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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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任。

    可是内心呢,在好長時間裡,總有個冰疙瘩化不開。

     我爹我媽,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時候死在工地上了。

    我舅來信說,我媽臨死的時候老喚我的小名,死了以後,從她兜裡還翻出來我給她寄去的兩張彙票。

    原來她都沒上郵局去取——糧店跟市場上沒糧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鈔票也白搭。

    我舅把這筆錢給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墳修了修。

    六四年,我攢了一筆錢回老家,二老雙親的墳上已經長滿了青草,那年栽的楊樹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裡離開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後來都變了模樣了:小路變成了大路,鋪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個路邊如今正是路當中,拖拉機在上面過來過去的。

    我師父說得不錯:車是要往前開的,兩眼老要盯着前方,偶爾在反望鏡裡朝後面瞧瞧可以,要是一個勁兒往後看,車非開翻不行!所以我還是回來照舊開我的車。

     話雖是這樣說,可世界上再沒有我的親人了,心裡總覺着說不出的孤單。

    司機跟司機見面的機會少,我收了車他走了,他收了車我又走了,我跟我師父也很難有一塊兒待兩天的時候。

    以後,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連熟人在一塊兒也不敢說知心話,弄得誰也不相信誰了。

    見了生人,那兩眼更是瞪得像烏眼雞似的,先要惦量這是不是階級敵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現在我跟你這個剛認識的人就能随便說知心話!人跟人的關系,還不如六O年困難時期親密。

    記者同志,你說什麼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難受。

    早晨起來,先穿内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襖,棉襖外面還要來件無形的盔甲把自己裝裹起來,這才出門。

    每個人都縮在自己那件無形的盔甲裡面,所以一個單位的人盡管多,可都互相熱乎不起來。

     那幾年,我老是悶聲不響的。

    有一次,師父見了我,說:“你也該考慮結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

    有了家,有個知疼問暖的人,興許情緒會好起來。

    ”我一想,也對!咱就準備結婚吧。

     在新疆,尋個女人不容易,這兒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機會。

    幸好咱們開車的四處跑。

    不久,在達坂城的食堂裡,咱們公司的幾個開車的碰到了一起,吃飯中間聊起了這事,一個司機猛地一拍大腿說:“有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這達坂城就有個剛來的陝北姑娘,我替你說說去。

    ”别人也都瞎起哄,還有個開車的唱起哈薩克民歌: 達坂城的姑娘辮子長呀, 兩個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給别人, 一定要你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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