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明清 第二節 清朝（鴉片戰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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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浩大，清廷一面宣布招民墾荒，一面又嚴令地方官吏迫一逼一賦稅，以緻三年或六年不起科（征稅）的命令不易得到執行。
所以農民以墾荒為畏途，裹足不前。
康熙帝為了加速對荒田的開辟，從康熙十年（1671年）開始，即陸續放寬墾荒起科年限，将三年寬至四年，又寬至六年，再寬至十年。
在平定三藩之後，免去了浩大的軍費負擔，康熙帝更進一步放松起科令，對于農民開墾成熟應該按限起科的田地，則常常&ldquo未令起科&rdquo，&ldquo不事加征&rdquo。
這樣，康熙年間的墾荒措施得到較好的推行，而且獲得效果。
到康熙末年，全國荒地基本上&ldquo開墾無遺&rdquo、&ldquo盡皆耕種&rdquo。
更名地康熙八年（166一9年），清廷下令将明代藩王莊田免價給予原來佃戶耕種，佃戶&ldquo改為民戶&rdquo，田地&ldquo永為世業&rdquo，号為&ldquo更名（明）地&rdquo。
這種&ldquo更名地&rdquo散布在很多省份，數目約為十六萬頃，對于鼓勵農民從事生産及開荒是有積極作用的。
治河順治、康熙以來，黃河屢次泛濫成災，淮河、運河受其影響，也随之梗塞不通。
康熙帝即用靳輔為河道總督負責治河，先後完成了許多重要工程，使河患大緻平息，黃、淮各歸故道，運河南北暢通，被淹沒的農田也退水可耕。
此外，康熙時還修治了永定河，消除了京東十餘縣的水患。
蠲免錢糧康熙帝在位期間，屢次下令蠲（juān捐）免錢糧，或一年蠲免數省錢糧，或一省連續蠲免數年錢糧，從康熙五十年（1711年）開始，更在全國範圍内普遍蠲免錢糧一年，而分三年輪免一周。
計康熙六十餘年中，&ldquo前後蠲除之數，殆逾萬萬&rdquo。
①以後雍正、乾隆年間，清廷繼續大行蠲免錢糧。
特别在乾隆年間，曾多次&ldquo普免天下錢糧&rdquo。
這對于發展社會經濟是有利的。
地丁合一地丁合一是在一條鞭法的基礎上出現的改革，旨在改變丁稅的征收方法。
清初的賦役制度因襲明代的一條鞭法，地有地稅銀，丁有丁稅銀。
丁稅銀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為主。
按丁征收的丁銀在清初共有三百餘萬兩，這個數字不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銀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卻很大。
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進一步發展，貪富不均的情況也在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按丁征收丁稅，就使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無力負擔，因而普遍出現&ldquo或逃或欠&rdquo的情況。
這不僅使封建國家征收丁稅失去保證，又由于農民畏懼丁稅的一逼一迫，或流亡遷徙，或隐匿戶口，又造成一人口不實的嚴重問題。
因此，為了保證丁稅征收，為了掌握人口實數，清廷不得不對按丁征收丁稅的方法進行改革。
改革的經過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決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稅額數作為定額，以後新增人丁，不收丁稅。
這就叫做&ldquo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rdquo。
這樣丁稅額數便固定下來了；第二步是實行地丁合一。
這種辦法先在康熙末年開始行之于廣東、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後，又相繼在各省普遍推行起來。
