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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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可悲的情景。
當時，他并沒有放聲痛哭，那傾盆的淚水都像大山裡的陰河流到了肚裡。
馮菲的突然離去給陳一弘帶來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壓力。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緩解這雙重壓力的重要因素，沈琳走入了陳一弘的生活。
這是自然而然的進入，他們倆人誰也沒有料到會産生這樣的結果。
最初沈琳隻是出于對亡友馮菲及其未亡人陳一弘的友誼，積極參與了馮菲的喪事，幫忙照料一切。
盡可能地對陳一弘進行勸解，“不該發生的事已經發生了，要想開一點”，如此等等。
雖然她自己也悲痛萬分，但她還盡可能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盡量做了一些自己可能做的事。
隐隐約約她覺得這是自己應盡的責任，是對馮菲和陳一弘真摯友情的一種回報。
她的這種回報和協助集中地體現在星星身上。
後來矛盾的發展和家庭的破裂，便也從這件事開始，一步步地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陳一弘輕輕松松渾渾糊糊地做了七年的爸爸，連怎樣做爸爸還沒學會也沒想到要學習，卻在頃刻之間爸爸媽媽的擔子一齊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這位被人們稱為會做、會寫、會說的“三會幹部”，在一個七歲的小學生面前卻顯得十分笨拙，什麼都不會了。
而且說句公道話，有那麼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有那麼多會議等着他去開，他又怎能有時間去照顧孩子呢？他真不知道自己那賢惠的亡妻是在同樣繁忙的情況下，怎樣擠出時間來把家庭和孩子照料得如此有條不紊的。
在痛苦和手足無措之中，他真正地第一次感到了女性的偉大。
有了如此的覺悟并不等于就能産生工作和家務兩不誤的本領。
他依然處于困境之中，多虧沈琳經常來家看看，說說解悶的閑話，幫助料理一些家常事情。
有好幾次，沈琳發現星星身上的衣服很髒了也沒換，便當即幫着他換下來又幫他洗了晾在陽台上才回去，慢慢地這就成了沈琳的一項義務勞動。
陳一弘很感激也覺得過意不去，隻好報歉地對沈琳笑笑： “又麻煩你了，這孩子也真不愛幹淨，早上剛換的衣服，下午回來就是一身泥，簡直拿他沒辦法。
” 在這種時候，沈琳也總是嗔道： “六七歲的孩子哪，你要他不在地上滾？沒有關系，星星的換洗我包了。
” 沈琳說到做到，從那以後她便三天兩頭往陳一弘家跑，拿走星星的髒衣服送回洗好疊好的衣服。
有時難免也要坐下來和陳一弘閑聊一陣。
日子一長久，沈琳的這種行為漸漸引起了她丈夫的懷疑。
他們的感情本來就不好，作為沈琳的丈夫，他不僅知道妻子和死去的馮菲是好朋友，也知道沈琳同樣地是陳一弘的好朋友。
“好朋友”嗎？騙鬼去吧！ 如果說他們夫妻二人的關系過去是“相敬如賓”，淡漠如水。
從此之後則是有鹽有醋了。
夫妻間漸漸開始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乃至造成大吵大鬧，但往往是沈琳忍住性子，緩解了矛盾。
緩解這個詞重點在于緩而不是解。
不在解字上下功夫，那矛盾總有一個時候是要大爆發的。
這一天也終于來到了。
這天下午陳一弘在市委參加常委會。
幹部中流傳着一句話：常委會常開會，開長會。
事實如此，一件事上了議程先念拟就的文稿或彙報提綱便往往去了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時間。
然後大家發言，出席的、列席的都得有個态度。
有的人三言兩語，有的人長篇大論，甚至從“盤古開天地”說起，進而旁征博引以顯示才識或資曆者有之。
三下五除二，輪到主持會議的書記總結時，上午的會往往過了十二點，下午的會往往過了六點。
然後書記再來它個一、二、三、四、五……你想想這該到什麼時分哪！如果這天的會議列有三個以上議題，那“敬陪末座”者往往就且聽下回分解了。
那天下午的常委會恰好不多不少列了兩項議程。
