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秦漢 第三節 東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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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東漢
（公元25&mdash189年）
東漢王朝始建于公元25年（建武元年），在名義上存在到公元220年（獻帝延康元年）。
可是，公元184年（靈帝中平元年）黃巾大起義之後，東漢王朝雖仍存在，但其統治已分崩離析。
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董卓率兵入雒一陽一，廢少帝劉辯，另立獻帝劉協，自掌大權。
各地牧守将校推袁紹為盟主，聯兵進伐董卓。
董卓部衆以力量不抵，将雒一陽一及其附近焚掠殆盡，将獻帝挾持到長安。
東漢至此時，已名存實亡，全國陷入軍閥割據混戰之中。
因此，我們在講東漢的政治、經濟時，隻講到公元189年。
190年以後的曆史，按傳統習慣歸入三國時期。
一、加強封建專制體制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以&ldquo中興&rdquo漢家相标榜。
在他即位之初，就廢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複了西漢時期的制度和政策，有些制度、政策也有發展或變化。
1.中央集權 劉秀加強中央集權是西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繼續和發展。
退功臣，進文吏東漢初年，劉秀認為他的功臣多是戎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國家；可是他們多自恃功高，不聽命令，或不遵守法紀。
為了表彰他們的功勳，并籠絡他們的人心，劉秀封其中功勞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為列侯，給予他們尊崇的地位；但卻解除了他們的實權。
除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複三人參與議論軍國大事外，其餘大多數列侯成為閑員，隻是&ldquo以列侯奉朝請&rdquo①。
這些列侯的食封數量，如鄧禹、吳漢二人，都食四縣，其餘為縣侯、鄉侯、亭侯，小的隻食數百戶。
總的說來，比西漢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稅而已。
劉秀很重視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
他認為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國家；又情一操一高尚，不趨炎附勢。
所以就多方訪求，重禮征聘。
平帝時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劉秀征為太傅，名儒伏湛（zh&agra一ven占）征為尚書。
尚書的權力是很大的。
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劉秀削弱三公的權力，加強尚書台的權力，這是他的重要集權措施之一。
東漢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職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
司徒是由丞相改稱的，管民政，權力比丞相小的多。
司空是由禦史大夫改稱的，不再管監察，而是改管重大水土工程。
太尉管軍事。
太尉一職應改稱司馬，因劉秀曾任劉玄的&ldquo行大司馬事&rdquo，為避諱而未改。
三公的職位雖高，徒有虛名，并無實權。
權力集中于尚書台，尚書台則直接聽命于皇帝。
東漢後期的政論家仲長統曰：劉秀&ldquo愠（y&ugra一ven運，怒）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rdquo① 東漢初年，進一步擴大尚書台機構。
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西漢時為六百石），為尚書台的主管長官；另設尚書仆射一人，秩六百石，為尚書令之副；又設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為令、仆之佐。
尚書台下分六曹，每曹有尚書一人，秩六百石。
尚書的職掌： 吏曹尚書（亦稱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
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
民曹尚書，主官吏上書事。
三公曹尚書，主斷獄事。
南主客曹尚書，主少數民族和外國事。
北主客曹尚書，主管同于南主客曹。
每曹置侍郎六人，稱尚書侍郎或尚書郎，秩四百石；置令史三人，稱尚書令史，秩二百石，各有職掌。
這是一個組織完善的、具體而微的中央政一府，尚書令的權力在日益加強。
章帝以後，已有&ldquo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rdquo①之說。
至此時，尚書台已是決策和發号施令的中樞機關。
三公、九卿隻受成事。
東漢時的太傅、三公或大将軍等要直接參預中樞決策，必須加以&ldquo錄尚書事&rdquo的頭銜。