所謂地丁合一，就是攤丁入畝，即不再以人為對象征收丁稅，而把固定下來的丁稅攤到地畝上。
具體辦法是，把各省丁稅原額分攤在各州縣的土地上，地稅一兩分攤若幹丁銀。
地銀和丁銀合一，叫做地丁銀。
實行地丁合一在表面看來雖僅僅是一種賦稅征收方式的改變，但其進步意義和社會影響卻是巨大的。
因為自改革之後，原來獨立的丁稅已不存在，而是丁随地起，田多者，丁稅也多；田少者，丁稅也少；無田者，亦無丁稅。
這就消除了&ldquo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rdquo①的狀況，貧民再也不必因擔心丁稅而殺生、逃匿。
這對家庭人口增長、國家人口統計都有好處。
我國自西漢至清初，每次人口統計，其最多時，數字總是在五、六千萬之間，這顯然是人口不實及人口增長緩慢的緣故。
地丁合一之後，人口數字急劇增加，乾隆十四年（1749年）為一億七千萬，嘉慶十七年（1812年）為三億六千萬，道光二十年（1840年）為四億一千萬，這顯然是人口統計比較正确及人口增長加快的結果。
廢除匠籍明朝有許多官用工匠，被稱為匠戶，編入專門的匠籍，子孫世代為匠戶，不得脫離匠籍改業。
明中葉以後，匠戶中的絕大部分即輪班工匠，被允許以銀代役，由政一府按匠籍向他們征收銀兩，稱為&ldquo班匠銀&rdquo，他們可以不必再輪班到京城服役。
以銀代役的辦法自然使工匠的地位大有改善。
然而匠籍沒有廢除，依然是束縛工匠的一條繩索。
經過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沖擊以後，清初匠籍已經混亂不堪，很難按照匠籍來征收班匠銀了，因而，清廷于順治二年（1645年），下令廢除匠籍，免征班匠銀。
但此後不久，清廷又恢複征收班匠銀，以緻流弊叢生，如有的匠戶子孫已經改業，仍要被迫征班匠銀；有的匠戶子孫已經逃亡或死絕，班匠銀則要由民戶代為賠納。
在這種情況下，康熙皇帝以來，即陸續将班匠銀攤入田賦中征收，最後廢除了匠籍制度。
匠籍的廢除，使工匠對封建政一府的人身依附關系大為削弱，有利于民間手工業的發展。
2.社會經濟的發展 農業農業的恢複和發展，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大量荒地墾辟，耕地面積不斷擴大。
清初荒地極多，随處可見，而到康熙末年，則大部被開墾耕種。
因而耕地面積由1645年的四百餘萬頃，增加到1724年的六百八十餘萬頃。
二、水利的興修。
康熙時曾大舉治理黃河，并兼治淮河、運河，又曾修治永定河。
雍正時又修築江蘇、浙江的海塘，使沿海一帶的農田免受海潮的破壞，也是一項大的工程。
三、糧食畝産量的提高，如江蘇、湖南、湖北、四川及東南沿海一帶都是稻米高産區，一般畝産二、三石，多者可達五、六石甚至六、七石。
這時高産作物如玉蜀黍（即玉米）、番薯（俗稱地瓜）的推廣，對于糧食增産有重大影響。
玉蜀黍原産美洲，明中葉傳入我國，漸次種植于南北許多地方，到清代，幾乎遍種于全國各剩番薯也原産于美洲，明後期傳入我國，先是種植于福建等沿海地區，後來推廣到北方，清代普遍種植于全國各地。
玉蜀黍的産量遠比麥類為高，番薯更是每畝可産數千斤。
四、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
如棉花的種植已遍及全國，其中江蘇、浙江、湖北、河南、河北、山東都是著名的産棉區，這些地方的棉花大量外銷，甚至連植棉較晚的奉天地區（今遼甯），每年也有許多棉花輸往關内。
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台灣、浙江、江蘇、江西、四川等地都很普遍，如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甘蔗動辄千頃，其茂盛有如蘆葦。
台灣有蔗田萬頃。
明代傳入我國的煙草，這時已推廣到全國各地。
植桑養蠶事業也很興盛，如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植桑養蠶已成為農民的重要生産事項。
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反映，同時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手工業清代最重要的手工業仍是紡織、陶瓷、礦冶等業。
紡織業中的絲織業，在清代有突出發展。
