池為"混堂"即由此來。
如有這些衙門，反而貶低了宦官制度的"尊嚴"，删之反顯得權重。
于此可知，前面斥宦官，以及後面的告誡，"不許"這個，"不許"那個，完全是杜反對者之口的具文。
可注意的是"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這句話。
自來研清史者，對于十三衙門的興發，頗有申論，但常忽略了這"兼用"的一句話。
所謂"滿洲近臣"即上三旗包衣。
但上三旗包衣又何肯以太監自居，而況生理、心理及生活習慣不同，亦難共事。
我研究上三旗包衣所組織的内務府，發現跟宦官相争的事實甚多，而合作的迹象極少，一個是順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世祖既崩一月有餘以後，革十三衙門的上谕中，有這樣一段話：&qu
生怕離懷别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幹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
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
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此與趙而忭之作，韻腳完全相同，唯"休"字犯重，所以換頭應押韻的"休休"，改為"悠悠"。
這就發生一個有趣的疑問了，美成、清照為同時人，但清照已入南宋，行輩稍晚；故如美成有此"愁"字韻一詞，則清照為步韻，趙而忭謂"用周美成"韻亦不錯。
問題是，以詞意而論，趙而忭明明是步清照的韻，清照此詞，題作"别情"；而全首詞上半阕如為董小宛而作，而下半阕如為冒辟疆而作。
李容齋的百首宮詞中，有"睡足日高猶慵起"句，與"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奁塵滿，日上簾鈎"，情事差相仿佛。
于此可知，趙而忭加注"用周美成'鳳凰台上憶吹箫'"的用意，不出兩端：一是有所諱，怕人找出李清照的詞來對看，所以特标"周美成"；一是有所隐，即是留此疑問，作為暗示，隻看李清照的那首"别情"，便是董冒二人兩地相思的寫照。
*** 董小宛殁于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世祖崩于十八年正月初七，在此四個多月中，宮闱不甯，出乎常情，觀《湯若望傳》及時人記載，參以上谕，情事如見。
《湯傳》記： 這位貴妃于1660年産生一子，是皇帝要規定他為将來的皇太子的，但是數星期之後，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後不久亦然薨逝。
皇帝陡為哀痛所攻，竟緻尋死覓活，不顧一切。
人們不得不晝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殺。
太監與宮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賜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
全國均須服喪，官吏一月，百姓三日，為殡葬的事務，曾耗費極巨量的國帑。
兩座裝飾得輝煌的宮殿，專供自遠地僻壤所召來的僧徒作館舍。
按照滿洲習俗，皇妃的屍體連同棺椁，并那兩座宮殿，連同其中珍貴陳設，俱都焚燒。
此後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
他親手把他的頭發削去，如果沒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後和湯若望加以阻止，他一定會充當了僧徒的，但是他仍還由杭州召了些最有名的僧徒來。
那些僧徒勸誡他完全信奉偶像，并且把國家的入款，浪費于廟宇的建築上。
這段記載，信而有征，張宸《青雕集》記： 端敬皇後喪，命諸大臣議谥。
先拟四字不允，而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猶以無"天聖"二字為歉。
命胡、王二學士排纂後所著語錄，其書秘，不得而傳。
按：皇後封号，如為嫡後，往往用"承天輔聖"；如因子而貴，則必有"育聖"二字，上用"贊天"等字樣。
小宛晉後，除"端敬"為稱号外，谥為"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十字；以無"天聖"字樣為歉者，誠如心史先生所說："端敬既不以嫡論，亦不得以子嗣帝位而得一'聖'字。
"于此可知，小宛之子預定将成東宮，《湯傳》所記不誤。
這段叙述中，有兩項重要的透露：第一是董小宛以端敬皇後的身份所獲得的哀榮；第二是世祖确有出家的打算。
先談前者。
