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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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于世故、酬對敏捷，其實毋須翻譯人員，是以駒正春原以為這終須是一次十分無趣的旅行。
殊不知抵台次日便有了意外的收獲：“太子爺”派人緻贈了一份禮物，另附一封短箋。
禮物是仿故宮唐三彩陶塑駿馬一尊，高可二尺，稱得上氣派珍貴；信上則感謝八、九年前初次晤談時所提供的“寶貴建言”，辭意懇切，頗能動人。
然而謂之“收獲”，則是在奉令前來的人物。
此人年約六旬，戴一副極厚的深度近視眼鏡，生了滿臉坑坑洞洞的麻子，穿一身幾乎可稱過時的中山裝，漿挺潔淨，十分嚴整。
這老者應對唯唯，看來雖平易可親，卻有着沉靜寡言的個性。
駒正春是個拘禮的人，固然看來者是行走人等，仍雙手捧上了名片，未料對方也掏出一張來回奉。
駒正春一睹之下，不覺駭然，但見那名片上端端正正印着三個宋體大字：“李绶武”。
以駒正春對國府背景之娴熟，自然聽過此人名諱：他原是“老頭子”身邊十分親近的人士，早在民國四十二年，即位居資政之要。
是時國府編制尙無此職此銜，據傳是“老頭子”特别遴選的一批有如清客般的人物，由政訓首領賀衷寒統禦，可以算是權力核心最為倚重的幕僚。
然而這個班子卻在幾年前無疾而終，外界既不知其首尾，便無從明了因由。
如今駒正春一眼看出端倪，豈有放過之理？遂驚聲問道：“李先生不會是那位資政罷？您怎麼、怎麼——”接下來的措辭該如何才不緻失禮？駒正春無暇揣摩，一時竟至語塞。
李绶武卻溫和地笑了，接答道：““散館”是常規定例，沒有什麼羞人的，駒先生怎麼也拘泥起俗套了？” “散館”是明清官常用語。
當時翰林院設庶常館，新科進士朝考得庶吉士資格者得入館修習，三年期滿再考——成績優異的，授以編修、檢讨，“次者出為各部給事中、禦史，或出為州縣官”。
駒正春曾追随我姑丈讀書，一聽便知道這“散館”二字用得不卑不亢、還帶着幾分自嘲自谑的诙諧，登時寬了心，連聲稱是。
那李绶武卻說了兩句讓他既愕然、又恍然的言語：“下一次駒先生要是再想叫車去“中華民國大使館”，還是持此刺一示為妥。
” 駒正春直覺以為：對方絕對不祇是個替“太子爺”跑腿的信使；自其身分和談吐判斷，則李绶武之所以刻意暗示他追查富田利明的過節，不外是在提醒他：富田利明的确握有某些事實，祇緣乎不可輕易示人，才斷了線。
然而這李绶武的名片為什麼就派得上用場呢？駒正春略事思索，小心地反問道：“倘若李先生能為我解惑，我何必再跑一趟如今已易幟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呢？” “我如果能為駒先生解惑，便不勞你“再跑一趟”了。
”李绶武此言用意至顯：答案在日本而不在台灣，且非從那富田利明身上問訊不可。
可是緊接着他又說了下去：“當年你應該也看見了：那富田先生帶着一身孝；自茲而後，普天之下的庵清光棍皆有如驚弓之鳥，大都斷了問訊。
之後想要再重整旗鼓，甯非難于上青天了。
試問：我若能踏出此島一步、去見那富田的話，又何須輾而轉之、請托于閣下這位伊賀方面的“道友”呢？” 扯出老漕幫這個背景，無疑是李绶武蓄意“放水”的——他似乎是在點撥駒正春：我不怕讓你知道我（甚至富田利明）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你的背景。
純以地下社會分子互不輕揭身分的慣例言之，故意稱呼他一聲“道友”，直等于帶着些挾脅的意思了。
不過李绶武并未得寸進尺，反而深深鞠了一躬，既莊重、又眞摯地說道：“貴我兩國的外交關系或許朝不保夕，倒是咱們“道友”之間的然諾信守要來得長遠多了呢！” 按諸日後發生的事實，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驗無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榮和周恩來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國府亦随即宣布與日斷絕外交關系。
就在台灣各界再度發起抵制日語日商日貨日藥日服……的期間，駒正春已回到東京街頭、再度攔下富田利明的出租車，道：“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
”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張名片。
