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不亡，有我！ 第7節 《時與潮》雜志與辯論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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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我敢于主編學校的女中牆報并且動手用毛筆揮寫一部份版面（我那清晰生硬的印刷體和後來教書寫黑闆的英文闆書使我終身寫不出潇灑的字），後來在辯論會上有憑有據地駁倒對方赢得勝利，主要是我有來自《時與潮》雜志社的最新資料，甚至有許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權威的著作。
《時與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滬撤退到漢口後，困坐愁城，幾位東北知識青年請我父親擔任社長并籌錢辦一本專門介紹國際現況的雜志，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勢，出刊之後相當成功。
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慶不久，印刷廠所在的那條街被炸毀，父親找到一部舊機器。
搬到沙坪壩外成立印刷廠、編輯部，從此安定出刊。
戰時重慶真可說是人文荟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員，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學生，用各種方式來到重慶，不僅為了不願作侵略者的順民，還要前來貢獻自己的力量，參加長期抗戰。
《時與潮》在漢口出刊不久即建立聲譽，到重慶後增加編輯人手就順利多了。
最早的工作人員多是國内名校外文系的高材生，當時已有寫作經驗的劉聖斌、鄧蓮溪等先生由東北協會推薦而來（東北與華北淪陷以後，我父親的工作由組織地下武裝抗日轉為文化與教育工作），加入陣容。
到了沙坪壩，因地利之便，聘請中央大學教授賈午（立南）先生為總編輯，編譯人員大多數由中大、重慶大學的教授兼任。
四、五年後又公開招聘了許多譯寫好手，其中最年輕的編輯如吳奚真、何欣、汪燊定等。
他們來台後在文學教育、經濟方面都很有貢獻，《時與潮》是他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後來，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後救濟總署派來台灣，我一九四七年來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車帶何欣先生與我去台北近郊遊訪名勝。
他們回憶在《時與潮》工作時的挑戰、抗日生活的苦樂，以及戰後國内外種種變遷，話題源源不絕，數十年後仍常聚談，趣味無窮。
當年為争取二次大戰最新資料。
《時與潮》派出劉聖斌先生駐在倫敦，鄧蓮溪先生駐華盛頓。
負責搜集、閱讀每日報紙（與《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都有中譯版權）和最新雜志、書刊，将重要适用的剪報、論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駐印度特派員沈旭宇交航空班機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峰”——戰時，英美援華軍用與生活物資皆由印度
《時與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滬撤退到漢口後，困坐愁城，幾位東北知識青年請我父親擔任社長并籌錢辦一本專門介紹國際現況的雜志，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勢，出刊之後相當成功。
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慶不久，印刷廠所在的那條街被炸毀，父親找到一部舊機器。
搬到沙坪壩外成立印刷廠、編輯部，從此安定出刊。
戰時重慶真可說是人文荟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員，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學生，用各種方式來到重慶，不僅為了不願作侵略者的順民，還要前來貢獻自己的力量，參加長期抗戰。
《時與潮》在漢口出刊不久即建立聲譽，到重慶後增加編輯人手就順利多了。
最早的工作人員多是國内名校外文系的高材生，當時已有寫作經驗的劉聖斌、鄧蓮溪等先生由東北協會推薦而來（東北與華北淪陷以後，我父親的工作由組織地下武裝抗日轉為文化與教育工作），加入陣容。
到了沙坪壩，因地利之便，聘請中央大學教授賈午（立南）先生為總編輯，編譯人員大多數由中大、重慶大學的教授兼任。
四、五年後又公開招聘了許多譯寫好手，其中最年輕的編輯如吳奚真、何欣、汪燊定等。
他們來台後在文學教育、經濟方面都很有貢獻，《時與潮》是他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後來，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後救濟總署派來台灣，我一九四七年來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車帶何欣先生與我去台北近郊遊訪名勝。
他們回憶在《時與潮》工作時的挑戰、抗日生活的苦樂，以及戰後國内外種種變遷，話題源源不絕，數十年後仍常聚談，趣味無窮。
當年為争取二次大戰最新資料。
《時與潮》派出劉聖斌先生駐在倫敦，鄧蓮溪先生駐華盛頓。
負責搜集、閱讀每日報紙（與《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都有中譯版權）和最新雜志、書刊，将重要适用的剪報、論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駐印度特派員沈旭宇交航空班機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峰”——戰時，英美援華軍用與生活物資皆由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