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六十九 刑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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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誣告收贖剩杖不同。
蓋收贖餘徒者決杖，而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其法各别也。
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奸盜不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并決杖，亦得以納鈔贖罪。
例每杖十，折銀一錢為率，至杖一百，折銀一兩止。
凡律所謂收贖者，贖餘罪也。
其例得贖罪者，贖決杖一百也。
徒、杖兩項分科之，除婦人，餘囚徒流皆杖決不贖。
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戶徒杖笞罪，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
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
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磚、納米、納料等項贖罪。
此上系不虧行止者。
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此系行止有虧者。
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
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
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
時新例，犯奸盜受贓，為行止有虧之人，概不許贖罪。
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寬武夫，重責文吏也。
于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
要而論之，律鈔輕，例鈔重。
然律鈔本非輕也。
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厘，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厘五毫者，即當時之銀六錢也。
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厘者，即當時之銀六兩也。
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厘，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
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于是不得已定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
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
律之所載，笞若幹，鈔若幹文，杖若幹，鈔若幹貫者，垂一代之法也。
然按三十年诏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
計其米價、腳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為贖鈔之等第，固不輕于後來之例矣。
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
即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诏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
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于洪武時矣。
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冀通鈔法。
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準鈔折銀之例。
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鬥，準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準律之做工一月也。
是則後之例鈔，才足比于初之律鈔耳。
而況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厘五毫，準鈔六百文，銀七分五厘，準鈔六貫。
凡所謂律贖者，以比于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甯家，原無納贖之例。
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略相當，實不為病也。
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複三變。
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為納銀、納米。
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磚、運碎磚之名尚存也。
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并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
所謂通變而無失于古之意者此也。
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
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疏放。
疏放者，引赴禦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甯家。
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
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
宣德二年，禦史鄭道甯言：“納米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系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
”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于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遣還所隸州縣追之。
”诏從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
蓋降死一等，唯流與充軍為重。
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
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即流三千裡，流三等以《大诰》減一等，皆徒五年。
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
故三流常設而不用。
而充軍之例為獨重。
律充軍凡四十六條，《諸司職掌》内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
其嘉靖二十九年條例，充軍凡二百十三條，與萬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
洪武二十六年定，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為二冊，一進内府，一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
如浙江，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甯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甯、遼東屬衛。
有逃故，按籍勾補。
其後條例有發煙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
而軍有終身，有永遠。
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
明初法嚴，縣以千數，數傳之後，以萬計矣。
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産者，或并無軍産，戶名未除者，朝廷歲遣禦史清軍，有缺必補。
每當勾丁，逮捕族屬、裡長，延及他甲，雞犬為之不甯。
論者謂既減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鋸之上，如革除所遣谪，至國亡，戍籍猶有存者，刑莫慘于此矣。
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
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
死罪矜疑，乃減從谪發，不可贖。
”禦史周時亮複請廣贖例。
部議審有力者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
而贖軍之議卒罷。
禦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
”部議以為然，因拟納例以上。
帝曰：“豈可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複不允。
萬曆二年，罷歲遣清軍禦史，并于巡按，民獲稍安。
給事中徐桓言：“死罪雜犯準徒充軍者，當如其例。
”給事中嚴用和請以大審可矜人犯，免其永戍。
皆不許。
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于本犯親枝内勾補，盡絕即與開豁。
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勾補。
其實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勾原籍子孫。
其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
”崇祯十一年，谕兵部：“編遣事宜，以千裡為附近，二千五百裡為邊衛，三千裡外為邊遠，其極邊煙瘴以四千裡外為率。
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勾親鄰。
如衰痼老疾，準發口外為民。
”十五年，又谕：“欲令引例充軍者，準其贖罪。
”時天下已亂，議卒不行。
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
親族有科斂軍裝之費，裡遞有長途押解之擾。
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常例。
