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不亡，有我！ 第1節 南開中學張伯苓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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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幼年離開小西山故鄉後，經常活在病痛、轉學和災難之中。
在南京雖曾有爐邊幸福時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歡顔，轉眼都如暑花凋謝。
我家随着流亡學生颠沛流離半個中國，從西南山路來到重慶，剛入市區，中山中學就有師生五人被日機炸死，戰争與死亡的威脅如影随形。
之後七年，轟炸宛如随着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
但重慶是我們流亡的終點，中山中學走了五百裡，在自流井大廟靜甯寺安頓、複學，弦歌豈止未辍，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廣西、貴州學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親在重慶四德裡祖屋恢複東北協會（負責訓練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資助，一九四六年東北光複後解散），但落腳不久，房子即被炸毀。
父親托人在沙坪壩鎮外找到兩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協會辦公用，後來《時與潮》編輯部亦設于此。
在離開南京整整一年間，我們奔跑了半個中國的土地之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爸爸帶着我坐車由重慶上清寺出發，送我去上學。
我們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車行大約二十公裡，過了小龍坎不久，在一片黃土壩子上，遠遠地出現一群紅褐色大樓，在稀疏的樹木中相當壯觀——那就是沙坪壩的南開中學。
在這裡六年，我成長為一個健康的人，心智開展，奠立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領東北後，以天津日租界為基地，積極地向華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數年間，天津的南開中學和大學透過遊行呼喊自強，号召愛國抗日。
校長張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勢危急，戰争隻是早晚的問題，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覓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壩鄉紳捐地。
各界捐款蓋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學生。
蘆溝橋開戰後，南開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毀的學校，也是第一所在 後方以長期抗戰為信念重建的學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後，國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遷至戰時首都重慶。
南開中學在抗戰最艱困的八年中。
教育了數萬青年，每個人幾乎都是張伯苓精神的延長。
張校長創業立世全靠堅強的愛國精神，他就是校歌裡“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化身。
在我成長
在南京雖曾有爐邊幸福時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歡顔，轉眼都如暑花凋謝。
我家随着流亡學生颠沛流離半個中國，從西南山路來到重慶，剛入市區，中山中學就有師生五人被日機炸死，戰争與死亡的威脅如影随形。
之後七年，轟炸宛如随着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
但重慶是我們流亡的終點，中山中學走了五百裡，在自流井大廟靜甯寺安頓、複學，弦歌豈止未辍，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廣西、貴州學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親在重慶四德裡祖屋恢複東北協會（負責訓練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資助，一九四六年東北光複後解散），但落腳不久，房子即被炸毀。
父親托人在沙坪壩鎮外找到兩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協會辦公用，後來《時與潮》編輯部亦設于此。
在離開南京整整一年間，我們奔跑了半個中國的土地之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爸爸帶着我坐車由重慶上清寺出發，送我去上學。
我們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車行大約二十公裡，過了小龍坎不久，在一片黃土壩子上，遠遠地出現一群紅褐色大樓，在稀疏的樹木中相當壯觀——那就是沙坪壩的南開中學。
在這裡六年，我成長為一個健康的人，心智開展，奠立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領東北後，以天津日租界為基地，積極地向華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數年間，天津的南開中學和大學透過遊行呼喊自強，号召愛國抗日。
校長張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勢危急，戰争隻是早晚的問題，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覓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壩鄉紳捐地。
各界捐款蓋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學生。
蘆溝橋開戰後，南開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毀的學校，也是第一所在 後方以長期抗戰為信念重建的學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後，國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遷至戰時首都重慶。
南開中學在抗戰最艱困的八年中。
教育了數萬青年，每個人幾乎都是張伯苓精神的延長。
張校長創業立世全靠堅強的愛國精神，他就是校歌裡“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化身。
在我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