蘇州和杭州是明代的絲織業中心，這時依然保持其盛況。
如蘇州東城&ldquo比戶習織，專其業者不啻萬家&rdquo①。
杭州東城也是&ldquo機杼之一聲，比戶相聞&rdquo②。
江甯（今南京）在明代沒有什麼絲織業的名望，但到了清代，絲織業大為發展，已超過蘇、杭而成為最大的絲織業中心，這裡緞的織造非常有名。
緞的種類很多，織緞之機有百餘種名目。
乾壟嘉慶年間，這裡僅緞機就有三萬多張，其他織機尚不在内。
廣州也是清代新興起的絲綢産地，所産紗、綢、緞等都很名貴。
特别是廣紗的一精一美已勝過江甯、蘇、杭，有&ldquo廣紗甲于天下&rdquo之稱③。
棉織業也有發展。
松江（包括上海）、蘇州、無錫都是棉織業的中心地。
松江出産的棉布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好，暢銷全國各地。
清政一府時常在這裡采購棉布。
如康熙時，一次就在上海縣采購青藍布三十萬匹。
蘇州的城鄉普遍生産棉布，&ldquo蘇布名稱四方&rdquo①，行銷遍于天下。
棉布的加工業，在蘇州也很發達。
如這裡有許多專門經營棉布加工業務的字号出現，每一字号擁有工匠數十名，凡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專人作業。
無錫号稱&ldquo布碼頭&rdquo，許多富商巨賈在此開設花布行，大批收購棉布運往蘇北等地發售，每歲交易不下數十百萬。
制瓷業也有新的發展。
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
鎮的範圍極大，除官窯外，有&ldquo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
&rdquo②其繁榮情況超過了明代。
這裡民窯所産的瓷器供一應全國各地，并且大量輸出國外。
除景德鎮外，瓷器産地還有幾十處，分布于十數剩清代的制瓷技術比明代更有進步，突出地表現在彩色瓷器的工藝水平大有提高。
清代的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琺琅彩等都很有名，其中尤以粉彩和琺琅彩最稱一精一美，馳名中外。
礦冶業也有進一步發展，其中最突出的部門是雲南的銅礦開采業和廣東佛山鎮的冶鐵業。
雲南的銅礦開采，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
大廠有礦工七、八萬人，小廠也不下萬人。
全省銅礦開采量最多時，每年可以達到一千多萬斤，主要作為北京及各省辟府鑄錢之用。
佛山鎮是鐵器制造業的中心，有炒鐵之爐數十，鑄鐵之爐百餘，所鑄造鐵器多而且好。
其中以鐵鍋最為有名，不僅行銷國内各地，而且大量輸出國外。
此外，制糖、制鹽、造紙、造船、印刷等業也都有所發展。
商業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清代的商業也十分繁榮。
農産品和手工業品越來越多地變為商品，商品的流通範圍更加廣泛。
如糧食、棉花、棉布、蠶絲、綢緞、鐵器、瓷器、食鹽以及煙、茶、糖等都是重要商品，行銷于全國各地。
清代城市的發展又超過了明代。
特别是東南一帶，工商業城市普遍興盛，著名的有江甯（今南京）、蘇州、杭州、揚州、鎮江、無錫等，這些城市都比明代更發展。
如江甯城裡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無不人煙稠密，作坊店鋪到處都是，非常繁華。
蘇、杭二州的繁華，已有&ldquo上有天堂，下有蘇杭&rdquo之諺語。
鎮江稱為&ldquo銀碼頭&rdquo，無錫稱為&ldquo布碼頭&rdquo。
沿海城市如廣州、福州、廈門等都以對外貿易的關系，日益繁榮。
北方大的城市，首先是都城北京，此外又有天津、濟南、開封、太原等，也都比過去繁盛。
甚至比較偏僻的宣化府（今河北宣化），也成為店鋪林立、商賈争趨的繁華地方。
至于各地方鎮市的發展，在清代尤為突出。
如廣東佛山鎮、湖北漢口鎮、河南朱仙鎮、江西景德鎮，已經名聞天下，被稱為&ldquo四大鎮&rdquo，其中漢口鎮又有&ldquo船碼頭&rdquo之稱。
此外，南北方農村的集市貿易也更加興旺。
由于商業的發達，清代出現了許多大商人。
最大的商人是兩淮鹽商、山西票号商和廣東行商等。
兩淮鹽商是享有特權的商人。
那時鹽是清政一府控制的商品，由特許的商人掌握出賣。
