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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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笑之，是何所複望于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
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
而後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
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
今世之禮，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
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為便安。
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
三代之器，不可複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仿以為法也。
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
而其馀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
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蠟與田祖也。
吹葦龠，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
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
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
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适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
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
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
而至于聖人，其言丁甯反複，布于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哀樂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
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複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
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
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
昔者仲尼删《詩》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于陳靈。
自詩人以來，至于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馀年矣。
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
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
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
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
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
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
此其大凡也。
《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
于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
此所謂喜之之言也。
于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
于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
此所謂怒之之言也。
于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
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
此所謂怨之之言也。
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
此三者，無以加矣。
至于《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
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
《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吳仲孫”，甚而至于變人之國。
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
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向而已矣。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
論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
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
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
而後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
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
今世之禮，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
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為便安。
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
三代之器，不可複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仿以為法也。
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
而其馀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
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蠟與田祖也。
吹葦龠，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
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
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
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适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
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
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
而至于聖人，其言丁甯反複，布于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哀樂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
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複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
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
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
昔者仲尼删《詩》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于陳靈。
自詩人以來，至于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馀年矣。
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
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
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
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
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
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
此其大凡也。
《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
于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
此所謂喜之之言也。
于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
于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
此所謂怒之之言也。
于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
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
此所謂怨之之言也。
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
此三者，無以加矣。
至于《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
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
《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吳仲孫”，甚而至于變人之國。
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
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向而已矣。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
論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
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