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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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稿子裡可以看出，在中國的英國人對斯特溫頓并無好感。
原因是他是“反對鴉片聯盟”的成員。
可是，一八四年四月他在下院所作的報告中卻充滿了矛盾。
他說，我比任何議員都強烈反對鴉片貿易。
但又說，這是正當而合理的戰争，我支持政府。
斯特溫頓将接任義律的傳說，最後證實是一派謠言。
林則徐日記中記載，他聽到義律将解任的消息後，認為是義律的不法行為違反了女皇的意願。
可以想見，他看了塞維爾的論文等資料，顯然過于看重了英國國内反對鴉片貿易的輿論。
陰曆十二月初，林則徐身體不适，頭痛臂痛，曾請蘇州名醫杜某診治。
這在他的日記中亦可散見。
十二月二十二日（陽曆一月二十六日），他接到調任兩廣總督的通知。
雖未赴任，但他此前已被任命為兩江總督。
現在由兩江改調兩廣，等于是降格。
拿薪俸來說，兩江總督的養廉為一萬八千兩，而兩廣總督僅為一萬五千兩。
至于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相差就更大了。
到了年底，他的身體似乎複康。
大概是與前總督鄧廷桢交接事務，忙得顧不上身體有病了。
這一年的除夕“大風微雨”，天氣不佳。
日記的結尾寫道：“甚忙碌也。
”可見公務十分繁忙。
林則徐就是這樣迎來了決定他命運的道光二十年。
林則徐日記缺這個重要一年的元旦至八月十四日（陽曆二月三日至九月十日）部分。
估計不是沒寫，而是散佚了。
5 前面我經常提到一些大家不常聽到的官職名稱和不太熟悉的制度。
我認為日本的讀者對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曆史不會有很多儲備知識，所以不得不用很多篇幅作了說明，也許大家感到有點厭煩。
不過，我還想利用這個機會，談一談當時的中國與日本相比的一些根本差異的地方，以免讀者把自己所熟悉的日本曆史背景，簡單地套用到這部小說上。
首先，中國不曾存在過世襲身份制度。
日本的士農工商的身份是作為世襲而固定下來的。
武士的兒子一定成為武士，農民的孩子不管其劍術多麼高超，也不可能成為武士。
中國在制度上并沒有這樣的規定。
雖出身于農民家庭，隻要通過科舉，可以當官，也可以成為軍人。
當然，農民的孩子絕大多數還是務農。
前面出現的駐守官湧的副将陳連陞，在鴉片戰争中，他與兒子一起戰死在沙角炮台。
他們父子都是軍人。
關天培的兒子也是軍人，林則徐的孩子們也都當了高級官吏。
這是環境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強制的。
貧苦農民因為很難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很難當官。
中國的通俗小說和戲劇中，很多故事都是說貧苦青年刻苦用功，科舉及第，當上大官，得到美妻。
也有人被剝奪了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如前面提到的疍民、樂戶和佃民等。
但從全國的人口來看，他們隻不過是九牛之一毛。
有人認為，大緻來說，過去的中國隻存在士大夫和非士大夫兩個階層，即讀書人和非讀書人。
但這絕不是世襲的階層。
日本有着嚴格的世襲身份制度，絕不能以此來類推當時的中國。
其次應當注意的是，中國在傳統上重文輕武。
日本是尚武的國家，武士統治國家的時期很長。
中國恰恰相反，是尚文的國家，錄用官吏的考試也要求有詩文方面的文學修養。
小規模的戰争姑且不說，凡是涉及國家命運的大戰争，一般都任命文官為總指揮。
在中國的曆史上，由武官當大戰争總司令的，恐怕隻有宋代的嶽飛和現代的蔣介石。
辛亥革命的領導人是醫生出身的孫文；中國共産黨也是由文的毛澤東來總指揮，其地位在武的朱德之上。
這是徹底的文官控制制。
穿軍服的曆來受到冷遇。
在清代，同級的官吏，人們認為武官要比文官低得多。
文武官員的薪俸——“養廉費”，同級的武官隻有文官的十分之一。
當然，文官要用它來養活許多幕客，而武官所指揮的士兵的薪饷另有費用支出。
所以利用虛報士兵人數從中揩油的現象相當普遍，本來就受輕視的軍隊更加腐敗。
拿廣東來說，從一品的水師提督關天培，本來應在正二品的巡撫怡良之上，可是在聯名上奏時，武官關天培的名字一定要擺在怡良之後。
從二品的海關監督予厚庵的名字，一般當然擺在關天培之後，但有時卻相反。