小宛的喪禮之隆重，在中國曆史上是一般後妃身後少見的。
《湯傳》的記載，信而有征；吳梅村《清涼山贊佛詩》第二首，在"可憐千裡草，萎落無顔色"以下，共有六韻十二句描寫《湯傳》中所說的"滿洲習俗"，如"破萬家"而織成的"孔雀蒲桃錦"、大秦珠、八尺珊瑚，都用來裝飾《湯傳》中所說的"兩座輝煌的宮殿"，即吳詩中所謂"割之施精藍，千佛莊嚴飾"，而結果是"持來付一炬"；以下"紅顔尚焦土"句，進一步證實了所焚者為"精藍"。
又張宸《青雕集》記世祖初崩時的情形說： 十四日，焚大行所禦冠袍器用珍玩于宮門外。
時百官哭臨未散，遙聞宮中哭聲沸天而出，仰見太後黑素袍，禦乾清門台基上，南面，扶石欄立，哭極哀。
諸宮娥數輩，俱白帕首白從哭。
百官亦跪哭，所焚諸寶器，火焰俱五色，有聲如爆豆。
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聲，蓋不知數萬聲矣!謂之"小丢紙"。
此"丢紙"即滿洲喪禮。
既有"小丢紙"，自然還有"大丢紙"。
張宸又記世祖梓宮移往景山壽皇殿的情形： 有鞍馬數十匹，刻金鞍辔镫；鞍首龍銜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之，如食指大，背各負數枕，備焚化，枕頂亦刻金為龍銜珠，如鞍首，共百餘。
駝數十匹，繁纓垂貂，極華麗，背負绫绮錦繡，及帳房什器，亦備焚……近靈輿，各執赤金器、金瓶、金垂壺、金盤、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禦者，亦備焚。
這就是"大丢紙"。
不過為小宛發喪，"大丢紙"大到燒兩座宮殿，此真古今奇聞。
董小宛以秦淮校書而身後如此，泉下有知，亦足以自豪了。
其次是百官服喪，吳詩于此頗緻譏刺，在"紅顔尚焦土，百萬無容惜"句下接寫："小臣助長号，賜衣或一襲。
"所賜之衣，無非青布孝袍，與上文對看，蓋見喪禮奢靡過甚。
此下又有"隻愁許史輩，急淚難時得。
從官進哀诔，黃紙抄名入。
流涕盧郎才，咨嗟謝生筆"等語。
本來除太後外，後妃之喪，外臣不進哀诔，此為例外。
又張宸記"端敬皇後喪"："舉殡，命八旗官二、三品者，輪次舁靈，與舁者皆言其重。
票本用藍墨，自八月至十二月盡，乃易朱。
先是内大臣命婦哭臨不哀者議處，皇太後力解乃已。
"所描寫的情況，猶過于《湯傳》。
按：票本用藍墨自八月至十二月盡，則為百日。
清制：大喪百日而服除。
小宛之喪，竟與孝端大喪禮節相同。
至于殉葬之說，不見官文書記載，但玉林弟子行峰作《侍香紀略》雲："端敬皇後崩，茆溪森于宮中奉旨開堂，且勸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
"則确有殉葬之事。
《湯傳》所記"共三十名"，或者如行峰之師兄茆溪森不加勸谏，則所死者猶不止此數。
其次是世祖手自削發，這一點非常重要，證明出家之說，自有由來。
同時從吳梅村的詩句，以及官文書中，可以推斷出許多未為人知的事實。
我可以這樣說，世祖本人已經削發；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又幸憫忠寺，為太監吳良輔祝發，心史先生謂此為"代帝出家"，實則不然，吳良輔是日後世祖出家五台山時，預定留在那裡陪伴他的侍者。
這就是說，世祖以後是否真能出家，固大成疑問，但此時卻已下了決心。
另外一個有力的旁證是：世祖曾拟傳位于從兄弟。
《湯若望傳》： 一位繼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後力促皇帝做這一件事。
皇帝想到了一位從兄弟，但是皇太後和親王們的見解，也都是願意由皇子中選擇一位繼位者。
這是正月初六，世祖自知不起以後的事。
若非如此，孝莊亦不會力促世祖立儲。
事實上，在正月初三，世祖便有此意；說得明白些，世祖是因為決心出家，在為吳良輔祝發的第二天，便曾對繼位問題做了安排。
《王文靖公自撰年譜》雲： 辛醜(順治十八年)三十四歲。
元旦因不行慶賀禮，黎明入内，恭請聖安，召入養心殿，賜坐、賜茶而退。
翌日入内請安，晚始出。
初三日，召入養心殿，上坐禦榻，命至榻前講論移時。
是日，奉天語面谕者關系重大，并前此屢有面奏，及奉谕詢問密折，俱不敢載。
唯自念身系漢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雖舉家生生世世竭盡犬馬，何以仰答萬一?豈敢顧惜身家，不力持正論，以抒誠悃也。
吾子吾孫，其世世銘心镂骨，以圖報效也。
王文靖即王熙，世祖遺诏，出其手筆。
韓菼作《王文靖公行狀》，謂："面奉憑幾之言，終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
"然則試問：何事"關系重大"?何事終身不敢以語人?自然是皇位繼承問題。
《東華錄》雖載："正月壬子上不豫。
