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台灣、文學、我們 第5節 柏林的苦兔兒(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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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書桌、這床鋪下面會不會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驚,連續數日夜不成眠。

     那一周的《時代》雜志以怕林投降四十周年為主題,有一篇社論《空前的災禍),大意是德國投降時,蘇俄坑殺降卒二十萬,埋在由漢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而日本投降前,廣島、長崎毀于原子彈,兩國都認為自己災難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災難的豈不是死了數百萬的猶太人嗎?其實,災難是無法比校的,對每個受苦的人,他的災難都是最大的。

     半世紀以來猶太人的悲痛成書近千,而中國人在八年抗戰中的悲痛幾乎無人詳 記。

    一九四九年中共占據大陸後,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國民黨,留在大陸僥幸末死的都必得否定過去一切,那時殉國的熱血軍民,在政權改變之後,都在“第二次死亡”時被湮沒遺忘了。

    而我,在那場戰争中長大成人,二十年來在國際文學交流之際熱切地宣揚“我們台灣文學”,又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而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 從此。

    我和自由大學這班學生問答之間就有了一層層沉重的涵義。

    閱讀王祯和《小林來台北》時,他們認為你必須到柏林才能感覺到德國近代史的深度,這吸引觀光客的圍牆,隻是一道淺淺的象征罷了。

    我提到初聞柏林鐘聲的喜悅,有人說,戰後許多不同宗教教派在不同的災難地點修築教堂,不僅是追祭亡魂,也是希望有持久的贖罪,終得平安的祈求之地。

    你看……柏林的教堂特别多!從此,我聽到鐘聲再無喜悅之感。

    回到台灣,連寒山寺夜半到客船的鐘聲也沒有。

    小林到了台北又如何? 戰後柏林複蘇,在廢墟上重建大城市,遍植樹木,用欣欣向榮的生命覆蓋死亡。

    英美占領的西德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她最大的願望是恢複文化大國,所以國際文化活動很多。

    我到柏林不久即見街頭挂出“地平線(Horizon)世界文學會議”的預告,也知道将有盛大的大陸作家團參加。

    開會前我收到白先勇短簡,他與陳若曦、鐘玲、李歐梵和鄭樹森受邀将代表台灣和海外華文作家參加。

    他們到柏林後,郭教授與我和車慧文竭誠招待,但是主辦單位雖在節目表上排出他們五人的發言及作品朗讀時間,會議大廳樹立的大型廣告牌上有大陸的作家,卻無台灣五人,我們都很憤慨。

    雖然自由大學先舉辦台灣文學座談會,但是,形勢比人強,大陸十位作家受到的關注和接待明顯熱烈。

    柏林和舊金山一樣,對這些早期由鐵幕來的作家充滿好奇和趨炎附勢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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