加強監察制度東漢初年，就恢複了西漢時設置過的三套監察機構，而且有所加強。
1.禦史台&mdash&mdash東漢初年，改禦史大夫為司空，管工程。
原屬禦史大夫的禦史中丞主管禦史台（府），掌監察，秩千石。
禦史中丞下有治書侍禦史二人，掌解釋法律條文；侍禦史十五人，掌察舉官吏違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
官吏朝見皇帝或國家舉行祭天、祀廟、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時，禦史中丞或侍禦史監察威儀。
禦史中丞的權力僅次于尚書令。
2.司隸校尉&mdash&mdash西漢武帝時置司隸校尉，至成帝時廢除。
東漢又複置，兼領一州事①，秩比二千石。
設從事史十二人，主管察舉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務。
司隸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
參與議論朝政時，位在九卿之上，朝賀時，處于公卿之下。
監察權之大，&ldquo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
&rdquo②在公卿朝見皇帝時，尚書令、禦史中丞、司隸校尉會同并專席而坐，号曰&ldquo三獨坐&rdquo。
3.州刺史&mdash&mdash東漢初年，在司隸校尉轄區之外，分全國為十二州（部）③，每州設刺史一人，秩六百石。
刺史于每年八月巡行所屬郡國，檢閱刑獄情況，考察長吏政績，年終奏于皇帝。
刺史的屬官與司隸校尉略同。
三套監察機構的恢複和加強，對加強皇帝的權力起了巨大的作用。
集軍權于中央劉秀一再削弱地方的軍權，加強中央的軍權。
他在建國不久，就下诏撤銷了郡國都尉的建制，将兵權并歸守、相。
後又取消了各郡、國的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四種常備軍④，還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試制度⑤。
從此，守、相的軍權也被取消了。
郡、國的軍隊很少，一般不能作戰。
大的戰争要依靠中央的軍隊。
中央的軍隊主要有四支。
在首都有兩支，就是南軍和北軍。
南軍又分兩部，一部歸光祿勳①管轄，下設有七署，就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監、羽林右監，掌守衛宮殿和侍從；另一部歸衛尉管轄，掌守衛宮門。
北軍置中候一人，下分為五營，就是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每營設校尉一人，掌營兵，保衛京師。
地方上有兩支，一為黎一陽一營，合幽、冀、并三州兵騎而成，駐黎一陽一（今河南浚〔x&ugra一ven迅〕縣東），以谒者監軍②。
主要任務是守衛黃河以北，以為首都雒一陽一北面的屏障。
一為雍營，駐雍（今陝西鳳翔南），主要任務是守衛三輔（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為西漢皇陵所在地），亦是首都雒一陽一西面的屏障。
安帝時，為了防禦鮮卑貴族的侵擾，又增置漁一陽一（今北京懷柔）營兵。
此外，還有使匈奴中郎将、度遼将軍、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等統率的邊防駐軍，亦直屬于中央。
2.社會經濟政策 劉秀采取的社會經濟政策，絕大部分都是西漢的政策的繼續和發展。
主要有三個方面。
解放奴婢奴婢問題是西漢中後期留下來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漢哀帝和王莽時期都沒能解決。
劉秀稱帝的次年（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就下令解放奴婢。
從這年至建武十四年，共下解放奴婢令六道，解放奴婢的地域範圍，适用于全國；奴婢種類，包括了因貧窮而&ldquo嫁妻賣子&rdquo者，王莽時沒入為官奴婢者，被權勢之家略為私奴婢者等等。
有抗命不解放奴婢者，以&ldquo略人法從事&rdquo。
劉秀還在建武十一年的二、八、十月中，三次下令禁止殘害奴婢。
如二月的诏令曰：&ldquo天地之一性一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rdquo① 劉秀的解放奴婢、禁止殘害奴婢的政策的實行，對穩定社會秩序，恢複發展社會經濟，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度田事件土地問題是西漢中後期留下來的另一重要社會問題，也是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漢哀帝和王莽時期亦沒能解決。
東漢初年，在農民大起義之後，土地問題稍有緩和。
當時劉秀亦未想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解決。
他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人們占有田地數量和戶口、年紀。
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限制豪強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二、便于封建國家征收賦稅和征發徭役。
當時，許多大地主擁有武裝，号稱&ldquo大姓兵長&rdquo②，他們隐瞞的田地和依附于他們的人口很多，反對清查。