兩淮鹽商取得兩淮食鹽的專一賣權，可賺五、六倍的利潤，因而其富以千萬兩（銀）計。
票号是經營彙兌、存款、放款的金融組織，最先由山西人開辦，後來山西人開辦的票号遍于各省，所以稱作山西票号。
山西大商人往往擁資數十萬至數百萬兩（銀），乃至數千萬兩。
因而他們有力量開辦票号，而開辦票号後就愈加變成巨富。
廣東行（即&ldquo十三行&rdquo）商也是清政一府特許的商人，取得對外貿易的專利權，其資本也多達數千萬兩（銀）。
3.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 随着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商品經濟的活躍，資本主義萌芽也在緩慢地增長起來。
在清代，江南絲織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較明代有非常顯著的發展。
這時江甯（今南京）、蘇州等地出現一些很富有的機戶，經營着較大的手工業作坊和工常如江甯機戶在道光年間&ldquo有開五、六百張機者&rdquo①。
蘇州機戶多半&ldquo雇人工織&rdquo，&ldquo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rdquo。
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江甯、鎮江、蘇州等地出現一些大的包買商，他們開設&ldquo帳房&rdquo或&ldquo行号&rdquo，以從事資本主義的經營。
這種&ldquo帳房&rdquo或&ldquo行号&rdquo擁有大量的織機和原料，或自行設機督織，或将織機、原料分給小機戶為其生産。
在這種帳房的周圍有衆多的小機戶及織工受其支配，從帳房到小機戶到織工，結成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
在棉織業中也有不少的作坊和雇傭工人，資本主義萌芽甚為明顯。
如在蘇州有許多踹坊出現，這種踹坊是為棉布染後的整理加工而設。
踹坊的經營者稱為包頭。
蘇州共有包頭三百四十餘人，開設踹坊四百五十餘處，每坊容納踹匠數十人。
包頭備有包踹石、場房，招集踹匠居住，向布商（客店）或染坊領布發給踹匠踹壓，布商付給踹布的加工費，每匹銀一分一厘三毫，全為踹匠所得；踹匠則每人每月給包頭銀三錢六分，以償其房租家夥之費。
在這裡，踹匠和布商經由踹坊發生關系，布商是雇工的資本家，踹匠是受雇的工人，包頭則居間謀利。
此外，在廣東的冶鐵業、鑄鐵業中，在雲南的采銅業中，在江西景德鎮的制瓷業中，在四川的制鹽業中，在陝西的木材采伐業中，也有資本主義一性一質的經營。
清代的資本主義萌茅雖然有所發展，但仍非常微弱。
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下，資本主義的發展遇到重重障礙。
這首先是由于中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造成的，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自然經濟的頑強存在，使商品經濟很難發展。
其次是封建政一府多對内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對外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重地阻礙了工商業及内外貿易的發展。
再次是商業資本多半用于購置土地，很少投之于手工業生産。
所有這些都是影響資本主義萌芽産生發展的根本一性一原因。
六、清代中期各族人民起義 1.社會矛盾的加劇 土地高度集中康熙中葉以後，特别是雍正、乾壟嘉慶、道光時期，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土地大都歸入官僚、地主、富商之家，而小民所有無幾。
如康熙時的大官僚高士奇在家鄉浙江平湖縣置田産千頃，又在杭州西溪廣置園宅。
另一大官僚徐乾學在無錫置田萬頃，曾任江甯布政使的慕天顔在無錫置田百萬畝。
江蘇松江一帶的一般地主，也&ldquo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萬至一、二萬者&rdquo。