一開始書記便說了，今天的兩件事很緊急都要讨論完的，希望大家抓緊時間，重複的話可以不說。
但各人的嘴歸各人自己控制，嘴一張開就由不得你了。
直到将近下午五點鐘第二個議題才剛剛開始，這不就已經到了該去學校接星星的時候了，陳一弘心裡很着急，怎麼辦？他不能像機關不少同志中已習以為常的那樣，理直氣壯地離開會場或工作崗位去接孩子，也不好委托别人比如他的挂勾秘書或駕駛員去辦這件事。
也許在這類問題上他太“傳統”了，他認為這是私事，私事就不能公辦。
那就隻好等吧。
等到終于散會時已經近六點了，他沖出會場便乘上在院裡等候的汽車往學校跑。
這天傍晚，當他乘汽車趕到學校時，那若大的校園早已空無一人。
每間教室都已大門緊閉，連教師的辦公室也上了鎖。
他心急如焚地在學校裡繞了個圈，連可以打聽的人也找不到一個。
他會不會蹲在哪個角落裡等待大人來接呢？于是他便又把這所面積三萬多平方米的學校查看了一遍，依然一無所得。
這時，他發現在學校大門旁邊的那間小屋裡，隐隐地閃出一點燈光，伸向窗外的煙筒裡冒出淡淡的煤煙。
其實煙很濃，因為是傍晚了光線不好，他看不清楚。
這是若大一個學校裡目前尚存的唯一生機，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他迅速向小屋奔去，敲開門，學校的看門老頭在屋裡做晚飯。
這是一個孤老頭，當陳一弘在這裡上學時他已經是學校的看門人兼敲鐘者了。
那時孤兒陳一弘吃的是全公費，每逢節假日學校不開夥，他便和外鄉幾個同學一起自己做飯吃。
有時火生不着就來求助于這位大家都叫老宋的守門人。
老宋那時還年輕，不過三四十歲，一口川北話渾名就叫宋老耗或宋耗子。
陳一弘隐隐約約聽說，他是從國民黨軍隊裡出來流落在此地的，家鄉已無親人不回去了。
熟人見面，陳一弘也來不及噓寒問暖，迫不及待的第一句話便是： “宋伯，你看見有一個學生留在學校沒有？” 宋老頭看見當今的堂堂副市長竟然光臨他的“寒舍”，頓覺興奮異常。
何況這位副市長還是這個學校畢業的，雖不能稱為他的門生、“桃李”，但作為學校的一員，臉上也畢竟光彩。
有時多喝了兩杯和别人吹牛，也會情不自禁地冒出幾句：“那小子從小與衆不同，我老早就看出他是個有出息的人”如此等等。
當下見陳一弘來了，他高興地忙着為市長端椅沏茶，根本沒聽見陳一弘問了他什麼。
陳一弘哪有心思喝茶，連忙按住他的手叫他不用費心，便将尋找孩子的話又說了一遍。
宋老頭這才算是聽清楚了，而且第一次知道這位從這個學校出去的市長，如今已有孩子到他的母校上學來了。
他油然地感到了一種光彩，集體的光彩。
但對市長的問題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 “不會再有學生留在校内，學校有規定放學後二十分鐘内學生一律離校。
你知道不，就是怕他們成群結隊的留下來嬉笑打鬧，還會打群架哩，那些高年級的，你知道不？” 為了加重語氣，他又一次強調： “決不會有人留下的，不信我領你到每一間教室去看，除了我再不會有第二個人的。
不像前些年還有鄉下來的學生住校，現在每個鄉都辦了小學，人家不來了。
你不信……”他務了一通實，然後才關切地說了一句“你也有孩子來學校啦，兩代人讀一個學校，好呀！”陳一弘告辭出校，四顧茫茫，到哪裡去找呀？他想不出他會去什麼地方，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大街上串？妻子的悲劇立刻在他眼前閃過，他頓時肉跳心驚。
他幾乎急得要大聲呼喊： “星星，你在哪裡？爸爸找你來了！” 司機小吳提醒他，星星會不會回家去了。
這是不可能的，還是妻子在世時星星上學的第一天，她就對他作出規定，放學後一定要在校門口等大人來接。
如果接的人比如媽媽或爸爸來晚了，也要在門口等着，不許一個人離開學校，也不許跟着别人走。
妻子遭受不幸之後，他接替了接送的任務，又對他強調了這條規定星星自己回家的可能性很少。
縱然如此，他還是接受了司機小吳的建議，驅車回家看看，這似乎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他在車上盤算，如果星星沒有回家（百分之九十如此）怎麼辦？報警？對，隻好如此了。
果然，他驅車回到家裡，大門緊閉，星星沒有回來。
他向四鄰打聽，都說沒看見。
怎麼辦，報警？突然，他腦子裡閃出一個人來，會不會是她？ 其實，他陳一弘早就應該想到了，但也難怪，事出偶然哪。
當他正在市委常委會議室裡心急如焚的時候，十分巧合的是，沈琳應一個同事的邀請去赴家宴。
近來她同丈夫的關系越來越惡化，能有機會回避，便盡可能地回避了事。
當天下午她上完最後一節課連家也沒回，便徑直從學校到那位同事家去。
