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我·《紅樓夢》·水西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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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邊!——必須叙明這一層,讀者方能理會:當我在舊書攤上偶然買到了一本宗江作、黃裳題的《賣藝人家》,見那故人的手迹,見那國難期中四川土紙印制的書冊時,我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激動?感慨?向往?羨慕?怅惘?……真是無以名之,萬言難表。

     就這樣,我們彼此失散不相聞問,也不知過了多少年。

    1950年,我的紅學論文在《燕京學報》第十期上發表了(發學生的文章,是大學學報的創例),不知黃裳兄由何而讀到了,在《文彙報》摘載了論文的一部分,來信告知于我,并附有晚報所刊讀者撰文表示贊同的資料。

    我們這才又有了聯系。

     我們失散以前,每日晚飯後,情意悠閑,風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牆子河畔為度,飽領落日歸鴉之趣、霞天散绮之奇。

    我們不光是走,嘴裡當然在說笑,不知怎的,話題往往落到《紅樓》上來。

    這畢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說不清了,而且所談的到底涉及哪些點或面,也是不能追憶的了。

    隻記得曾論及一義:像《紅樓》這樣的中華文學之菁英,必須譯成一部精确的英文本,使世界上的讀者都能領略一二。

    于是黃裳兄遂發一問曰:我們有“紅學”這個名目,可惜外國還不懂得,比如英文裡也不會有這個字呀,這怎麼辦?我當即答言:這有何難,咱們就能造(coin)一個新字,就是redology!他聽了大笑。

     多年來,他在資料和精神上給我以支持和關切,非專文是叙不盡的。

    60年代我考證大觀園遺址,文章是經他手編發的頭版頭條。

    因此,惹怒了“四兇”之一的姚老爺。

    運動一興起,黃裳兄和其他同仁吃了大苦頭,甚至出了一條人命悲劇。

    “四兇”滅後,他寫了一篇《夜訪大觀園》,非常精彩,也是紅學曆史文獻。

    那是他來京時與宗江聚會,宗江住處離恭王府很近,便建議裳兄入府一遊。

    那文章實在好,我已收在拙著《恭王府與紅樓夢》裡。

     今年,他又為《石頭記會真》作了序,發表在《新民晚報》上。

     裳兄作為大藏書家的事情,就更難叙寫了,因為題目太大,性質很專,非本文所能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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