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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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陳一弘和前妻馮菲以及馮菲的好朋友沈琳認識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們在省城一所綜合大學念書。
那時他們都是第一批帶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組直接領導的紅衛兵。
三個人都在校文革宣傳組，陳一弘是四年級學生，馮菲、沈琳二年級，他自然地成了她們的小頭目。
當然，他的手下不隻她們二人，還有一些男生和女生。
但從那時起結下不解之緣乃至後來在人生旅途中命運休戚相關的卻隻有他們三人。
當時他們可謂天之驕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打“反動權威”，橫沖直闖，如入無人之境。
一貫的三好學生如陳一弘們，在“捍衛”的口号下也激動得失去了理智，卻自認為在執行着神聖的職責。
誰知好景不長，在短短的一兩個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變化，他們從天之驕子一變而成了“保皇黨”、“禦林軍”，成了在五十六天裡“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群衆……”的幫兇。
他們灰溜溜地靠邊站了，苦悶、彷徨、不知所之。
這樣的時間也不長，全國轟轟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聯”給了他們以新的“生機”。
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處。
你能串聯我又為何不能串聯？一旦出了省城，誰來管你的身份是“革”還是“保”。
于是他們七個人五男二女相約組成一個戰鬥隊，名曰“衛紅戰鬥隊”，公推陳一弘為隊長。
陳一弘是學生中的共産黨員，被他們這些雖然造反了卻依舊傳統觀念很濃的大學生推為政治領袖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他們一行七人雖不能稱為浩浩蕩蕩，卻也整整齊齊，夾在大串聯的千軍萬馬之中，乘火車換汽車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們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令人也令他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當時一些最為流行的口号，例如：“徹底摧毀黨内資産階級司令部”、“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等等，他們隻在公衆場合跟着别人喊，卻并未成為他們戰鬥隊的行動口号。
是他們覺得偉大領袖毛主席并沒有危險，不需要他們去保衛？是他們覺得黨内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資産階級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毀？不知道！也許他們并沒有這麼高明，而隻是一種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識行動也未可知。
在陳一弘的“堅強有力”的領導下，他們這支小小的隊伍最初是很嚴謹的。
語錄随身帶，早請示晚彙報，飯前飯後念幾條。
長途乘車，短途步行，不拿群衆一針一線等等。
雖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幾個男生感到太嚴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開反抗隻在暗地裡發幾句牢騷。
兩個女生馮菲和沈琳卻是陳一弘的堅定維護者，陳一弘的任何一個指令她們都堅決執行，幾乎等于半個最高指示。
特别是馮菲，塊頭大，活潑大方，稍有越軌者她也會毫不客氣地訓人。
除陳一弘之外的幾個男學生便給了她一個不雅的外号：“大洋馬”，并互相打趣：“僅防被馬踢喲！”沈琳卻恰好相反，她個頭不高，身材勻稱，皮膚白哲，圓圓的臉，明目皓齒，性格溫和，在那個小小的集體裡是頗受衆人青睐、備受衆人照顧的一員。
不嚴謹的事也終于發生了，當陳一弘領導的這支七人隊伍到達武漢時，他們每個人都已身不名文，糧票也隻剩下幾兩了。
這樣的事在當時是不難解決的，否則就不會維持那浩浩蕩蕩的大串聯局面了。
問題出在他們沒有經驗，除了七幅紅袖套和一面紅旗什麼證件也沒有。
遍布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接待站是專門為這些大串聯的紅衛兵們借錢借糧和安排食宿的。
而且服務周到，組織嚴密，審批和借錢借糧全在一間屋子裡解決問題，這樣的工作效率任何時候都令人羨慕，可惜，也許隻有在那樣的特殊曆史條件下，特殊的政治氣氛之中，“吃皇糧”的人們才會如此不拖拉地“為人民服務”的，借糧借錢的紅衛兵們隻需呈上證件，寫明要借的糧錢數，審批者随便瞄瞄大筆一揮，就可以到另外一張桌子領錢、領糧票。