然利其逃走，可幹沒口糧，每私縱之。
其後律漸弛，發解者不能十一。
其發極邊者，長解辄賄兵部，持勘合至衛，虛出收管，而軍犯顧在家偃息雲。
蓋收贖餘徒者決杖，而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其法各别也。
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奸盜不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并決杖，亦得以納鈔贖罪。
例每杖十，折銀一錢為率，至杖一百，折銀一兩止。
凡律所謂收贖者，贖餘罪也。
其例得贖罪者，贖決杖一百也。
徒、杖兩項分科之，除婦人，餘囚徒流皆杖決不贖。
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戶徒杖笞罪，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
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
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磚、納米、納料等項贖罪。
此上系不虧行止者。
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此系行止有虧者。
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
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
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
時新例，犯奸盜受贓，為行止有虧之人，概不許贖罪。
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寬武夫，重責文吏也。
于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
要而論之，律鈔輕，例鈔重。
然律鈔本非輕也。
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厘，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厘五毫者，即當時之銀六錢也。
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厘者，即當時之銀六兩也。
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厘，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
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于是不得已定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
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
律之所載，笞若幹，鈔若幹文，杖若幹，鈔若幹貫者，垂一代之法也。
然按三十年诏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
計其米價、腳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為贖鈔之等第，固不輕于後來之例矣。
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
即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诏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
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于洪武時矣。
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冀通鈔法。
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準鈔折銀之例。
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鬥，準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準律之做工一月也。
是則後之例鈔，才足比于初之律鈔耳。
而況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厘五毫，準鈔六百文，銀七分五厘，準鈔六貫。
凡所謂律贖者，以比于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甯家，原無納贖之例。
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略相當，實不為病也。
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複三變。
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為納銀、納米。
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磚、運碎磚之名尚存也。
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并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
所謂通變而無失于古之意者此也。
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
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疏放。
疏放者，引赴禦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甯家。
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
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
宣德二年，禦史鄭道甯言：“納米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系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
”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于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遣還所隸州縣追之。
”诏從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
蓋降死一等，唯流與充軍為重。
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
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即流三千裡，流三等以《大诰》減一等，皆徒五年。
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
故三流常設而不用。
而充軍之例為獨重。
律充軍凡四十六條，《諸司職掌》内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
其嘉靖二十九年條例，充軍凡二百十三條，與萬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
洪武二十六年定，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為二冊，一進内府，一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
如浙江，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甯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甯、遼東屬衛。
有逃故，按籍勾補。
其後條例有發煙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
而軍有終身，有永遠。
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
明初法嚴，縣以千數，數傳之後，以萬計矣。
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産者，或并無軍産，戶名未除者，朝廷歲遣禦史清軍，有缺必補。
每當勾丁，逮捕族屬、裡長，延及他甲，雞犬為之不甯。
論者謂既減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鋸之上，如革除所遣谪，至國亡，戍籍猶有存者，刑莫慘于此矣。
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
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
死罪矜疑，乃減從谪發，不可贖。
”禦史周時亮複請廣贖例。
部議審有力者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
而贖軍之議卒罷。
禦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
”部議以為然，因拟納例以上。
帝曰：“豈可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複不允。
萬曆二年，罷歲遣清軍禦史，并于巡按，民獲稍安。
給事中徐桓言：“死罪雜犯準徒充軍者，當如其例。
”給事中嚴用和請以大審可矜人犯，免其永戍。
皆不許。
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于本犯親枝内勾補，盡絕即與開豁。
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勾補。
其實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勾原籍子孫。
其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
”崇祯十一年，谕兵部：“編遣事宜，以千裡為附近，二千五百裡為邊衛，三千裡外為邊遠，其極邊煙瘴以四千裡外為率。
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勾親鄰。
如衰痼老疾，準發口外為民。
”十五年，又谕：“欲令引例充軍者，準其贖罪。
”時天下已亂，議卒不行。
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
親族有科斂軍裝之費，裡遞有長途押解之擾。
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常例。
然利其逃走，可幹沒口糧，每私縱之。
其後律漸弛，發解者不能十一。
其發極邊者，長解辄賄兵部，持勘合至衛，虛出收管，而軍犯顧在家偃息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