她看看時間還早，就繞了一個彎在街頭漫步。
當她經過一小門口時，還離好遠便聽到有一個帶哭音
當時，他并沒有放聲痛哭，那傾盆的淚水都像大山裡的陰河流到了肚裡。
馮菲的突然離去給陳一弘帶來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壓力。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緩解這雙重壓力的重要因素，沈琳走入了陳一弘的生活。
這是自然而然的進入，他們倆人誰也沒有料到會産生這樣的結果。
最初沈琳隻是出于對亡友馮菲及其未亡人陳一弘的友誼，積極參與了馮菲的喪事，幫忙照料一切。
盡可能地對陳一弘進行勸解，“不該發生的事已經發生了，要想開一點”，如此等等。
雖然她自己也悲痛萬分，但她還盡可能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盡量做了一些自己可能做的事。
隐隐約約她覺得這是自己應盡的責任，是對馮菲和陳一弘真摯友情的一種回報。
她的這種回報和協助集中地體現在星星身上。
後來矛盾的發展和家庭的破裂，便也從這件事開始，一步步地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陳一弘輕輕松松渾渾糊糊地做了七年的爸爸，連怎樣做爸爸還沒學會也沒想到要學習，卻在頃刻之間爸爸媽媽的擔子一齊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這位被人們稱為會做、會寫、會說的“三會幹部”，在一個七歲的小學生面前卻顯得十分笨拙，什麼都不會了。
而且說句公道話，有那麼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有那麼多會議等着他去開，他又怎能有時間去照顧孩子呢？他真不知道自己那賢惠的亡妻是在同樣繁忙的情況下，怎樣擠出時間來把家庭和孩子照料得如此有條不紊的。
在痛苦和手足無措之中，他真正地第一次感到了女性的偉大。
有了如此的覺悟并不等于就能産生工作和家務兩不誤的本領。
他依然處于困境之中，多虧沈琳經常來家看看，說說解悶的閑話，幫助料理一些家常事情。
有好幾次，沈琳發現星星身上的衣服很髒了也沒換，便當即幫着他換下來又幫他洗了晾在陽台上才回去，慢慢地這就成了沈琳的一項義務勞動。
陳一弘很感激也覺得過意不去，隻好報歉地對沈琳笑笑： “又麻煩你了，這孩子也真不愛幹淨，早上剛換的衣服，下午回來就是一身泥，簡直拿他沒辦法。
” 在這種時候，沈琳也總是嗔道： “六七歲的孩子哪，你要他不在地上滾？沒有關系，星星的換洗我包了。
” 沈琳說到做到，從那以後她便三天兩頭往陳一弘家跑，拿走星星的髒衣服送回洗好疊好的衣服。
有時難免也要坐下來和陳一弘閑聊一陣。
日子一長久，沈琳的這種行為漸漸引起了她丈夫的懷疑。
他們的感情本來就不好，作為沈琳的丈夫，他不僅知道妻子和死去的馮菲是好朋友，也知道沈琳同樣地是陳一弘的好朋友。
“好朋友”嗎？騙鬼去吧！ 如果說他們夫妻二人的關系過去是“相敬如賓”，淡漠如水。
從此之後則是有鹽有醋了。
夫妻間漸漸開始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乃至造成大吵大鬧，但往往是沈琳忍住性子，緩解了矛盾。
緩解這個詞重點在于緩而不是解。
不在解字上下功夫，那矛盾總有一個時候是要大爆發的。
這一天也終于來到了。
這天下午陳一弘在市委參加常委會。
幹部中流傳着一句話：常委會常開會，開長會。
事實如此，一件事上了議程先念拟就的文稿或彙報提綱便往往去了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時間。
然後大家發言，出席的、列席的都得有個态度。
有的人三言兩語，有的人長篇大論，甚至從“盤古開天地”說起，進而旁征博引以顯示才識或資曆者有之。
三下五除二，輪到主持會議的書記總結時，上午的會往往過了十二點，下午的會往往過了六點。
然後書記再來它個一、二、三、四、五……你想想這該到什麼時分哪！如果這天的會議列有三個以上議題，那“敬陪末座”者往往就且聽下回分解了。
那天下午的常委會恰好不多不少列了兩項議程。
一開始書記便說了，今天的兩件事很緊急都要讨論完的，希望大家抓緊時間，重複的話可以不說。
但各人的嘴歸各人自己控制，嘴一張開就由不得你了。
直到将近下午五點鐘第二個議題才剛剛開始，這不就已經到了該去學校接星星的時候了，陳一弘心裡很着急，怎麼辦？他不能像機關不少同志中已習以為常的那樣，理直氣壯地離開會場或工作崗位去接孩子，也不好委托别人比如他的挂勾秘書或駕駛員去辦這件事。
