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江彙流處 第11節 前進的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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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同為參政員的我父親曾與他相遇有過簡短談話。

     共産黨的《新華報》,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漢口正式出刊後亦移至重慶,直到抗戰快結束才停刊。

    在報紙是唯一新聞來源的時期,他們的言論影響了許多知識分子與學生。

     周恩來是南開校友,常到學校看張伯苓校長,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會演講。

    大家最喜歡學張校長介紹他時的天津腔,“現在,我讓恩(Neng)來跟你們講話。

    ”充滿了對這位傑出學生的溫情。

     他顧念老校長的立場,隻談建國強身,趕走日本倭奴,成為世界上文化大國等等,似乎從未為共産主義宣傳。

    事實上,他本身獨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傳,很多人藉由他溫文儒雅、充實淵博的風格認識了共産黨。

    青年人怎會想到當政府正規軍在全力抗日的時候,他們用種種方式滲透了後方,勝利後,再由傷亡疲憊的政府手中奪取政權,然後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極權控制穩固了政權。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轟炸最厲害的時候。

    高三時分到理組的傅绮珍,多年在校與我友好。

    她高高壯壯的個子,俊秀樂觀,終日笑口常開,功課人緣都好。

    後來她考上中央大學,留在沙坪壩,我遠走川西樂山。

    暑假我回家,初時也見面談談,後來聽說她與陳春明等六人與中大的一些男同學去延安了這件事當時令我非常驚詫與難過。

    我一直認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課外書,寫牆報,辦活動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這麼一大步,竟然從不曾給我一點暗示,臨行也沒有一句告别。

    直到武大這讀書會我才漸漸了解,傅绮珍是不可能告訴我的。

    她們也許早就參加讀書會之類的活動,被左傾團體吸收,成為“前進份子”,而“幼稚”地癡迷文學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況趙曉蘭這新交。

     就在這時,校長宣布了教育部命令準備緊急時撤退到“雷馬屏峨”的指示。

    女生宿舍人人驚慌,幸好上課時老師态度穩定:他們都是有家眷的,說大家共患難,不要怕。

    有幾位四川本省的同學請假回家去了(學校允許補課、補考)。

    我們宿舍三樓有兩間閣樓,因為順着屋頂斜了一邊,裡面可以擺兩張平床。

    兩個小桌,隻有一面有窗,另一面開着一片天窗,愛熱鬧的同學不喜歡住,而且低班的也輪不上。

    她們和我這間共享一座樓梯。

    有一天在樓梯上遇見曆史系的李秀英,她說她的室友被未婚天接回叙永去了,說兵荒馬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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