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與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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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在這裡再一次與克爾恺郭爾的思想會合了。
《記巴納巴斯》一節放在書的末尾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土地測量員最後試圖通過否定上帝的東西來重新找到上帝，不是依據我們善與美的範疇，而是從上帝的冷漠、不公和憎恨所表現的虛空和可怖的面孔來認知上帝。
這個請求城堡接納的異鄉人，旅居到後來更加窮途末路了，因為這時他對自己也不忠誠了，摒棄了道德、邏輯和思想真實，光憑瘋魔般的希望，試圖進入神明庇護的荒漠[2]。
希望一詞在此并不可笑。
相反，卡夫卡所報道的境況越具悲情，這種希望就越加強硬，越具挑戰性。
《訴訟》越荒誕得徹底，《城堡》激昂的“跳躍”就越顯得觸動人心和不合情理。
但我們這裡又純粹碰上存在思想的悖論，正如克爾恺郭爾所說：“我們必須摧毀人間的希望，才能以真正的希望自救。
”[3]不妨把此話譯釋過來：為了着手創作《城堡》，必須先寫《訴訟》。
确實，談論卡夫卡的人多半将其作品定為絕望的呐喊，因為不給人留下任何挽回的餘地。
但此話需要修正。
希望複希望，希望何時了。
昂裡·波爾多[4]樂觀主義的作品令人特别沮喪。
因為此公的作品根本不理睬性情有點乖僻的人。
反之，馬爾羅的思想總是那麼令人振奮。
但上述二公的情況，既非相同的希望，亦非相同的絕望。
我隻注意到，荒誕作品本身可能導緻我想避免的無誠信。
作品一味重複，而不去孕育一種不結果的境況，一味洞若觀火地頌揚過眼雲煙的東西，就成為幻想的搖籃了。
作品作出解釋，把形态賦予了希望。
創作家再也擺脫不開了。
作品不得不成為悲情的遊戲，而實際上并不一定是悲情的遊戲。
作品使作者的生命獲得一種意義。
不管怎麼說，令人稱奇的是，卡夫卡、克爾恺郭爾和謝斯托夫的作品異曲同工，簡言之，存在小說家和哲學家的作品，完全轉向荒誕，殊途同歸，最後都發出希望的呐喊，振聾發聩。
他們擁抱上帝，而上帝卻吞噬他們。
希望謙卑地溜進來。
因為這種存在的荒誕确保他們接觸一點超自然的現實。
假如這種生活的道路通向上帝，那就有出路了。
克爾恺郭爾、謝斯托夫和卡夫卡的主人公們重複他們的行程，其執著和頑固奇特地保證了這種振奮人心的确信力。
《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是阿瑪麗亞。
土地測量員最強烈反對的就是她。
卡夫卡摒棄上帝所謂的偉大的道德、不言自明的道理、善良的心腸、前後一貫性，為的是更熱切地投入上帝的懷抱。
荒誕于是被承認了，被接受了；世人逆來順受，從此刻起，我們就知道荒誕不再是荒誕了。
處在人類狀況的極限，還有比有可能逃脫人類狀況更大的希望嗎？我再次看出，與一般常見的相反，存在思想充滿無節度的希望，這種思想本身就是以原始基督教和救世福音來翻騰舊世界的。
但在以一切存在思想為特性的跳躍中，在這種頑強的執著中，在對一種不露臉的神明估量中，怎麼會看不出一種自我摒棄的清醒标記呢？人家隻要求打掉自傲便可得救哇。
這種棄絕會有碩果的。
但顧此是會失彼的。
在我看來，把清醒明察說成像一切傲慢那樣毫無結果，并不降低其道德價值。
因為真理也是一樣，從根本定義上講，是結不了果實的。
所有不言自明的事情都一樣。
在一切都具備而什麼也沒講清楚的世界裡，價值或形而上的豐碩性是毫無意義的概念。
不管怎樣，卡夫卡的作品列入怎樣的思想傳統是一目了然的。
确實，把《訴訟》過渡到《城堡》視為嚴密的步驟，恐怕是聰明的。
約瑟夫·K和土地測量員K僅僅是吸引卡夫卡的兩極。
關于卡夫卡思想的兩個方面，請比較《在獄中》和《城堡》，前者：“罪過（請理解為人的罪過）從來無可懷疑”，後者（摩麥斯的報告）：“土地測量員的罪過是難以确定的”。