也許在這類問題上他太“傳統”了，他認為這是私事，私事就不能公辦。
那就隻好等吧。
等到終于散會時已經近六點了，他沖出會場便乘上在院裡等候的汽車往學校跑。
這天傍晚，當他乘汽車趕到學校時，那若大的校園早已空無一人。
每間教室都已大門緊閉，連教師的辦公室也上了鎖。
他心急如焚地在學校裡繞了個圈，連可以打聽的人也找不到一個。
他會不會蹲在哪個角落裡等待大人來接呢？于是他便又把這所面積三萬多平方米的學校查看了一遍，依然一無所得。
這時，他發現在學校大門旁邊的那間小屋裡，隐隐地閃出一點燈光，伸向窗外的煙筒裡冒出淡淡的煤煙。
其實煙很濃，因為是傍晚了光線不好，他看不清楚。
這是若大一個學校裡目前尚存的唯一生機，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他迅速向小屋奔去，敲開門，學校的看門老頭在屋裡做晚飯。
這是一個孤老頭，當陳一弘在這裡上學時他已經是學校的看門人兼敲鐘者了。
那時孤兒陳一弘吃的是全公費，每逢節假日學校不開夥，他便和外鄉幾個同學一起自己做飯吃。
有時火生不着就來求助于這位大家都叫老宋的守門人。
老宋那時還年輕，不過三四十歲，一口川北話渾名就叫宋老耗或宋耗子。
陳一弘隐隐約約聽說，他是從國民黨軍隊裡出來流落在此地的，家鄉已無親人不回去了。
熟人見面，陳一弘也來不及噓寒問暖，迫不及待的第一句話便是： “宋伯，你看見有一個學生留在學校沒有？” 宋老頭看見當今的堂堂副市長竟然光臨他的“寒舍”，頓覺興奮異常。
何況這位副市長還是這個學校畢業的，雖不能稱為他的門生、“桃李”，但作為學校的一員，臉上也畢竟光彩。
有時多喝了兩杯和别人吹牛，也會情不自禁地冒出幾句：“那小子從小與衆不同，我老早就看出他是個有出息的人”如此等等。
當下見陳一弘來了，他高興地忙着為市長端椅沏茶，根本沒聽見陳一弘問了他什麼。
陳一弘哪有心思喝茶，連忙按住他的手叫他不用費心，便将尋找孩子的話又說了一遍。
宋老頭這才算是聽清楚了，而且第一次知道這位從這個學校出去的市長，如今已有孩子到他的母校上學來了。
他油然地感到了一種光彩，集體的光彩。
但對市長的問題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 “不會再有學生留在校内，學校有規定放學後二十分鐘内學生一律離校。
你知道不，就是怕他們成群結隊的留下來嬉笑打鬧，還會打群架哩，那些高年級的，你知道不？” 為了加重語氣，他又一次強調： “決不會有人留下的，不信我領你到每一間教室去看，除了我再不會有第二個人的。
不像前些年還有鄉下來的學生住校，現在每個鄉都辦了小學，人家不來了。
你不信……”他務了一通實，然後才關切地說了一句“你也有孩子來學校啦，兩代人讀一個學校，好呀！”陳一弘告辭出校，四顧茫茫，到哪裡去找呀？他想不出他會去什麼地方，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大街上串？妻子的悲劇立刻在他眼前閃過，他頓時肉跳心驚。
他幾乎急得要大聲呼喊： “星星，你在哪裡？爸爸找你來了！” 司機小吳提醒他，星星會不會回家去了。
這是不可能的，還是妻子在世時星星上學的第一天，她就對他作出規定，放學後一定要在校門口等大人來接。
如果接的人比如媽媽或爸爸來晚了，也要在門口等着，不許一個人離開學校，也不許跟着别人走。
妻子遭受不幸之後，他接替了接送的任務，又對他強調了這條規定星星自己回家的可能性很少。
縱然如此，他還是接受了司機小吳的建議，驅車回家看看，這似乎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他在車上盤算，如果星星沒有回家（百分之九十如此）怎麼辦？報警？對，隻好如此了。
果然，他驅車回到家裡，大門緊閉，星星沒有回來。
他向四鄰打聽，都說沒看見。
怎麼辦，報警？突然，他腦子裡閃出一個人來，會不會是她？ 其實，他陳一弘早就應該想到了，但也難怪，事出偶然哪。
當他正在市委常委會議室裡心急如焚的時候，十分巧合的是，沈琳應一個同事的邀請去赴家宴。
近來她同丈夫的關系越來越惡化，能有機會回避，便盡可能地回避了事。
當天下午她上完最後一節課連家也沒回，便徑直從學校到那位同事家去。
她看看時間還早，就繞了一個彎在街頭漫步。
當她經過一小門口時，還離好遠便聽到有一個帶哭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