需要呈交的是什麼證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許是什麼單位發的串聯證或者學生證一類吧？總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學校的證明，以便接待者們向組織上交賬，如此而已。
然而，陳一弘他們什麼證件也沒有。
沒有也得硬着頭皮去闖，他們七個人就這樣整整齊齊硬着頭皮來到接待站。
自然是領導者陳一弘出面，填好借據呈上。
審批者是個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糧的機關幹部。
他态度和氣、面挂笑容。
順便說一句，這是當時機關幹部對紅衛兵們的通常禮貌，當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極少數。
當下那位審批者接過陳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糧單，問道： “證件？” “什麼證件？” 審批者将需要驗明的證件名稱說了，依然笑容可掬。
陳一弘卻傻了眼，愣了一下隻好照實回答： “證件沒有帶來。
” “那就回去帶來再借吧，下一個。
” 依然笑容可掬。
陳一弘進退維谷，“下一個”卻已經上來了。
他正準備退出，那六個圍在身邊形同護衛的男女之中突然殺出了“大洋号”馮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點！” 語驚四座，連那個幾乎已經填補了陳一弘空缺的“下一個”也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實的“下一個”。
馮菲見第一着見效便乘勢追擊，對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審批者大聲吼道： “還要什麼證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紅衛兵袖套：“人就是證件，我們都是貨真價實的大學生，怎麼樣？袖套就是證件，它證明我們都是紅衛兵，還要什麼！” 這種理由也隻能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條件下才能說出口來而又不緻遭到批駁。
審理者無可奈何地笑笑： “話不能這樣說，總得有個憑據嘛，這是制度，二天這些借據都要寄回你們學校去的呀！” 他說的也是實話，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錢借糧将來把借據寄回學校去是要還的。
誰還？學校還是本人？上面沒說清楚，乃至這些借據後來是否真的寄回學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
有誰統計過在那段時間裡，全國上下共“借”出了多少錢糧，為國家造成了多大損失？任何人恐怕也是無法統計而又不敢統計的，除非他想當現行反革命。
還是把話題拉回來，當下馮菲聽了審理者的申辯，抓住他那句“這是制度”的話大聲訓斥： “制度，什麼制度？修正主義制度！看你就像個走資派！你們那一套制度很快就要掃進垃圾堆了。
你還制度、制度！告訴你糧錢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号召我們出來串聯鬧革命，你們這些資産階級老爺們卻處處刁難，居心何在？” 她将“居心何在”幾個字說得特别響亮，那潛台詞令聽者深思和顫抖。
這時周圍的幾個人便乘機而上，給馮菲助威，除陳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齊吼道： “對，居心何在？是破壞！” 眼看鬧大了，坐在審理桌旁邊一張桌上，也許是見條發錢發糧票的幾個人便一齊出來打圓場，其中一個中年婦女笑容可掬地說： “請小将們理解，他也有他的難處，但事情總是要解決，哪有讓毛主席的客人餓肚子的道理。
是不是靈活一點，隻要有學生證就行，你們幾位中哪怕有一個人帶了學生證也行呀，對不對老王？” 她說着回頭看看審理者，被稱作老王的審理者便也乘機下台，連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張學生證也好。
” 正站立在馮菲身後的沈琳一聽，高興地叫道： “你怎麼不早說呢？” 她說着便從衣袋裡取出學生證遞給那個姓王的審理者。
他随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筆便在那張單據上唰唰地簽了字，錢糧如數借給。
七個年輕人在街上歡騰跳躍，特别是對兩位女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是她們解決了大家的民生問題，應當計大功。
接受初戰的經驗教訓，他們在漢口街上用剛從接待站借來的錢刻了一枚戰鬥隊的公章。
有了這兩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學生證，他們便一路暢通到了北京。
他們來晚了，毛主席幾次接見紅衛兵都已過去。
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紅衛兵所謂“五大領袖”的天下，到處一片混亂。
在一片混亂中從萬裡之遙來到首都的七個青年逐漸分化了。
首先是兩個男青年離隊伍而去，不知所之。
接着又有兩個男青年離隊出走，聲稱要自己去大海中學會遊泳，不再受陳一弘的“家長式統治”。
