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基因種族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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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精子這一習慣可能至少是一樣的重要。
在理想情況下，這讓母親變得和同卵孿生雙胞胎有着同樣的遺傳學價值，也同樣值得“利他主義式”的幫助。
但我能肯定他嗎？當然他有點像我，但很可能我們碰巧共有同樣的容貌基因。
不，我可不願為他犧牲，因為他的基因有可能全部和我的相同，但我肯定知道我體内的基因全部是我的。
因此，對我來說，我比他重要。
我是我體内任何一個基因所能肯定的唯一的一個個體。
再說，在理論上，一個操縱個體自私行為的基因可以由一個操縱個體利他行為，援救至少一個同卵孿生兄弟或兩個兒女或兄弟或至少4個孫子孫女等的等位基因所代替，但操縱個體自私行為的基因具有一個巨大的優越條件，那就是識别個體的肯定性。
與之匹敵的以親屬為對象的利他基因可能搞錯對象，這種錯誤可能純粹是偶然的，也可能是由騙子或寄生者蓄意制造的。
因此，我們必須把自然界中的個體自私行為視為是不足為奇的，這些自私行為不能單純用遺傳學上的親緣關系來解釋。
在許多物種中，做母親的比做父親的更能識别誰是它們的後代。
母親生下有形的蛋或孩子。
它有很好的機會去認識它自己的基因傳給了誰。
而可憐的爸爸受騙上當的機會就大得多。
因此，父親不像母親那樣樂于為撫養下一代而操勞，那是很自然的。
在第九章《兩性戰争》那一章裡，我們将看到造成這種情況還有其他的原因。
同樣，外祖母比祖母更能識别誰是它的外孫或外孫女，因此，外祖母比祖母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是合乎情理的。
這是因為她能識别她的女兒的兒女。
外祖父識别其外孫或外孫女的能力相當于祖母，因為兩者都是對其中一代有把握而對另一代沒有把握。
同樣舅舅對外甥或外甥女的利益應比叔叔或伯伯更感關切。
在一般情況下，舅舅應該和舅母一樣表現出同樣程度的利他行為。
确實，在不貞行為司空見慣的社會裡，舅舅應該比“父親”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因為他有更大的理由信賴同這個孩子的親緣關系。
他知道孩子的母親至少是他的異父或異母姐妹。
“合法的”父親卻不明真相。
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任何證據，足以證明我提出的種種臆測。
但我希望，這些臆測可以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其他的人可以提供或緻力于搜集這方面的證據。
特别是，社會人類學家或許能夠發表一些有趣的議論吧。
[*] [*]這句話現在使我尴尬難堪。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社會生物學家對“舅舅效應”不僅有話要說，他們中的很多人多年來不幹别的隻研究這個！我所“預測”的現象對很多文化都是一個經驗事實，而人類學家們幾十年前就完全知曉了。
進一步來說，當我建議這個特定假說時，即“在不貞行為司空見慣的社會裡，舅舅應該比‘父親’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因為它有更大的理由信賴同這個孩子的親緣關系”，我非常抱歉地忽略了一個事實，理查德·亞曆山大（RichardAlexander）早就提出過相同的建議。
（在本書第一版的印刷後期，我加入了一個腳注說明了這一點）。
該假說已經被亞曆山大本人以及許多其他人根據人類學文獻，使
在理想情況下，這讓母親變得和同卵孿生雙胞胎有着同樣的遺傳學價值，也同樣值得“利他主義式”的幫助。
但我能肯定他嗎？當然他有點像我，但很可能我們碰巧共有同樣的容貌基因。
不，我可不願為他犧牲，因為他的基因有可能全部和我的相同，但我肯定知道我體内的基因全部是我的。
因此，對我來說，我比他重要。
我是我體内任何一個基因所能肯定的唯一的一個個體。
再說，在理論上，一個操縱個體自私行為的基因可以由一個操縱個體利他行為，援救至少一個同卵孿生兄弟或兩個兒女或兄弟或至少4個孫子孫女等的等位基因所代替，但操縱個體自私行為的基因具有一個巨大的優越條件，那就是識别個體的肯定性。
與之匹敵的以親屬為對象的利他基因可能搞錯對象，這種錯誤可能純粹是偶然的，也可能是由騙子或寄生者蓄意制造的。
因此，我們必須把自然界中的個體自私行為視為是不足為奇的，這些自私行為不能單純用遺傳學上的親緣關系來解釋。
在許多物種中，做母親的比做父親的更能識别誰是它們的後代。
母親生下有形的蛋或孩子。
它有很好的機會去認識它自己的基因傳給了誰。
而可憐的爸爸受騙上當的機會就大得多。
因此，父親不像母親那樣樂于為撫養下一代而操勞，那是很自然的。
在第九章《兩性戰争》那一章裡，我們将看到造成這種情況還有其他的原因。
同樣，外祖母比祖母更能識别誰是它的外孫或外孫女，因此，外祖母比祖母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是合乎情理的。
這是因為她能識别她的女兒的兒女。
外祖父識别其外孫或外孫女的能力相當于祖母，因為兩者都是對其中一代有把握而對另一代沒有把握。
同樣舅舅對外甥或外甥女的利益應比叔叔或伯伯更感關切。
在一般情況下，舅舅應該和舅母一樣表現出同樣程度的利他行為。
确實，在不貞行為司空見慣的社會裡，舅舅應該比“父親”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因為他有更大的理由信賴同這個孩子的親緣關系。
他知道孩子的母親至少是他的異父或異母姐妹。
“合法的”父親卻不明真相。
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任何證據，足以證明我提出的種種臆測。
但我希望，這些臆測可以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其他的人可以提供或緻力于搜集這方面的證據。
特别是，社會人類學家或許能夠發表一些有趣的議論吧。
[*] [*]這句話現在使我尴尬難堪。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社會生物學家對“舅舅效應”不僅有話要說，他們中的很多人多年來不幹别的隻研究這個！我所“預測”的現象對很多文化都是一個經驗事實，而人類學家們幾十年前就完全知曉了。
進一步來說，當我建議這個特定假說時，即“在不貞行為司空見慣的社會裡，舅舅應該比‘父親’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因為它有更大的理由信賴同這個孩子的親緣關系”，我非常抱歉地忽略了一個事實，理查德·亞曆山大（RichardAlexander）早就提出過相同的建議。
（在本書第一版的印刷後期，我加入了一個腳注說明了這一點）。
該假說已經被亞曆山大本人以及許多其他人根據人類學文獻，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