"壬子為正月初二，是日既為吳良輔祝發，而王熙初二、初三晉見，并不言世祖有病狀，則即使有病，亦并不重，何得遽爾議及身後?由此可知，世祖既決心行遁，則對皇位不能不有交代。
召見王熙所談的必是兩件事：出家與傳位。
國賴長君，古有明訓；況當甫得天下、四海未靖之際，沖人何能擔當大任?所以世祖欲傳位從兄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世祖的這位從兄弟，我推測是太祖第七子饒餘郡王阿巴泰的第四子和碩安親王嶽樂。
《清史列傳》卷二，記嶽樂雲： 嶽樂，饒餘敏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鎮國公。
順治三年正月，随肅親王豪格征四川，誅流賊張獻忠。
五年八月随英親王阿濟格剿平天津土賊；十一月複随英親王駐防大同。
六年九月晉封多羅貝勒；八年二月襲封多羅郡王，改号曰"安"。
九年二月掌工部事；十月預議政。
十年七月以喀爾喀部土謝圖汗、車臣汗等違旨，不還所掠巴林戶口，又來索歸順同部蒙古，命為宣威大将軍，駐歸化城，相機進剿。
尋因喀爾喀悔罪入貢，撤還。
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事。
十四年十一月谕獎：性行端良，莅事敬慎；晉封和碩安親王。
細檢諸王列傳，其時最賢者即嶽樂，且三十七歲，正為能擔當大事的盛年；再以谕獎之詞而言，不獨得世祖欣賞，且信其能為有道之君。
因此，可以确定世祖所選定的"從兄弟"，必為嶽樂。
至于王熙之所謂"豈敢顧惜身家，不力持正論?"則可分兩層來看：第一，"正論"必首勸勿逃禅，如聽勸則不發生繼位問題；第二，如必欲出家，則傳子而勿傳兄弟。
王熙作此忠谏，事實上亦等于反對嶽樂繼位，倘為嶽樂所知，可能會施以報複，此所以有不顧身家之語；而此秘終身不洩，自為明哲保身之計。
世祖拟傳"從兄弟"一事，更可得一旁證，張宸《青雕集》記： 初四日，九卿大臣問安，始知上不豫。
初五日，又問安，見宮殿各門所懸門神、對聯盡去。
一中貴向各大臣耳語，甚怆惶。
初七晚，釋刑獄諸囚，獄一空，止馬逢知、張缙彥二人不釋。
傳谕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
初八日各衙門開印。
予黎明盥漱畢，具朝服将入署，長班遽止之曰："門啟複閉，隻傳中堂暨禮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纓，百官今散矣。
"……日晡時召百官攜朝服入，入即令赴戶部領帛。
領訖，至太和殿西閣門，遇同官魏思齊，訊主器，曰："吾君之子也。
"心乃安。
于此可見，事先必有不傳子之說，所以張宸急"訊主器"，聞"吾君之子"，心乃安，是因為倘傳從兄弟，則又恢複到太祖時代的合議制，則非一紙诏書可定，須諸王貝勒共推有德有力者居之，勢必引起不安。
再看張宸前面所記，是日曾經戒嚴，"九衢寂寂，惶駭甚"。
又記： 二鼓餘，宣遺诏，凄風飒飒，雲陰欲凍，氣極幽慘，不自知其嗚咽失聲矣。
宣已，誡百官毋退，候登極……早，風日晴和，上升殿，宣哀诏于天安門外金水橋下。
是日為正月初九；前一日二鼓即宣遺诏，距世祖之崩，隻一晝夜。
而既宣遺诏："朕子玄烨，佟氏所生，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
"卻又迫不及待，違反遺诏的規定，在天明即行登極禮，可知是顧命四大臣深恐有變，不待有異心者調兵入京奪位，先讓八歲太子即位，造成既成事實，杜絕觊觎大位者。
既已登極，則國已有君，倘或舉兵，便可以叛逆視之。
張宸又記： 閱三日，輔臣率文武百官設誓，旗下每旗一誓詞，各官每衙門一誓詞。
詞正副三通，一宣讀，焚大行殡宮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讀上帝前；一藏禁中。
詞曰："臣等奉大行皇帝遺诏，務戮力一心，以輔沖主。
自今以後，毋結黨，毋徇私，毋黩偵，毋陰排異己以戕善類，毋偏執己見以妨大公，違斯誓者，上天降殛，奪算兇誅。
" 此三日中，必有許多暗潮洶湧，但雍乾兩朝，大删《實錄》，隻見當時遞嬗之際一片祥和，其實不然，幸賴私人記載保存了若幹真相。
野史之可貴在此。
現在要談世祖遺诏罪己者共十四款，開宗明義，即以"漸習漢俗"自責： 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茲矣。