陳一弘也無可奈何，須知在那種氣候下，全國除中央文革的幾個人，是再沒有權威的了，何況他陳一弘算老幾？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們去吧。
隻有兩位女性鐵了心跟着陳一弘，在她們的心目中陳一弘的精神“領袖”地位和形象
那時他們都是第一批帶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組直接領導的紅衛兵。
三個人都在校文革宣傳組，陳一弘是四年級學生，馮菲、沈琳二年級，他自然地成了她們的小頭目。
當然，他的手下不隻她們二人，還有一些男生和女生。
但從那時起結下不解之緣乃至後來在人生旅途中命運休戚相關的卻隻有他們三人。
當時他們可謂天之驕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打“反動權威”，橫沖直闖，如入無人之境。
一貫的三好學生如陳一弘們，在“捍衛”的口号下也激動得失去了理智，卻自認為在執行着神聖的職責。
誰知好景不長，在短短的一兩個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變化，他們從天之驕子一變而成了“保皇黨”、“禦林軍”，成了在五十六天裡“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群衆……”的幫兇。
他們灰溜溜地靠邊站了，苦悶、彷徨、不知所之。
這樣的時間也不長，全國轟轟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聯”給了他們以新的“生機”。
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處。
你能串聯我又為何不能串聯？一旦出了省城，誰來管你的身份是“革”還是“保”。
于是他們七個人五男二女相約組成一個戰鬥隊，名曰“衛紅戰鬥隊”，公推陳一弘為隊長。
陳一弘是學生中的共産黨員，被他們這些雖然造反了卻依舊傳統觀念很濃的大學生推為政治領袖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他們一行七人雖不能稱為浩浩蕩蕩，卻也整整齊齊，夾在大串聯的千軍萬馬之中，乘火車換汽車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們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令人也令他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當時一些最為流行的口号，例如：“徹底摧毀黨内資産階級司令部”、“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等等，他們隻在公衆場合跟着别人喊，卻并未成為他們戰鬥隊的行動口号。
是他們覺得偉大領袖毛主席并沒有危險，不需要他們去保衛？是他們覺得黨内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資産階級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毀？不知道！也許他們并沒有這麼高明，而隻是一種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識行動也未可知。
在陳一弘的“堅強有力”的領導下，他們這支小小的隊伍最初是很嚴謹的。
語錄随身帶，早請示晚彙報，飯前飯後念幾條。
長途乘車，短途步行，不拿群衆一針一線等等。
雖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幾個男生感到太嚴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開反抗隻在暗地裡發幾句牢騷。
兩個女生馮菲和沈琳卻是陳一弘的堅定維護者，陳一弘的任何一個指令她們都堅決執行，幾乎等于半個最高指示。
特别是馮菲，塊頭大，活潑大方，稍有越軌者她也會毫不客氣地訓人。
除陳一弘之外的幾個男學生便給了她一個不雅的外号：“大洋馬”，并互相打趣：“僅防被馬踢喲！”沈琳卻恰好相反，她個頭不高，身材勻稱，皮膚白哲，圓圓的臉，明目皓齒，性格溫和，在那個小小的集體裡是頗受衆人青睐、備受衆人照顧的一員。
不嚴謹的事也終于發生了，當陳一弘領導的這支七人隊伍到達武漢時，他們每個人都已身不名文，糧票也隻剩下幾兩了。
這樣的事在當時是不難解決的，否則就不會維持那浩浩蕩蕩的大串聯局面了。
問題出在他們沒有經驗，除了七幅紅袖套和一面紅旗什麼證件也沒有。
遍布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接待站是專門為這些大串聯的紅衛兵們借錢借糧和安排食宿的。
而且服務周到，組織嚴密，審批和借錢借糧全在一間屋子裡解決問題，這樣的工作效率任何時候都令人羨慕，可惜，也許隻有在那樣的特殊曆史條件下，特殊的政治氣氛之中，“吃皇糧”的人們才會如此不拖拉地“為人民服務”的，借糧借錢的紅衛兵們隻需呈上證件，寫明要借的糧錢數，審批者随便瞄瞄大筆一揮，就可以到另外一張桌子領錢、領糧票。
需要呈交的是什麼證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許是什麼單位發的串聯證或者學生證一類吧？總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學校的證明，以便接待者們向組織上交賬，如此而已。
然而，陳一弘他們什麼證件也沒有。