富田利明顯然會心同意，點了點頭，以中國語說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們“幫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 “不妨。
”駒正春道：“當時我為“周鴻慶”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
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請将當年的情況賜告呢？” 富田利明應聲答道：“事情原本很單純。
八、九月間，祖宗家門有在情治單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爺子密呈了一條機密情報，說是有敵後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島和山東半島兩地匪軍兵力分布圖，于反攻大業極有幫助。
祇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個機械考察團到日本，有關方面會安排他在東京停留期間投奔國府，得到政治庇護；換言之：隻要此人進了大使館，反攻大陸就勝券在握了。
這、自然是樁好事；可祖宗家門卻有不一樣的看法。
到了十月初，“老爺子”居然親自給我打了個電話，把前情說了，還傳下“旨谕”，要我務必阻撓此事，否則國共兩方一旦開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無辜百姓的性命。
我是趕大香堂磕了幾千個頭拜師入門的光棍，不能不遵從“老爺子”的“旨谕”——” “可是我聽那位“周鴻慶”說：他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祇是個聯絡暗号，并不是眞地“投誠”。
” “這就是不單純的方面了。
”富田利明搖搖頭，道：“前一次先生您攔我的車，也許看見我帶着重孝。
” “是的，我記得。
” “那是給祖宗家“老爺子”帶的。
他老人家差我幹下那勾當之後，就教情治單位給盯上了。
人家暗裡收拾羅織，具足一應事證，過了一年十個月，便把“老爺子”當叛黨叛國分子給處置了。
” “從國府方面的立場來看，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嗎？” “不瞞您說：“老爺子”如若不死，我心裡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間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頭想出個蹊跷來。
萬一——萬一這樁勾當從頭到尾就是個計謀呢？” “這又怎麼說？” “回想當時，“周鴻慶”從下榻的旅館出門，我把車迎了上去，一開門他便說了句“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試以常理度之：他若眞要攔車去大使館，豈便一上車就說中文？這是頭一個可疑之處。
其次一點，當時我祇一心完成任務，慌慌張張加油上路，他又連說了幾句：“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又是什麼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說的聯絡暗号麼？”富田利明接着說道：“幫會中人往來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須反複盤查。
你問一句，我答一句；我再問一句，你也答一句。
如此答問，事先必有約定，多可至幾十句，彼此才能放心。
我日後回想起當日情景，越覺内中可疑：“周鴻慶”一再追問“你怎麼說？”分明就是與人事先約定，有那麼一套盤問應答的“講頭”，可我接到的“旨谕”裡沒有這套機關，哪裡應答得出？隻好硬着頭皮把車開入使館區，照“老爺子”盼咐，把他送到蘇聯大使館去。
從頭到尾，我隻在“周鴻慶”下車的時候對他說了兩句話：“有什麼要說的、去同裡頭的人說去。
”這小子當然不死心，進了蘇聯大使館還嚷嚷着“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哪裡還有生路？可是中計的不祇他一個，連我們“老爺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殺人”的劊子手。
” “這又從何說起呢？” “因為根本就沒有那兩份兵力分布圖哇！”富田利明道：“聽說這小子一進去，就給扒光了沖水，連他身上的皴皮都沒放過一塊，赤條條給審了七、八十天，翻來覆去祇說上當，人已經瘋癫了。