我不妨鹦鹉學舌，用他的話說，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是荒誕的。
但這不排除我們認為他的作品偉大和
《記巴納巴斯》一節放在書的末尾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土地測量員最後試圖通過否定上帝的東西來重新找到上帝，不是依據我們善與美的範疇，而是從上帝的冷漠、不公和憎恨所表現的虛空和可怖的面孔來認知上帝。
這個請求城堡接納的異鄉人，旅居到後來更加窮途末路了，因為這時他對自己也不忠誠了，摒棄了道德、邏輯和思想真實，光憑瘋魔般的希望，試圖進入神明庇護的荒漠
希望一詞在此并不可笑。
相反，卡夫卡所報道的境況越具悲情，這種希望就越加強硬，越具挑戰性。
《訴訟》越荒誕得徹底，《城堡》激昂的“跳躍”就越顯得觸動人心和不合情理。
但我們這裡又純粹碰上存在思想的悖論，正如克爾恺郭爾所說：“我們必須摧毀人間的希望，才能以真正的希望自救。
”
确實，談論卡夫卡的人多半将其作品定為絕望的呐喊，因為不給人留下任何挽回的餘地。
但此話需要修正。
希望複希望，希望何時了。
昂裡·波爾多
因為此公的作品根本不理睬性情有點乖僻的人。
反之，馬爾羅的思想總是那麼令人振奮。
但上述二公的情況，既非相同的希望，亦非相同的絕望。
我隻注意到，荒誕作品本身可能導緻我想避免的無誠信。
作品一味重複，而不去孕育一種不結果的境況，一味洞若觀火地頌揚過眼雲煙的東西，就成為幻想的搖籃了。
作品作出解釋，把形态賦予了希望。
創作家再也擺脫不開了。
作品不得不成為悲情的遊戲，而實際上并不一定是悲情的遊戲。
作品使作者的生命獲得一種意義。
不管怎麼說，令人稱奇的是，卡夫卡、克爾恺郭爾和謝斯托夫的作品異曲同工，簡言之，存在小說家和哲學家的作品，完全轉向荒誕，殊途同歸，最後都發出希望的呐喊，振聾發聩。
他們擁抱上帝，而上帝卻吞噬他們。
希望謙卑地溜進來。
因為這種存在的荒誕确保他們接觸一點超自然的現實。
假如這種生活的道路通向上帝，那就有出路了。
克爾恺郭爾、謝斯托夫和卡夫卡的主人公們重複他們的行程，其執著和頑固奇特地保證了這種振奮人心的确信力。
《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是阿瑪麗亞。
土地測量員最強烈反對的就是她。
卡夫卡摒棄上帝所謂的偉大的道德、不言自明的道理、善良的心腸、前後一貫性，為的是更熱切地投入上帝的懷抱。
荒誕于是被承認了，被接受了；世人逆來順受，從此刻起，我們就知道荒誕不再是荒誕了。
處在人類狀況的極限，還有比有可能逃脫人類狀況更大的希望嗎？我再次看出，與一般常見的相反，存在思想充滿無節度的希望，這種思想本身就是以原始基督教和救世福音來翻騰舊世界的。
但在以一切存在思想為特性的跳躍中，在這種頑強的執著中，在對一種不露臉的神明估量中，怎麼會看不出一種自我摒棄的清醒标記呢？人家隻要求打掉自傲便可得救哇。
這種棄絕會有碩果的。
但顧此是會失彼的。
在我看來，把清醒明察說成像一切傲慢那樣毫無結果，并不降低其道德價值。
因為真理也是一樣，從根本定義上講，是結不了果實的。
所有不言自明的事情都一樣。
在一切都具備而什麼也沒講清楚的世界裡，價值或形而上的豐碩性是毫無意義的概念。
不管怎樣，卡夫卡的作品列入怎樣的思想傳統是一目了然的。
确實，把《訴訟》過渡到《城堡》視為嚴密的步驟，恐怕是聰明的。
約瑟夫·K和土地測量員K僅僅是吸引卡夫卡的兩極。
關于卡夫卡思想的兩個方面，請比較《在獄中》和《城堡》，前者：“罪過（請理解為人的罪過）從來無可懷疑”，後者（摩麥斯的報告）：“土地測量員的罪過是難以确定的”。
我不妨鹦鹉學舌，用他的話說，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是荒誕的。
但這不排除我們認為他的作品偉大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