①乾隆時，河北懷柔大地主郝氏有&ldquo膏腴萬頃&rdquo。
大學士和珅占田八千頃。
道光時大學士琦善一家，有田二萬五千頃。
随着土地兼并的發展，農民愈來愈多地淪為佃農。
康熙時，北方各地&ldquo田畝多歸缙紳豪富之家&hellip&hellip約計小
所以農民以墾荒為畏途，裹足不前。
康熙帝為了加速對荒田的開辟，從康熙十年（1671年）開始，即陸續放寬墾荒起科年限，将三年寬至四年，又寬至六年，再寬至十年。
在平定三藩之後，免去了浩大的軍費負擔，康熙帝更進一步放松起科令，對于農民開墾成熟應該按限起科的田地，則常常&ldquo未令起科&rdquo，&ldquo不事加征&rdquo。
這樣，康熙年間的墾荒措施得到較好的推行，而且獲得效果。
到康熙末年，全國荒地基本上&ldquo開墾無遺&rdquo、&ldquo盡皆耕種&rdquo。
更名地康熙八年（166一9年），清廷下令将明代藩王莊田免價給予原來佃戶耕種，佃戶&ldquo改為民戶&rdquo，田地&ldquo永為世業&rdquo，号為&ldquo更名（明）地&rdquo。
這種&ldquo更名地&rdquo散布在很多省份，數目約為十六萬頃，對于鼓勵農民從事生産及開荒是有積極作用的。
治河順治、康熙以來，黃河屢次泛濫成災，淮河、運河受其影響，也随之梗塞不通。
康熙帝即用靳輔為河道總督負責治河，先後完成了許多重要工程，使河患大緻平息，黃、淮各歸故道，運河南北暢通，被淹沒的農田也退水可耕。
此外，康熙時還修治了永定河，消除了京東十餘縣的水患。
蠲免錢糧康熙帝在位期間，屢次下令蠲（juān捐）免錢糧，或一年蠲免數省錢糧，或一省連續蠲免數年錢糧，從康熙五十年（1711年）開始，更在全國範圍内普遍蠲免錢糧一年，而分三年輪免一周。
計康熙六十餘年中，&ldquo前後蠲除之數，殆逾萬萬&rdquo。
①以後雍正、乾隆年間，清廷繼續大行蠲免錢糧。
特别在乾隆年間，曾多次&ldquo普免天下錢糧&rdquo。
這對于發展社會經濟是有利的。
地丁合一地丁合一是在一條鞭法的基礎上出現的改革，旨在改變丁稅的征收方法。
清初的賦役制度因襲明代的一條鞭法，地有地稅銀，丁有丁稅銀。
丁稅銀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為主。
按丁征收的丁銀在清初共有三百餘萬兩，這個數字不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銀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卻很大。
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進一步發展，貪富不均的情況也在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按丁征收丁稅，就使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無力負擔，因而普遍出現&ldquo或逃或欠&rdquo的情況。
這不僅使封建國家征收丁稅失去保證，又由于農民畏懼丁稅的一逼一迫，或流亡遷徙，或隐匿戶口，又造成一人口不實的嚴重問題。
因此，為了保證丁稅征收，為了掌握人口實數，清廷不得不對按丁征收丁稅的方法進行改革。
改革的經過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決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稅額數作為定額，以後新增人丁，不收丁稅。
這就叫做&ldquo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rdquo。
這樣丁稅額數便固定下來了；第二步是實行地丁合一。
這種辦法先在康熙末年開始行之于廣東、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後，又相繼在各省普遍推行起來。
所謂地丁合一，就是攤丁入畝，即不再以人為對象征收丁稅，而把固定下來的丁稅攤到地畝上。
具體辦法是，把各省丁稅原額分攤在各州縣的土地上，地稅一兩分攤若幹丁銀。
地銀和丁銀合一，叫做地丁銀。
實行地丁合一在表面看來雖僅僅是一種賦稅征收方式的改變，但其進步意義和社會影響卻是巨大的。
因為自改革之後，原來獨立的丁稅已不存在，而是丁随地起，田多者，丁稅也多；田少者，丁稅也少；無田者，亦無丁稅。