” 駒正春聞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種落寞無助之感。
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虛，則的确很可能正是那個暗中出資千萬美元、款通中共當局的人士在幕後操盤，兩面放出消息——一則讓國府最高層相信确有“周鴻慶”其人攜帶軍情、假道日本、前來投靠；另方面則将部分聯絡暗号洩露給“老爺子”，假老漕幫厭兵惡戰之手以除之，最後犧牲掉一個“周鴻慶”，進一步再借“老頭子”的不測之威整肅了“老爺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輩的朋友，我私下勸你一句話：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會送命的。
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鴻慶”被押回大陸之後沒幾個月——“太子爺” 已經派過一個神秘人物來日本調查了一趟。
原本可能祇是想找回那兩份兵力圖，結果卻有了别的發現……” 無論富田利明或者駒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爺”派的這個人就是魏三爺在我臨行之前提到的龍芳。
和幾乎所有早年國府所培植的電影制片人一樣，龍芳也是行伍出身，畢業于中央警官學校，在大陸時代曾經參加過政治大學人事行政班的訓練課程，而後遭逢抗戰，分别在南京和重慶的“力行社”外圍組織幹過特務工作。
抗戰末期聯勤總部設有特勤署，龍芳身兼總務、人事兩科科長——一手抓錢、一手抓人，這是特務組織中常見的情況，主要還是保密所需，能将權責集于最少數的自己人最好。
民國三十六年，龍芳率領聯勤康樂隊到台灣。
未幾，該隊便改隸國防部總政治部，成立康樂總隊，龍芳是為總隊長。
從改隸、擴編到任官，可以說全是“太子爺”身居幕後、一手促成，隊中上上下下——包括廚丁車夫在内——通通都是情報人員；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娛娛人的歌舞演員所事者充其量可稱之為“文宣工作”，實則他們正是“太子爺”效法戴笠所栽培出來的耳目。
龍芳之所以會投身電影界，有兩個背景。
其一，早年國府旗下最重要的電影機構——中央電影制片廠（後改為公司）——的董事長、常董，皆與“太子爺”所親近的領導人物有關，如王新公（衡）、馬星野、戴安國、俞國華等。
此外康樂總隊本身也拍過些載歌載舞的所謂“康樂片”，頗受苦無視聽之娛的軍士們喜愛。
龍芳遂知此中學問大矣，乃向“太子爺”自薦，願“常在電影界効力”。
他的确不是因為看上了銀幕所敷衍的浮華聲色而自甘絕意仕途、成為影人的。
務實其說，龍芳自民國四十四年出為台灣省新聞處電影制片廠廠長伊始，就肩負起“吸引華僑投資、促成國際合作、拉攏海外人才”的任務，也看準了電影之為一種潛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響力。
民國四十五年拍國、台語雙聲帶的《炎黃子孫》，請平劇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學生之間省籍争執的女教師、最後下嫁草地郎。
雖然是個說教故事；在當時，還的确以簡化的方式纡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間的緊張沖突。
民國五十～年，龍芳更籌拍第一部彩色劇情長片《吳鳳》，目的自然還是宣揚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龍芳特别從香港請來了大導演蔔萬蒼，起用在地新人張美瑤，攝影師山中晉、燈光師關川次郎皆自日本禮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沖印，可見其大手筆。
連香港電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說：“龍芳我佩服，他比電影人更像電影人。
”這句贊，語帶玄機。
其實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龍芳“一日特務/終身特務”的根骨，拍電影、幹制片，都是為了情報工作。
如果把駒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龍芳的背景上一核對，自不難勾勒出來一些隐情。
