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印證今生——從巨流河到啞口海 第4節 齊世英先生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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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粹于撒播自由、民主的種種努力,訪談時末肯談及,不無憾焉。

     這種種顧忌與遺憾大約是我父在世之日不願訪談錄出版的主要原因吧……他的一生,犧牲奉獻,大半生有家歸不得,對所謂榮華富貴不屑一顧,亦從未為妻子兒女安頓憂慮打算。

    在他逝世之前,更感一生虧欠,失落,一切随風而去,不必再留個人痕迹。

    中央研究院的訪談錄也不必出版,世我兩忘即好。

     訪談錄中以“凄凄吾行飛台灣”一節告别大陸之後,未有一字談及台北的政局,而以對日交往至一九六七年參加日本首柑吉田茂國葬典禮結束。

    幸有梁肅戎先生為此書撰寫《立法院時期的齊世英》一文,不僅追懷革命同志情誼,也詳述我父與國民黨關系,及初來台灣時立法院之狀況。

    他認為“鐵老一生,風骨嶙峋,對國家,對黨都有責獻,對政治有極高理想了……艱苦奮鬥。

    不屈不撓的精神,(我)理解最深,師承最久。

    ” 訪談錄即将出版之時,我在台大“高級英文”班上,曆史研究所的學生李孝悌和陳秋坤已從哈佛和史丹福大學讀得博士學位,在中研院近史所任研究員,他們幫助我審閱全書,提供意見。

    孝悌陪我去訪問正在辦《首都早報》的康甯祥先生。

    康先生于一九七二年當選為第一批本省籍立法委員,與我父結為忘年交,當時他三十多歲,我父七十三歲,在長達七年多的時間裡。

    每月兩次周末在我們内湖家中,吃我母親做的家鄉菜,對飲暢談。

    我去訪問時,他與我對談開始即說:“我一直想把鐵老與我個人,和台灣政治前輩的關系,以及他對民主政治的關懷,留下一個紀錄。

    ”那一天,孝悌為《紀念民主的播種者齊世英先生)作了極好的記錄。

     我父訪談錄既未談及他來台後為民主、自曲、法治所做之事,我遂将他逝世時,報章雜志幾篇不同角度乏悼文作為重要附錄,可以客觀看到他後半生在台灣經曆,不僅是前半生理想的延續,亦是一種人格的完成。

    民進黨創黨人之一傅正,為《新新聞》周刊寫《東北最後一位鐵漢》:政論記者于衡《悼念和中國現代史有關聯的齊世英先生》和田雨時《齊世英先生蓋棺論》。

    田先生早年曾在張學長所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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