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于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緻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兩款是自罪太後生前，子道不終；太後萬年之後，不能服三年之喪，少抒太宗賓天，未服缞绖之憾： 朕自弱齡，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賓，教訓撫養，唯聖皇太後慈育是依，隆恩罔極，高厚莫酬，唯朝夕趨承，冀盡孝養，今不幸子道未終，誠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賓天時，朕止六歲，不能服衰绖，行三年喪，終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後，順志承顔，且冀萬年之後，庶盡子職，少抒前憾，今永違膝下，反上廑聖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當是未經大改的原文。
因為人生修短有數，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終，悲痛有之，何足自責?唯有應養親而逃禅，則是不孝之罪。
以上第一款對整個滿洲，第二、三款對父母，于是第四款： 宗室諸王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孫，為國藩翰，理宜優遇，以示展親，朕于諸王貝勒等，晉接既疏，恩惠複鮮，以緻情誼暌隔，友愛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這是對宗室，照文氣看，删而未改。
"友愛之道未周"下，應有從今連彌補的機會亦沒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狀之一。
以下兩款，可以确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滿朝諸臣，或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
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緻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虛己延納，于用人之際，務求其德與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緻每歎乏人；若舍短錄長，則人有微技，亦獲見用，豈遂至于舉世無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兩款，慰撫滿員；其下一款，獨責劉正宗，疑為保留的末命： 設官分職，唯德是用；進退黜陟，不可忽視。
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罷斥，仍複優容姑息。
如劉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誠可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續的南北之争，至順治初變本加厲，而主之者一為馮铨，一為劉正宗。
劉與方拱乾因指認南朝的僞太子王之明一案，結怨更深。
辛酉科場案，為劉正宗所煽動操縱，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傾陷方家子。
鄧文如《清詩紀事》雲： 正宗當國，有權奸之目，丁酉科場之獄，為其一手把持，與慎交水火。
自負能詩，力主曆下，與虞山、婁東異幟。
擠二陳一死一谪，而獨得善終。
其詩筆力甚健，江南人選詩多不及之，門戶恩怨之見也。
"慎交"為複社支派之一，丁酉案中有名的吳漢槎，即慎交中人。
"曆下"指王漁洋；"虞山、婁東"指錢牧齋、吳梅村；二陳一為方以智的兒女親家陳名夏，一為吳梅村的兒女親家陳之遴。
按：丁酉科場案以劉正宗本心，牽涉南闱或北闱的南士，恨不得置之死地；賴小宛之力，流徙已屬從輕發落。
其後必又以小宛之言，自覺過苛，而又受劉正宗之感,因而在順治十七年，以魏裔介、季振宜之劾，嚴辦劉正宗。
《清史列傳·貳臣傳》： (順治)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狹隘，終日詩文自務，大廷議論，辄以己意為是，雖公事有誤，亦不置念，降旨嚴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終相成，以惬簡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時加申戒；須痛改前非，移朕優容恕過之意。
"十七年二月，應诏自陳乞罷，不允。
六月，左都禦史魏裔介、浙江道禦史季振宜，先後奏劾正宗陰險欺罔諸罪，命"明白回奏"。
正宗以"衰老孤蹤，不能結黨，緻撄誣劾"自訟。
下王、貝勒、九卿、科道會刑部提問。
正宗反複申訴，裔介與振宜共質之。