民國五十三年三、四月之間，龍芳在沒有知會任何媒體的情況下隻身赴日近月，返國後則對外說明：是為了和日本東寶電影公司談合作，出借張美瑤拍一部叫《東京紅杏》的諜報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終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過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薔薇》。
雖隻易“東京”為“香港”、改“紅杏”為“白薔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裡；故事卻完全不同了。
當年龍芳受香港電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編郭嗣汾《紅葉》。
龍芳當時正忙着整治行囊，電話裡匆匆交代兩句，并囑：“未必要忠于原著。
”人便去了日本。
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諾，一言既出，便不會“片兒湯”。
遂于匝月間把《紅葉》劇本大綱趕出，算好日子，俟龍芳一回國，大綱便寄到台制他的辦公室去。
不出兩日，他翩然而至，出現在中華日報樓下的會客室裡，要言不煩地說：“《紅葉》沒問題了，秦羽他們搞了個審查小組，人人都說精簡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
”說着，從上衣内袋裡掏出幾張手寫字紙來，上書“東京紅杏故事大綱”八字；接着道：“你給看一看，這，成不成？” 坦白說：故事細節如何，我連一個字都不記得了。
祇依稀知道是個女間諜誤陷共匪網羅的故事。
我一覽之下，祇給了個一答一問：“糟透廣。
你寫的？” 對于我的問題，龍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卻十分凝重地說：“再糟也得拍，祇有拍出來，衆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論。
”說完這話，龍芳便起身告辭——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過了一個多月，他和電懋老闆陸運濤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機空中爆炸，屍骨無存。
可是這位在東京待了将近一個月的“神秘人物”畢竟非等閑特務。
一抵埠，他便透過東寶公司劇務系統的關系，找上了出租汽車工會，再循線尋着富田利明，遞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車，作了為期十天的明查暗訪。
據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這位始終未曾自報姓名的“神秘人物”在東寶公司要員的陪同下，幾乎是一步一腳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數月前中共“油壓機械友好訪問考察團”的行腳所過之處，每有人問其所事，便以“拍攝映畫”、“勘察實景”為辭，連東寶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龍芳到底查到了什麼？連日日充任司機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
直到飛機爆炸消息傳出，台灣方面——應該就是老漕幫一系人馬——給他寄了一份剪報，上頭赫然刊登了龍芳的照片。
富田利明也才據之對駒正春提出了警告。
此後一切歸于沉寂，此前所拼湊成形的一些梗概輪廓也随時間抓之消逝而黯淡下來。
國府與日本中止外交關系之後的一年又七個月——民國六十三年四月，連日航和華航的班機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飛機和航空器均嚴禁飛越中華民國飛航情報區，否則視同不明飛行體處理”——直到“老頭子”去世，方始恢複。
“然則這些同那《肉筆浮世繪》又有什麼關系？”我忍不住問道。
“這就得從另一頭說起了。
”駒正春氣定神閑地啜飮了第三杯，道：“幾年前東寶電影公司清倉，準備實施物流作業理計算機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為不知如何分類而閑置的書本、圖籍等文獻資料。
之所以不知如何分類，乃是因為有些數據純供道具使用，作假亂眞；有些非但是眞品，還具有骨董價値；有些在兩可之間，卻是某導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來；不論怎麼說，都是文化财。