這就消除了&ldquo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rdquo①的狀況，貧民再也不必因擔心丁稅而殺生、逃匿。
這對家庭人口增長、國家人口統計都有好處。
我國自西漢至清初，每次人口統計，其最多時，數字總是在五、六千萬之間，這顯然是人口不實及人口增長緩慢的緣故。
地丁合一之後，人口數字急劇增加，乾隆十四年（1749年）為一億七千萬，嘉慶十七年（1812年）為三億六千萬，道光二十年（1840年）為四億一千萬，這顯然是人口統計比較正确及人口增長加快的結果。
廢除匠籍明朝有許多官用工匠，被稱為匠戶，編入專門的匠籍，子孫世代為匠戶，不得脫離匠籍改業。
明中葉以後，匠戶中的絕大部分即輪班工匠，被允許以銀代役，由政一府按匠籍向他們征收銀兩，稱為&ldquo班匠銀&rdquo，他們可以不必再輪班到京城服役。
以銀代役的辦法自然使工匠的地位大有改善。
然而匠籍沒有廢除，依然是束縛工匠的一條繩索。
經過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沖擊以後，清初匠籍已經混亂不堪，很難按照匠籍來征收班匠銀了，因而，清廷于順治二年（1645年），下令廢除匠籍，免征班匠銀。
但此後不久，清廷又恢複征收班匠銀，以緻流弊叢生，如有的匠戶子孫已經改業，仍要被迫征班匠銀；有的匠戶子孫已經逃亡或死絕，班匠銀則要由民戶代為賠納。
在這種情況下，康熙皇帝以來，即陸續将班匠銀攤入田賦中征收，最後廢除了匠籍制度。
匠籍的廢除，使工匠對封建政一府的人身依附關系大為削弱，有利于民間手工業的發展。
2.社會經濟的發展 農業農業的恢複和發展，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大量荒地墾辟，耕地面積不斷擴大。
清初荒地極多，随處可見，而到康熙末年，則大部被開墾耕種。
因而耕地面積由1645年的四百餘萬頃，增加到1724年的六百八十餘萬頃。
二、水利的興修。
康熙時曾大舉治理黃河，并兼治淮河、運河，又曾修治永定河。
雍正時又修築江蘇、浙江的海塘，使沿海一帶的農田免受海潮的破壞，也是一項大的工程。
三、糧食畝産量的提高，如江蘇、湖南、湖北、四川及東南沿海一帶都是稻米高産區，一般畝産二、三石，多者可達五、六石甚至六、七石。
這時高産作物如玉蜀黍（即玉米）、番薯（俗稱地瓜）的推廣，對于糧食增産有重大影響。
玉蜀黍原産美洲，明中葉傳入我國，漸次種植于南北許多地方，到清代，幾乎遍種于全國各剩番薯也原産于美洲，明後期傳入我國，先是種植于福建等沿海地區，後來推廣到北方，清代普遍種植于全國各地。
玉蜀黍的産量遠比麥類為高，番薯更是每畝可産數千斤。
四、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
如棉花的種植已遍及全國，其中江蘇、浙江、湖北、河南、河北、山東都是著名的産棉區，這些地方的棉花大量外銷，甚至連植棉較晚的奉天地區（今遼甯），每年也有許多棉花輸往關内。
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台灣、浙江、江蘇、江西、四川等地都很普遍，如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甘蔗動辄千頃，其茂盛有如蘆葦。
台灣有蔗田萬頃。
明代傳入我國的煙草，這時已推廣到全國各地。
植桑養蠶事業也很興盛，如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植桑養蠶已成為農民的重要生産事項。
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反映，同時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手工業清代最重要的手工業仍是紡織、陶瓷、礦冶等業。
紡織業中的絲織業，在清代有突出發展。
蘇州和杭州是明代的絲織業中心，這時依然保持其盛況。
如蘇州東城&ldquo比戶習織，專其業者不啻萬家&rdquo①。
杭州東城也是&ldquo機杼之一聲，比戶相聞&rdquo②。
江甯（今南京）在明代沒有什麼絲織業的名望，但到了清代，絲織業大為發展，已超過蘇、杭而成為最大的絲織業中心，這裡緞的織造非常有名。
緞的種類很多，織緞之機有百餘種名目。