地方官吏懼怕他們，有的貪于賄賂，就互相勾結，任憑地主謊報；而對農民，不僅丈量田地，還把房舍、裡落都作為田地進行丈量，以上報充數，這就給廣大農民制造了極大的痛苦。
劉秀以&ldquo度田不實&rdquo之罪誅殺了十餘個郡太守，下令加緊度田。
于是大姓兵長們就武裝反抗，許多農民不明真象，也跟從大姓兵長反抗，這就是史稱的&ldquo度田事件&rdquo。
劉秀一再發兵鎮壓反抗者。
&ldquo郡縣追讨，到則解散，去複屯結。
&rdquo後來劉秀采取了鎮壓與分化相結合的政策，規定反抗者們&ldquo自相糾擿（tí惕，揭發），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
&rdquo③對捕獲的大姓兵長，遷徙到他郡、縣，給予優厚的田宅安排，不予處罰。
這實際是一種妥協政策，度田不了了之，反度田鬥争也就平息下來。
二、社會經濟的發展 東漢前期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生活的恢複、發展速度比西漢前期慢一些，至劉秀之子明帝時，情況已相當好轉。
《後漢書·明帝紀》記載永平十二年（公元6一9年）的狀況說：&ldquo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rěn忍），百姓殷富。
粟斛（石）三十，牛羊被野。
&rdquo至和帝永興①元年，有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餘頃。
②此後百年間，官府曆次統計的數字基本上維持了這一水平。
這個統計數字比西漢末年的統計數字要少得多。
所以這樣，不能說東漢的戶口、田地比西漢少了，主要是由于劉秀的度田、檢查戶口的措施未得較好的實施，豪強地主們（大姓兵長）隐瞞了大量的田地和依附人口。
1.農業 農具的改進東漢時期的農業生産較西漢更有發展，這和鐵農具、耕牛更加廣泛的使用有密切關系。
在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的各個省份的考古工作中，都有大量的屬于這一時期的鐵農具出土。
在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甘肅、内蒙古、甯夏、新疆等邊遠地區亦都有不少鐵農具被發現。
鐵農具的種類和西漢基本相同，略有增加，主要是在器型方面有很大的改進。
以鐵犁為例，有長寬各四十多厘米和各三十多厘米的大型鐵犁，有長、寬各二十多厘米的中型鐵犁，也有寬度隻有十幾或不足十厘米的小型鐵犁，這些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犁鋒部的角度縮小，刃部加寬，而且較普遍地使用了犁壁，這樣的犁具便于深耕、快耕、翻土、碎土，而且堅固耐用。
今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四省未發現鐵犁，但其他鐵農具發現很多。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新式鐵農具，重要的有全鐵曲一柄一鋤和（pō潑）鐮等。
曲一柄一鋤是中耕農具，全鐵曲一柄一使用起來既堅固又省力。
鐮是割
可是，公元184年（靈帝中平元年）黃巾大起義之後，東漢王朝雖仍存在，但其統治已分崩離析。
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董卓率兵入雒一陽一，廢少帝劉辯，另立獻帝劉協，自掌大權。
各地牧守将校推袁紹為盟主，聯兵進伐董卓。
董卓部衆以力量不抵，将雒一陽一及其附近焚掠殆盡，将獻帝挾持到長安。
東漢至此時，已名存實亡，全國陷入軍閥割據混戰之中。
因此，我們在講東漢的政治、經濟時，隻講到公元189年。
190年以後的曆史，按傳統習慣歸入三國時期。
一、加強封建專制體制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以&ldquo中興&rdquo漢家相标榜。
在他即位之初，就廢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複了西漢時期的制度和政策，有些制度、政策也有發展或變化。
1.中央集權 劉秀加強中央集權是西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繼續和發展。
退功臣，進文吏東漢初年，劉秀認為他的功臣多是戎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國家；可是他們多自恃功高，不聽命令，或不遵守法紀。
為了表彰他們的功勳，并籠絡他們的人心，劉秀封其中功勞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為列侯，給予他們尊崇的地位；但卻解除了他們的實權。
除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複三人參與議論軍國大事外，其餘大多數列侯成為閑員，隻是&ldquo以列侯奉朝請&rdquo①。
這些列侯的食封數量，如鄧禹、吳漢二人，都食四縣，其餘為縣侯、鄉侯、亭侯，小的隻食數百戶。
總的說來，比西漢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稅而已。
劉秀很重視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
他認為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國家；又情一操一高尚，不趨炎附勢。
所以就多方訪求，重禮征聘。