其中就跑出來這麼一本《肉筆浮世繪》，是明治年間刊行的一部集畫畫冊。
倒不是什麼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電影的人持之必有用處；因為畫冊中的許多幅縛雖然可說是“春宮”，然而畫工們工筆精繪，十分講究背景細節。
倘若要拍時代劇，大可以參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過，此書扉頁上随筆寫了我的名字、電話号碼和辦公地址，這就讓東寶的人不得不審愼從事了——萬一書的所有人是“駒正春”，如果擅行處置，則有竊占他人财物之嫌。
于是他們派專人據址查察，發現我已經調了差，人在台灣高雄，隻好暫且擱置。
直到我重回外務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書。
這是前年的事了。
書，當然不是我的，可是書中玄機卻喚起了我的記憶——我相信高陽兄也一定會有興趣的。
” 此後，駒正春再也沒往深處說什麼了。
我微覺其意：該知道的，都在《肉筆浮世繪》書中。
當下不必細表，閑說了些清酒溫飮的好處、以及釀制的講究，又相約次日共赴東京時得同去一部東寶出品的名片《魚河岸的石松》背景實地吃魚喝酒。
不知是否我不勝酒力之故，接下來祇記得一個話題，便是那富田利明與駒正春告别之際，駒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帶行醫，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國人奶水長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國姓名賜告呢？”殊不料對方聞言而凝咽良久，最後竟以日語答道：“既是個逃家去國之人，哪裡還能稱名道姓？多少年來、多少年後，我便祇是富田利明了罷！” 走筆至此，本該直說那《肉筆浮世繪》機關；然而是夜與駒正春臨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記。
不過彼時應已爛醉如泥，所聞所見都如一夢，竟是寫到當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眞幻難辨之感。
駒正春會過鈔，同那着和服的美婦又行了個近九十度鞠躬禮，踅回小室來，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幹線去東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陽兄也不必特意尋我；總之在東京車站自有人替你打點囊箧，高陽兄祇須看顧“它”便是了。
”所謂它，指的當然是我座下那本書了。
我諾諾應之，掀開蒲墊和榻榻米，果見下藏一屜，屜中是一冊一尺二寸長、一尺八寸寬、厚達兩寸有餘的硬紙裹布燙金題簽的《肉筆浮世繪》和一古紙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車票。
好容易自緊仄的暗屜裡樞起書角、捧入懷中，隻見駒正春袂影翩然，已經在店門口的染布酒簾兒之外，我踉跄趔趄，疾步趨出，祇見屋外長巷迤逦、明燈熠耀，卻無半抹鬼影；霎時間頗有《禮記》〈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的蒼茫踟蹰之感。
再回店中，那美婦一仍笑靥相迎，可是怪狀又浮現了：先前那間“審容膝之易安”的閣中之閣居然倏忽不見了；祇原先在我身後的闌幹還在、梯間亦無異狀——唯闌幹上所貼的一張想來具有“雀舌”作用的紙條則已被人撕去。
小室所在之處竟成了一片平曠的地闆；環顧店中景況，似乎又與前夜和大春同來時所見者并無二緻了。
如這個小小的插曲應該不隻是身為伊賀忍者的駒正春特賣弄其“崩樓技”的身手而已罷？我信步踱出，在寒風裡踽踽而行，越苦思窮究個中奧旨、越覺得此行随緣而遇、随遇即滅的遭際一如《舊庵筆記》所謂“崩即崩耳”的境界。
或許伊賀忍術之特别注重“滅迹”手段自有其務實目的——比方說：今夜如果有人蹑循而至、拍下了駒正春與我談的照片，如此一“崩”則顯象皆幻，又有什麼證據能指稱這密談曾經眞地發生過呢？——不過，對我而言，即使作這樣的推測亦屬妄想。
在漫步回旅館的途中，我幾度回頭，欲尋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确認那閣中之閣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啞然失笑；說起來，正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想，亦不息滅。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辨眞實”。