乾壟嘉慶年間，這裡僅緞機就有三萬多張，其他織機尚不在内。
廣州也是清代新興起的絲綢産地，所産紗、綢、緞等都很名貴。
特别是廣紗的一精一美已勝過江甯、蘇、杭，有&ldquo廣紗甲于天下&rdquo之稱③。
棉織業也有發展。
松江（包括上海）、蘇州、無錫都是棉織業的中心地。
松江出産的棉布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好，暢銷全國各地。
清政一府時常在這裡采購棉布。
如康熙時，一次就在上海縣采購青藍布三十萬匹。
蘇州的城鄉普遍生産棉布，&ldquo蘇布名稱四方&rdquo①，行銷遍于天下。
棉布的加工業，在蘇州也很發達。
如這裡有許多專門經營棉布加工業務的字号出現，每一字号擁有工匠數十名，凡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專人作業。
無錫号稱&ldquo布碼頭&rdquo，許多富商巨賈在此開設花布行，大批收購棉布運往蘇北等地發售，每歲交易不下數十百萬。
制瓷業也有新的發展。
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
鎮的範圍極大，除官窯外，有&ldquo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
&rdquo②其繁榮情況超過了明代。
這裡民窯所産的瓷器供一應全國各地，并且大量輸出國外。
除景德鎮外，瓷器産地還有幾十處，分布于十數剩清代的制瓷技術比明代更有進步，突出地表現在彩色瓷器的工藝水平大有提高。
清代的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琺琅彩等都很有名，其中尤以粉彩和琺琅彩最稱一精一美，馳名中外。
礦冶業也有進一步發展，其中最突出的部門是雲南的銅礦開采業和廣東佛山鎮的冶鐵業。
雲南的銅礦開采，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
大廠有礦工七、八萬人，小廠也不下萬人。
全省銅礦開采量最多時，每年可以達到一千多萬斤，主要作為北京及各省辟府鑄錢之用。
佛山鎮是鐵器制造業的中心，有炒鐵之爐數十，鑄鐵之爐百餘，所鑄造鐵器多而且好。
其中以鐵鍋最為有名，不僅行銷國内各地，而且大量輸出國外。
此外，制糖、制鹽、造紙、造船、印刷等業也都有所發展。
商業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清代的商業也十分繁榮。
農産品和手工業品越來越多地變為商品，商品的流通範圍更加廣泛。
如糧食、棉花、棉布、蠶絲、綢緞、鐵器、瓷器、食鹽以及煙、茶、糖等都是重要商品，行銷于全國各地。
清代城市的發展又超過了明代。
特别是東南一帶，工商業城市普遍興盛，著名的有江甯（今南京）、蘇州、杭州、揚州、鎮江、無錫等，這些城市都比明代更發展。
如江甯城裡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無不人煙稠密，作坊店鋪到處都是，非常繁華。
蘇、杭二州的繁華，已有&ldquo上有天堂，下有蘇杭&rdquo之諺語。
鎮江稱為&ldquo銀碼頭&rdquo，無錫稱為&ldquo布碼頭&rdquo。
沿海城市如廣州、福州、廈門等都以對外貿易的關系，日益繁榮。
北方大的城市，首先是都城北京，此外又有天津、濟南、開封、太原等，也都比過去繁盛。
甚至比較偏僻的宣化府（今河北宣化），也成為店鋪林立、商賈争趨的繁華地方。
至于各地方鎮市的發展，在清代尤為突出。
如廣東佛山鎮、湖北漢口鎮、河南朱仙鎮、江西景德鎮，已經名聞天下，被稱為&ldquo四大鎮&rdquo，其中漢口鎮又有&ldquo船碼頭&rdquo之稱。
此外，南北方農村的集市貿易也更加興旺。
由于商業的發達，清代出現了許多大商人。
最大的商人是兩淮鹽商、山西票号商和廣東行商等。
兩淮鹽商是享有特權的商人。
那時鹽是清政一府控制的商品，由特許的商人掌握出賣。
兩淮鹽商取得兩淮食鹽的專一賣權，可賺五、六倍的利潤，因而其富以千萬兩（銀）計。
票号是經營彙兌、存款、放款的金融組織，最先由山西人開辦，後來山西人開辦的票号遍于各省，所以稱作山西票号。
山西大商人往往擁資數十萬至數百萬兩（銀），乃至數千萬兩。
因而他們有力量開辦票号，而開辦票号後就愈加變成巨富。