平帝時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劉秀征為太傅，名儒伏湛（zh&agra一ven占）征為
尚書的權力是很大的。
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劉秀削弱三公的權力，加強尚書台的權力，這是他的重要集權措施之一。
東漢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職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
司徒是由丞相改稱的，管民政，權力比丞相小的多。
司空是由禦史大夫改稱的，不再管監察，而是改管重大水土工程。
太尉管軍事。
太尉一職應改稱司馬，因劉秀曾任劉玄的&ldquo行大司馬事&rdquo，為避諱而未改。
三公的職位雖高，徒有虛名，并無實權。
權力集中于尚書台，尚書台則直接聽命于皇帝。
東漢後期的政論家仲長統曰：劉秀&ldquo愠（y&ugra一ven運，怒）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rdquo① 東漢初年，進一步擴大尚書台機構。
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西漢時為六百石），為尚書台的主管長官；另設尚書仆射一人，秩六百石，為尚書令之副；又設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為令、仆之佐。
尚書台下分六曹，每曹有尚書一人，秩六百石。
尚書的職掌： 吏曹尚書（亦稱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
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
民曹尚書，主官吏上書事。
三公曹尚書，主斷獄事。
南主客曹尚書，主少數民族和外國事。
北主客曹尚書，主管同于南主客曹。
每曹置侍郎六人，稱尚書侍郎或尚書郎，秩四百石；置令史三人，稱尚書令史，秩二百石，各有職掌。
這是一個組織完善的、具體而微的中央政一府，尚書令的權力在日益加強。
章帝以後，已有&ldquo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rdquo①之說。
至此時，尚書台已是決策和發号施令的中樞機關。
三公、九卿隻受成事。
東漢時的太傅、三公或大将軍等要直接參預中樞決策，必須加以&ldquo錄尚書事&rdquo的頭銜。
加強監察制度東漢初年，就恢複了西漢時設置過的三套監察機構，而且有所加強。
1.禦史台&mdash&mdash東漢初年，改禦史大夫為司空，管工程。
原屬禦史大夫的禦史中丞主管禦史台（府），掌監察，秩千石。
禦史中丞下有治書侍禦史二人，掌解釋法律條文；侍禦史十五人，掌察舉官吏違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
官吏朝見皇帝或國家舉行祭天、祀廟、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時，禦史中丞或侍禦史監察威儀。
禦史中丞的權力僅次于尚書令。
2.司隸校尉&mdash&mdash西漢武帝時置司隸校尉，至成帝時廢除。
東漢又複置，兼領一州事①，秩比二千石。
設從事史十二人，主管察舉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務。
司隸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
參與議論朝政時，位在九卿之上，朝賀時，處于公卿之下。
監察權之大，&ldquo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
&rdquo②在公卿朝見皇帝時，尚書令、禦史中丞、司隸校尉會同并專席而坐，号曰&ldquo三獨坐&rdquo。
3.州刺史&mdash&mdash東漢初年，在司隸校尉轄區之外，分全國為十二州（部）③，每州設刺史一人，秩六百石。
刺史于每年八月巡行所屬郡國，檢閱刑獄情況，考察長吏政績，年終奏于皇帝。
刺史的屬官與司隸校尉略同。
三套監察機構的恢複和加強，對加強皇帝的權力起了巨大的作用。
集軍權于中央劉秀一再削弱地方的軍權，加強中央的軍權。
他在建國不久，就下诏撤銷了郡國都尉的建制，将兵權并歸守、相。
後又取消了各郡、國的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四種常備軍④，還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試制度⑤。
從此，守、相的軍權也被取消了。
郡、國的軍隊很少，一般不能作戰。
大的戰争要依靠中央的軍隊。
中央的軍隊主要有四支。
在首都有兩支，就是南軍和北軍。
南軍又分兩部，一部歸光祿勳①管轄，下設有七署，就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監、羽林右監，掌守衛宮殿和侍從；另一部歸衛尉管轄，掌守衛宮門。
北軍置中候一人，下分為五營，就是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每營設校尉一人，掌營兵，保衛京師。
地方上有兩支，一為黎一陽一營，合幽、冀、并三州兵騎而成，駐黎一陽一（今河南浚〔x&ugra一ven迅〕縣東），以谒者監軍②。
主要任務是守衛黃河以北，以為首都雒一陽一北面的屏障。
一為雍營，駐雍（今陝西鳳翔南），主要任務是守衛三輔（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為西漢皇陵所在地），亦是首都雒一陽一西面的屏障。