沒有也得硬着頭皮去闖，他們七個人就這樣整整齊齊硬着頭皮來到接待站。
自然是領導者陳一弘出面，填好借據呈上。
審批者是個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糧的機關幹部。
他态度和氣、面挂笑容。
順便說一句，這是當時機關幹部對紅衛兵們的通常禮貌，當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極少數。
當下那位審批者接過陳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糧單，問道： “證件？” “什麼證件？” 審批者将需要驗明的證件名稱說了，依然笑容可掬。
陳一弘卻傻了眼，愣了一下隻好照實回答： “證件沒有帶來。
” “那就回去帶來再借吧，下一個。
” 依然笑容可掬。
陳一弘進退維谷，“下一個”卻已經上來了。
他正準備退出，那六個圍在身邊形同護衛的男女之中突然殺出了“大洋号”馮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點！” 語驚四座，連那個幾乎已經填補了陳一弘空缺的“下一個”也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實的“下一個”。
馮菲見第一着見效便乘勢追擊，對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審批者大聲吼道： “還要什麼證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紅衛兵袖套：“人就是證件，我們都是貨真價實的大學生，怎麼樣？袖套就是證件，它證明我們都是紅衛兵，還要什麼！” 這種理由也隻能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條件下才能說出口來而又不緻遭到批駁。
審理者無可奈何地笑笑： “話不能這樣說，總得有個憑據嘛，這是制度，二天這些借據都要寄回你們學校去的呀！” 他說的也是實話，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錢借糧将來把借據寄回學校去是要還的。
誰還？學校還是本人？上面沒說清楚，乃至這些借據後來是否真的寄回學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
有誰統計過在那段時間裡，全國上下共“借”出了多少錢糧，為國家造成了多大損失？任何人恐怕也是無法統計而又不敢統計的，除非他想當現行反革命。
還是把話題拉回來，當下馮菲聽了審理者的申辯，抓住他那句“這是制度”的話大聲訓斥： “制度，什麼制度？修正主義制度！看你就像個走資派！你們那一套制度很快就要掃進垃圾堆了。
你還制度、制度！告訴你糧錢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号召我們出來串聯鬧革命，你們這些資産階級老爺們卻處處刁難，居心何在？” 她将“居心何在”幾個字說得特别響亮，那潛台詞令聽者深思和顫抖。
這時周圍的幾個人便乘機而上，給馮菲助威，除陳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齊吼道： “對，居心何在？是破壞！” 眼看鬧大了，坐在審理桌旁邊一張桌上，也許是見條發錢發糧票的幾個人便一齊出來打圓場，其中一個中年婦女笑容可掬地說： “請小将們理解，他也有他的難處，但事情總是要解決，哪有讓毛主席的客人餓肚子的道理。
是不是靈活一點，隻要有學生證就行，你們幾位中哪怕有一個人帶了學生證也行呀，對不對老王？” 她說着回頭看看審理者，被稱作老王的審理者便也乘機下台，連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張學生證也好。
” 正站立在馮菲身後的沈琳一聽，高興地叫道： “你怎麼不早說呢？” 她說着便從衣袋裡取出學生證遞給那個姓王的審理者。
他随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筆便在那張單據上唰唰地簽了字，錢糧如數借給。
七個年輕人在街上歡騰跳躍，特别是對兩位女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是她們解決了大家的民生問題，應當計大功。
接受初戰的經驗教訓，他們在漢口街上用剛從接待站借來的錢刻了一枚戰鬥隊的公章。
有了這兩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學生證，他們便一路暢通到了北京。
他們來晚了，毛主席幾次接見紅衛兵都已過去。
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紅衛兵所謂“五大領袖”的天下，到處一片混亂。
在一片混亂中從萬裡之遙來到首都的七個青年逐漸分化了。
首先是兩個男青年離隊伍而去，不知所之。
接着又有兩個男青年離隊出走，聲稱要自己去大海中學會遊泳，不再受陳一弘的“家長式統治”。
陳一弘也無可奈何，須知在那種氣候下，全國除中央文革的幾個人，是再沒有權威的了，何況他陳一弘算老幾？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們去吧。
隻有兩位女性鐵了心跟着陳一弘，在她們的心目中陳一弘的精神“領袖”地位和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