廣東行（即&ldquo十三行&rdquo）商也是清政一府特許的商人，取得對外貿易的專利權，其資本也多達數千萬兩（銀）。
3.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 随着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商品經濟的活躍，資本主義萌芽也在緩慢地增長起來。
在清代，江南絲織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較明代有非常顯著的發展。
這時江甯（今南京）、蘇州等地出現一些很富有的機戶，經營着較大的手工業作坊和工常如江甯機戶在道光年間&ldquo有開五、六百張機者&rdquo①。
蘇州機戶多半&ldquo雇人工織&rdquo，&ldquo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rdquo。
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江甯、鎮江、蘇州等地出現一些大的包買商，他們開設&ldquo帳房&rdquo或&ldquo行号&rdquo，以從事資本主義的經營。
這種&ldquo帳房&rdquo或&ldquo行号&rdquo擁有大量的織機和原料，或自行設機督織，或将織機、原料分給小機戶為其生産。
在這種帳房的周圍有衆多的小機戶及織工受其支配，從帳房到小機戶到織工，結成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
在棉織業中也有不少的作坊和雇傭工人，資本主義萌芽甚為明顯。
如在蘇州有許多踹坊出現，這種踹坊是為棉布染後的整理加工而設。
踹坊的經營者稱為包頭。
蘇州共有包頭三百四十餘人，開設踹坊四百五十餘處，每坊容納踹匠數十人。
包頭備有包踹石、場房，招集踹匠居住，向布商（客店）或染坊領布發給踹匠踹壓，布商付給踹布的加工費，每匹銀一分一厘三毫，全為踹匠所得；踹匠則每人每月給包頭銀三錢六分，以償其房租家夥之費。
在這裡，踹匠和布商經由踹坊發生關系，布商是雇工的資本家，踹匠是受雇的工人，包頭則居間謀利。
此外，在廣東的冶鐵業、鑄鐵業中，在雲南的采銅業中，在江西景德鎮的制瓷業中，在四川的制鹽業中，在陝西的木材采伐業中，也有資本主義一性一質的經營。
清代的資本主義萌茅雖然有所發展，但仍非常微弱。
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下，資本主義的發展遇到重重障礙。
這首先是由于中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造成的，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自然經濟的頑強存在，使商品經濟很難發展。
其次是封建政一府多對内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對外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重地阻礙了工商業及内外貿易的發展。
再次是商業資本多半用于購置土地，很少投之于手工業生産。
所有這些都是影響資本主義萌芽産生發展的根本一性一原因。
六、清代中期各族人民起義 1.社會矛盾的加劇 土地高度集中康熙中葉以後，特别是雍正、乾壟嘉慶、道光時期，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土地大都歸入官僚、地主、富商之家，而小民所有無幾。
如康熙時的大官僚高士奇在家鄉浙江平湖縣置田産千頃，又在杭州西溪廣置園宅。
另一大官僚徐乾學在無錫置田萬頃，曾任江甯布政使的慕天顔在無錫置田百萬畝。
江蘇松江一帶的一般地主，也&ldquo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萬至一、二萬者&rdquo。
①乾隆時，河北懷柔大地主郝氏有&ldquo膏腴萬頃&rdquo。
大學士和珅占田八千頃。
道光時大學士琦善一家，有田二萬五千頃。
随着土地兼并的發展，農民愈來愈多地淪為佃農。
康熙時，北方各地&ldquo田畝多歸缙紳豪富之家&hellip&hellip約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