如道光皇帝下達褒獎廣東領導人沒收鴉片的上谕時，名字的順序是林則徐、鄧廷桢、怡良、予厚庵、關天培。
武職就是如此受到輕視。
在這一點上，和同時代的日本的情況有着很大的差異。
原因是他是“反對鴉片聯盟”的成員。
可是，一八四年四月他在下院所作的報告中卻充滿了矛盾。
他說，我比任何議員都強烈反對鴉片貿易。
但又說，這是正當而合理的戰争，我支持政府。
斯特溫頓将接任義律的傳說，最後證實是一派謠言。
林則徐日記中記載，他聽到義律将解任的消息後，認為是義律的不法行為違反了女皇的意願。
可以想見，他看了塞維爾的論文等資料，顯然過于看重了英國國内反對鴉片貿易的輿論。
陰曆十二月初，林則徐身體不适，頭痛臂痛，曾請蘇州名醫杜某診治。
這在他的日記中亦可散見。
十二月二十二日（陽曆一月二十六日），他接到調任兩廣總督的通知。
雖未赴任，但他此前已被任命為兩江總督。
現在由兩江改調兩廣，等于是降格。
拿薪俸來說，兩江總督的養廉為一萬八千兩，而兩廣總督僅為一萬五千兩。
至于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相差就更大了。
到了年底，他的身體似乎複康。
大概是與前總督鄧廷桢交接事務，忙得顧不上身體有病了。
這一年的除夕“大風微雨”，天氣不佳。
日記的結尾寫道：“甚忙碌也。
”可見公務十分繁忙。
林則徐就是這樣迎來了決定他命運的道光二十年。
林則徐日記缺這個重要一年的元旦至八月十四日（陽曆二月三日至九月十日）部分。
估計不是沒寫，而是散佚了。
5 前面我經常提到一些大家不常聽到的官職名稱和不太熟悉的制度。
我認為日本的讀者對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曆史不會有很多儲備知識，所以不得不用很多篇幅作了說明，也許大家感到有點厭煩。
不過，我還想利用這個機會，談一談當時的中國與日本相比的一些根本差異的地方，以免讀者把自己所熟悉的日本曆史背景，簡單地套用到這部小說上。
首先，中國不曾存在過世襲身份制度。
日本的士農工商的身份是作為世襲而固定下來的。
武士的兒子一定成為武士，農民的孩子不管其劍術多麼高超，也不可能成為武士。
中國在制度上并沒有這樣的規定。
雖出身于農民家庭，隻要通過科舉，可以當官，也可以成為軍人。
當然，農民的孩子絕大多數還是務農。
前面出現的駐守官湧的副将陳連陞，在鴉片戰争中，他與兒子一起戰死在沙角炮台。
他們父子都是軍人。
關天培的兒子也是軍人，林則徐的孩子們也都當了高級官吏。
這是環境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強制的。
貧苦農民因為很難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很難當官。
中國的通俗小說和戲劇中，很多故事都是說貧苦青年刻苦用功，科舉及第，當上大官，得到美妻。
也有人被剝奪了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如前面提到的疍民、樂戶和佃民等。
但從全國的人口來看，他們隻不過是九牛之一毛。
有人認為，大緻來說，過去的中國隻存在士大夫和非士大夫兩個階層，即讀書人和非讀書人。
但這絕不是世襲的階層。
日本有着嚴格的世襲身份制度，絕不能以此來類推當時的中國。
其次應當注意的是，中國在傳統上重文輕武。
日本是尚武的國家，武士統治國家的時期很長。
中國恰恰相反，是尚文的國家，錄用官吏的考試也要求有詩文方面的文學修養。
小規模的戰争姑且不說，凡是涉及國家命運的大戰争，一般都任命文官為總指揮。
在中國的曆史上，由武官當大戰争總司令的，恐怕隻有宋代的嶽飛和現代的蔣介石。
辛亥革命的領導人是醫生出身的孫文；中國共産黨也是由文的毛澤東來總指揮，其地位在武的朱德之上。
這是徹底的文官控制制。
穿軍服的曆來受到冷遇。
在清代，同級的官吏，人們認為武官要比文官低得多。
文武官員的薪俸——“養廉費”，同級的武官隻有文官的十分之一。
當然，文官要用它來養活許多幕客，而武官所指揮的士兵的薪饷另有費用支出。
所以利用虛報士兵人數從中揩油的現象相當普遍，本來就受輕視的軍隊更加腐敗。
拿廣東來說，從一品的水師提督關天培，本來應在正二品的巡撫怡良之上，可是在聯名上奏時，武官關天培的名字一定要擺在怡良之後。
從二品的海關監督予厚庵的名字，一般當然擺在關天培之後，但有時卻相反。
如道光皇帝下達褒獎廣東領導人沒收鴉片的上谕時，名字的順序是林則徐、鄧廷桢、怡良、予厚庵、關天培。
武職就是如此受到輕視。
在這一點上，和同時代的日本的情況有着很大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