回頭再說《肉筆浮世繪》。
我首先注意到：在它的蝴蝶頁上，果然信手寫着駒正春的住址和兩個電話号碼，一望而知：确是出自龍芳那筆剛勁而瘦硬的黃體字——這一點無足怪哉；近四十年來特務系統中人學“老頭子”書勢，中鋒側用，方角銳折，常暴露出一種險峻孤拔的情态，反倒與人格上的“刻急”相映成趣了。
這是贅語，且罷。
至于書的内容，則合兩頁成一折，一共是兩百九十六幅男女交歡的圖畫；男子大多膘肥肉厚，女子也油胖白皙，或俯仰糾纏、或起落合吻，絞臂蹶足、聳臀袒胸，雖各盡姿趣，恐亦非常人所能仿之效之者。
最可憾的是東洋人自有一套東洋人的拘牽泥窒；每于圖中男女私處噴以銀粉，敗興甚矣！ 我從頭到尾翻看了兩遍，佐以旅館所奉贈的煎茶，不覺已過三更；酒意漸退，非徒沒有看出這部《肉筆浮世繪》有何蹊跷，人卻在沙發椅上困着了。
直至天光漸明，透窗刺眼，我才發現自己以書為衾，睡了一、兩個鐘頭。
遂待移書起身，覓床複卧，不意由散開的書的頂側看去，卻見有一折兩頁之間竟密密麻麻寫了幾行字。
可稱之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時清醒過來，仔細察看這書的裝幀。
片刻之後，終至恍然——原來明治年間印行此書時，可能因為印工設施未如後世（起碼在紙張着色後立即烘幹這方面的技術還不夠精良），為免兩圖相互沾染，每紙祇印單面、中央直貫一折，使成兩頁。
如此一來，每兩幅圖的背頁便折入不見，所以兩百九十六幅圖事實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頁的篇幅，書焉得不厚？然而這裡頭也有十分細緻的技巧——偶或中折線沒有對齊、或乃原紙尺寸有出入，常會出現脫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腳粗魯的讀者，指掌間祇消用力稍重，便易将入釘稍淺的一頁抹開，那麼就很難複京了。
也許是坐睡不惬，我或則身軀蠕動、或則肘臂揉搓，總之是使《肉筆浮世繪》中原先已經被抹開的一頁兩折益加松脫，裡頭（也就是反折在内的空白頁）居然仍是龍芳的筆迹，寫着：日駐我使館警衛羅德強實為周鴻慶之聯絡人。
依總部〈高陽按：指警備總部）入出境管理處記錄，羅某曾多次往返香港、東京，時間皆在周氏異動前數日。
畲疑周氏自港潛赴匪區、複自匪區來日，皆羅氏所煽惑也。
這幾行字的旁邊是一個相當大的箭頭符号，指向筆迹完全不同的幾行小字：我要去中華—— 羅先生怎麼？ 說浮世繪養眼 羅先生說得好 那麼東西可帶來了 過了這五行，左邊——也就是對折的另一空白頁上——又是龍芳的筆迹：此為周氏親筆注記之應答暗語，應系周氏抵柬京後轉赴東寶攝影棚參觀該廠自行研發之油壓攝影機組當日〈九月廿八），曽與羅某一晤，志之備忘也。
畲訪此書于東——寶道具部圖籍組，登錄者告餘：此書曽于是日出借外賓傅閱賞目。
應似周氏偷晤羅某時随手匆記，文中刻意抹去“民國大使館”字樣，應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團員之監控告發也。
至若“東西可帶來了”之語，既可作暗語看，亦可側證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動似非“投誠”而實另有所圖。
以餘所見：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窺求羅某背後複有主使者，則非僅周氏之明暗可白，羅某墜樓之謎亦解矣。
然而，除了這本《肉筆浮世繪》上潦草的幾行可能出自“周鴻慶”之手的備忘之外，龍芳似乎并沒有其它的收獲，是以才會在最後以寥寥數語作結，感歎道：如無進一步證據，祇能将本事徒托空言，攝制成一部電影；使十目所視，各自會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後黑手猙獰出面欤？ 從龍芳所記者分析：無論他是從“太子爺”或李绶武方面得知駒正春曾與“周鴻慶”接過頭，而嘗試與駒正春聯絡，才寫下了他的住址和電話号碼。
然而他們緣悭一面——即使見了面，較之從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麼斬獲；是以龍芳才會想要藉一個看似虛構的《東京紅杏》故事、将《肉筆浮世繪》折頁中“周鴻慶”親筆留下的備忘細節，攝制成電影情節的一部分，以迫使那“背後的主使者”“猙獰出面”。