安帝時，為了防禦鮮卑貴族的侵擾，又增置漁一陽一（今北京懷柔）營兵。
此外，還有使匈奴中郎将、度遼将軍、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等統率的邊防駐軍，亦直屬于中央。
2.社會經濟政策 劉秀采取的社會經濟政策，絕大部分都是西漢的政策的繼續和發展。
主要有三個方面。
解放奴婢奴婢問題是西漢中後期留下來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漢哀帝和王莽時期都沒能解決。
劉秀稱帝的次年（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就下令解放奴婢。
從這年至建武十四年，共下解放奴婢令六道，解放奴婢的地域範圍，适用于全國；奴婢種類，包括了因貧窮而&ldquo嫁妻賣子&rdquo者，王莽時沒入為官奴婢者，被權勢之家略為私奴婢者等等。
有抗命不解放奴婢者，以&ldquo略人法從事&rdquo。
劉秀還在建武十一年的二、八、十月中，三次下令禁止殘害奴婢。
如二月的诏令曰：&ldquo天地之一性一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rdquo① 劉秀的解放奴婢、禁止殘害奴婢的政策的實行，對穩定社會秩序，恢複發展社會經濟，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度田事件土地問題是西漢中後期留下來的另一重要社會問題，也是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漢哀帝和王莽時期亦沒能解決。
東漢初年，在農民大起義之後，土地問題稍有緩和。
當時劉秀亦未想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解決。
他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人們占有田地數量和戶口、年紀。
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限制豪強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二、便于封建國家征收賦稅和征發徭役。
當時，許多大地主擁有武裝，号稱&ldquo大姓兵長&rdquo②，他們隐瞞的田地和依附于他們的人口很多，反對清查。
地方官吏懼怕他們，有的貪于賄賂，就互相勾結，任憑地主謊報；而對農民，不僅丈量田地，還把房舍、裡落都作為田地進行丈量，以上報充數，這就給廣大農民制造了極大的痛苦。
劉秀以&ldquo度田不實&rdquo之罪誅殺了十餘個郡太守，下令加緊度田。
于是大姓兵長們就武裝反抗，許多農民不明真象，也跟從大姓兵長反抗，這就是史稱的&ldquo度田事件&rdquo。
劉秀一再發兵鎮壓反抗者。
&ldquo郡縣追讨，到則解散，去複屯結。
&rdquo後來劉秀采取了鎮壓與分化相結合的政策，規定反抗者們&ldquo自相糾擿（tí惕，揭發），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
&rdquo③對捕獲的大姓兵長，遷徙到他郡、縣，給予優厚的田宅安排，不予處罰。
這實際是一種妥協政策，度田不了了之，反度田鬥争也就平息下來。
二、社會經濟的發展 東漢前期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生活的恢複、發展速度比西漢前期慢一些，至劉秀之子明帝時，情況已相當好轉。
《後
粟斛（石）三十，牛羊被野。
&rdquo至和帝永興①元年，有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餘頃。
②此後百年間，官府曆次統計的數字基本上維持了這一水平。
這個統計數字比西漢末年的統計數字要少得多。
所以這樣，不能說東漢的戶口、田地比西漢少了，主要是由于劉秀的度田、檢查戶口的措施未得較好的實施，豪強地主們（大姓兵長）隐瞞了大量的田地和依附人口。
1.農業 農具的改進東漢時期的農業生産較西漢更有發展，這和鐵農具、耕牛更加廣泛的使用有密切關系。
在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的各個省份的考古工作中，都有大量的屬于這一時期的鐵農具出土。
在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甘肅、内蒙古、甯夏、新疆等邊遠地區亦都有不少鐵農具被發現。
鐵農具的種類和西漢基本相同，略有增加，主要是在器型方面有很大的改進。
以鐵犁為例，有長寬各四十多厘米和各三十多厘米的大型鐵犁，有長、寬各二十多厘米的中型鐵犁，也有寬度隻有十幾或不足十厘米的小型鐵犁，這些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犁鋒部的角度縮小，刃部加寬，而且較普遍地使用了犁壁，這樣的犁具便于深耕、快耕、翻土、碎土，而且堅固耐用。
今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四省未發現鐵犁，但其他鐵農具發現很多。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新式鐵農具，重要的有全鐵曲一柄一鋤和（pō潑）鐮等。
曲一柄一鋤是中耕農具，全鐵曲一柄一使用起來既堅固又省力。
鐮是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