結果罪名成立，皆經對質；王公大臣會奏，列其罪狀： 正宗前自陳，不以上谕切責己罪載入疏内，裔介所劾是實。
(其一)董國祥為正宗薦舉，以降黜之員外越授郎中，後坐賄流徙，正宗不引罪檢舉，裔介與振宜所劾是實。
(其二) 裔介劾正宗，知李昌祚系叛案有名，累拟内升，今訊稱姓名相同，但前此不谙察究，有意朦胧是實。
正宗弟正學，順治四年投誠複叛，為李成棟參将，七年複投誠，裔介暗囑巡撫耿焞題授守備，正宗回奏，隻稱正學因擒獲逆犯，叙功題授，不言從叛情事，饬非諱罪是實。
裔介劾正宗與張缙彥同懷叵測之心，缙彥為正宗作詩序，詞句詭谲，正宗聞劾，即删毀其序，诳雲未見，其欺罔罪實應絞。
奏入，從寬免死，革職逮奪诏命，籍家産一半歸入旗下，不許回籍。
按：劉正宗一案特為列入遺诏，可信其為原文。
其時滿洲、蒙古及漢大臣之隸屬于北派者，已經聯結成一條陣線，對江南的高官、士紳及地方百姓展開無情的打擊與剝削；但其時還不便明着痕迹，所以仍保留了這一款。
國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發施，及度支告匮，每令會議，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止議裁減俸祿，以贍軍饷，厚己薄人，益上損下，是朕之罪一也。
這一款也可能是原文，亦确是世祖應自責之罪，與下兩款應合并而論。
經營殿宇，造作器具，務極精工，求為前代後人之所不及，無益之地，靡費甚多，乃不自省察，罔體民艱，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後于皇太後克盡孝道，輔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奏慈綸，追念賢淑，喪祭典禮，過從優厚，不能以禮止情，諸事逾濫不經，是朕之罪一也。
按：世祖在沖幼時，受孝莊及太宗舊臣之教，以嬉遊為晦，作出明朝武宗、熹宗的模樣，示無大志，俾免多爾衮猜忌。
及至多爾衮既死，世祖已成了一名超級纨绔，習性不易改變，順治十年以後，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為文學侍從，出入必偕；複又得小宛為妃，因而徹底漢化，而實為徹底江南化，飲食服禦、園林車馬，無不極端講究。
聲色犬馬，四字俱全，複又佞佛，以緻靡費無度。
此中還包含着遺民志士極大的一個計劃在内，西施沼吳差足比拟，當在談康熙時記論，此不贅。
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隻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設立内十三衙門，委用任使，與明無異，以緻營私作弊更逾往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言端敬之喪及任用宦寺，可确信非原文，此亦正是孝莊及四輔——顧命四大臣力謀改革的重點。
按：内十三衙門設立于順治十年六月底，當時有一上谕，首曆數各朝任用宦官之失，而在"曆觀覆轍，可為鑒戒"之下，一轉而為： 但宮禁役使此輩，勢難盡革，朕酌古因時，量為設置，首為乾清宮執事官，次為司禮監、禦用監、内官監、司設監、尚膳監、尚衣監、尚寶監、禦馬監、惜薪司、鐘鼓司、直殿局、兵仗局。
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
較之明朝的十二監、四司、八局，雖少了八個衙門，但重要部門完全保留，所删除的監、司、局，恰恰正是上谕開頭所謂"不過阍闼灑掃使令之役"，如明朝的"寶鈔司"，如顧名思義，以為印制銀票、錢票之類，那就錯了，一檢《明史·職官志》，會啞然失笑——寶鈔司"掌造粗細草紙"，明宮太監、宮女數萬，太監小解的姿勢與常人殊，亦須用草紙，由于草紙的消耗量特大，所以特設"司"管理制造。
又有"混堂司"，職司為"掌汰浴"，俗稱浴池為"混堂"即由此來。
如有這些衙門，反而貶低了宦官制度的"尊嚴"，删之反顯得權重。
于此可知，前面斥宦官，以及後面的告誡，"不許"這個，"不許"那個，完全是杜反對者之口的具文。
可注意的是"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這句話。
自來研清史者，對于十三衙門的興發，頗有申論，但常忽略了這"兼用"的一句話。
所謂"滿洲近臣"即上三旗包衣。
但上三旗包衣又何肯以太監自居，而況生理、心理及生活習慣不同，亦難共事。
我研究上三旗包衣所組織的内務府，發現跟宦官相争的事實甚多，而合作的迹象極少，一個是順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世祖既崩一月有餘以後，革十三衙門的上谕中，有這樣一段話：&q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