可是在另一方面，龍芳于不得已中斷調查之後、并未将《肉筆浮世繪》攜回，反而還藏于東寶公司的圖籍倉庫之中，極可能是他已經警覺到：把書帶回台灣，非但是個無力的孤證，反而有懷璧其罪之虞。
祇可憾他如此謹愼将事，仍不免粉身碎骨于萬丈晴空了。
我掩卷長思，竟然想不起龍芳的面容，倒是《東京紅杏》的梗概卻逐漸清晰起來—— 高陽的殘稿寫到這裡，正好是那張紙的最後一行。
我應該有塔然若失之感才對——彷佛追逐着某一标的、那标的卻始終在數步開外，若即若離，及至最終撲身攫榄，懷中卻空無一物了。
不過，我并沒有一丁點兒惆怅，因為我自己才會須是完成這份殘稿的人。
殊不知抵台次日便有了意外的收獲：“太子爺”派人緻贈了一份禮物，另附一封短箋。
禮物是仿故宮唐三彩陶塑駿馬一尊，高可二尺，稱得上氣派珍貴；信上則感謝八、九年前初次晤談時所提供的“寶貴建言”，辭意懇切，頗能動人。
然而謂之“收獲”，則是在奉令前來的人物。
此人年約六旬，戴一副極厚的深度近視眼鏡，生了滿臉坑坑洞洞的麻子，穿一身幾乎可稱過時的中山裝，漿挺潔淨，十分嚴整。
這老者應對唯唯，看來雖平易可親，卻有着沉靜寡言的個性。
駒正春是個拘禮的人，固然看來者是行走人等，仍雙手捧上了名片，未料對方也掏出一張來回奉。
駒正春一睹之下，不覺駭然，但見那名片上端端正正印着三個宋體大字：“李绶武”。
以駒正春對國府背景之娴熟，自然聽過此人名諱：他原是“老頭子”身邊十分親近的人士，早在民國四十二年，即位居資政之要。
是時國府編制尙無此職此銜，據傳是“老頭子”特别遴選的一批有如清客般的人物，由政訓首領賀衷寒統禦，可以算是權力核心最為倚重的幕僚。
然而這個班子卻在幾年前無疾而終，外界既不知其首尾，便無從明了因由。
如今駒正春一眼看出端倪，豈有放過之理？遂驚聲問道：“李先生不會是那位資政罷？您怎麼、怎麼——”接下來的措辭該如何才不緻失禮？駒正春無暇揣摩，一時竟至語塞。
李绶武卻溫和地笑了，接答道：““散館”是常規定例，沒有什麼羞人的，駒先生怎麼也拘泥起俗套了？” “散館”是明清官常用語。
當時翰林院設庶常館，新科進士朝考得庶吉士資格者得入館修習，三年期滿再考——成績優異的，授以編修、檢讨，“次者出為各部給事中、禦史，或出為州縣官”。
駒正春曾追随我姑丈讀書，一聽便知道這“散館”二字用得不卑不亢、還帶着幾分自嘲自谑的诙諧，登時寬了心，連聲稱是。
那李绶武卻說了兩句讓他既愕然、又恍然的言語：“下一次駒先生要是再想叫車去“中華民國大使館”，還是持此刺一示為妥。
” 駒正春直覺以為：對方絕對不祇是個替“太子爺”跑腿的信使；自其身分和談吐判斷，則李绶武之所以刻意暗示他追查富田利明的過節，不外是在提醒他：富田利明的确握有某些事實，祇緣乎不可輕易示人，才斷了線。
然而這李绶武的名片為什麼就派得上用場呢？駒正春略事思索，小心地反問道：“倘若李先生能為我解惑，我何必再跑一趟如今已易幟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呢？” “我如果能為駒先生解惑，便不勞你“再跑一趟”了。
”李绶武此言用意至顯：答案在日本而不在台灣，且非從那富田利明身上問訊不可。
可是緊接着他又說了下去：“當年你應該也看見了：那富田先生帶着一身孝；自茲而後，普天之下的庵清光棍皆有如驚弓之鳥，大都斷了問訊。
之後想要再重整旗鼓，甯非難于上青天了。
試問：我若能踏出此島一步、去見那富田的話，又何須輾而轉之、請托于閣下這位伊賀方面的“道友”呢？” 扯出老漕幫這個背景，無疑是李绶武蓄意“放水”的——他似乎是在點撥駒正春：我不怕讓你知道我（甚至富田利明）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你的背景。
純以地下社會分子互不輕揭身分的慣例言之，故意稱呼他一聲“道友”，直等于帶着些挾脅的意思了。
不過李绶武并未得寸進尺，反而深深鞠了一躬，既莊重、又眞摯地說道：“貴我兩國的外交關系或許朝不保夕，倒是咱們“道友”之間的然諾信守要來得長遠多了呢！” 按諸日後發生的事實，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驗無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榮和周恩來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國府亦随即宣布與日斷絕外交關系。
就在台灣各界再度發起抵制日語日商日貨日藥日服……的期間，駒正春已回到東京街頭、再度攔下富田利明的出租車，道：“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
”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張名片。
