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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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得慌。

    年紀輕的時候,倒是敢說話,可是沒有人理睬他。

    到了中年,在社會上有了地位,說出話來相當分量,誰都樂意聽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學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語,切忌生冷,總揀那爛熟的,人雲亦雲。

    等到年紀大了,退休之後,比較不負責任,可以言論自由了,不幸老年人總是唠叨的居多,聽得人不耐煩,任是入情入理的話,也當做耳邊風。

    這是人生一大悲劇。

    真是缺乏聽衆的人,可以去教書,在講堂上海闊天空,由你發揮,誰打呵欠,扣誰的分數——再痛快也沒有了。

    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請人吃飯,那人家就不能不委屈一點,聽你大展鴻論,推斷世界大戰何時結束,或是追叙你當年可歌可泣的初戀。

     《笑林廣記》裡有一個人,專好替人寫扇子。

    這一天,看見朋友手搖白折扇,立刻奪過來要替他寫。

    那朋友雙膝跪下。

    他攙扶不疊道:“寫一把扇子并不費事,何必行此大禮?”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寫,我是求你别寫。

    ” 聽說從前有些文人為人所忌,給他們錢叫他們别寫,像我這樣缺乏社會意識的,恐怕是享不到這種福了。

     李笠翁在《閑情偶寄》裡說“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入彀之法。

    開卷之初,當有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

    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流連,若難遽别,此一法也。

    ”又要驚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穩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妾婦之道。

    由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讨論讨論作者與讀者的關系。

     西方有這麼一句成語:“詩人向他自己說話,被世人偷聽了去。

    ”詩人之寫詩,純粹出于自然,腦子裡決不能有旁人的存在。

    可是一方面我們的學校教育卻極力的警告我們作文的時候最忌自說自話,時時刻刻都得顧及讀者的反應。

    這樣究竟較為安全,除非我們确實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曠世奇才。

    要迎合讀者的心理。

    辦法不外這兩條:(一)說人家所要說的,(二)說人家所要聽的。

     說人家所要說的,是代群衆訴冤出氣,弄得好,不難一唱百和。

    可是一般輿論對于左翼文學有一點常表不滿,那就是“診脈不開方”。

    逼急了,開個方子,不外乎階級鬥争的大屠殺。

    現在的知識分子之談意識形态,正如某一時期的士大夫談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精彩。

    女人很少有犯這毛病的,這可以說是“男人病”的一種,我在這裡不打算多說了。

     退一步想,專門描寫生活困難吧。

    固然,大家都抱怨着這日子不容易過,可是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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