富田利明顯然會心同意，點了點頭，以中國語說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們“幫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 “不妨。
”駒正春道：“當時我為“周鴻慶”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
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請将當年的情況賜告呢？” 富田利明應聲答道：“事情原本很單純。
八、九月間，祖宗家門有在情治單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爺子密呈了一條機密情報，說是有敵後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島和山東半島兩地匪軍兵力分布圖，于反攻大業極有幫助。
祇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個機械考察團到日本，有關方面會安排他在東京停留期間投奔國府，得到政治庇護；換言之：隻要此人進了大使館，反攻大陸就勝券在握了。
這、自然是樁好事；可祖宗家門卻有不一樣的看法。
到了十月初，“老爺子”居然親自給我打了個電話，把前情說了，還傳下“旨谕”，要我務必阻撓此事，否則國共兩方一旦開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無辜百姓的性命。
我是趕大香堂磕了幾千個頭拜師入門的光棍，不能不遵從“老爺子”的“旨谕”——” “可是我聽那位“周鴻慶”說：他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祇是個聯絡暗号，并不是眞地“投誠”。
” “這就是不單純的方面了。
”富田利明搖搖頭，道：“前一次先生您攔我的車，也許看見我帶着重孝。
” “是的，我記得。
” “那是給祖宗家“老爺子”帶的。
他老人家差我幹下那勾當之後，就教情治單位給盯上了。
人家暗裡收拾羅織，具足一應事證，過了一年十個月，便把“老爺子”當叛黨叛國分子給處置了。
” “從國府方面的立場來看，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嗎？” “不瞞您說：“老爺子”如若不死，我心裡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間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頭想出個蹊跷來。
萬一——萬一這樁勾當從頭到尾就是個計謀呢？” “這又怎麼說？” “回想當時，“周鴻慶”從下榻的旅館出門，我把車迎了上去，一開門他便說了句“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試以常理度之：他若眞要攔車去大使館，豈便一上車就說中文？這是頭一個可疑之處。
其次一點，當時我祇一心完成任務，慌慌張張加油上路，他又連說了幾句：“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又是什麼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說的聯絡暗号麼？”富田利明接着說道：“幫會中人往來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須反複盤查。
你問一句，我答一句；我再問一句，你也答一句。
如此答問，事先必有約定，多可至幾十句，彼此才能放心。
我日後回想起當日情景，越覺内中可疑：“周鴻慶”一再追問“你怎麼說？”分明就是與人事先約定，有那麼一套盤問應答的“講頭”，可我接到的“旨谕”裡沒有這套機關，哪裡應答得出？隻好硬着頭皮把車開入使館區，照“老爺子”盼咐，把他送到蘇聯大使館去。
從頭到尾，我隻在“周鴻慶”下車的時候對他說了兩句話：“有什麼要說的、去同裡頭的人說去。
”這小子當然不死心，進了蘇聯大使館還嚷嚷着“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哪裡還有生路？可是中計的不祇他一個，連我們“老爺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殺人”的劊子手。
” “這又從何說起呢？” “因為根本就沒有那兩份兵力分布圖哇！”富田利明道：“聽說這小子一進去，就給扒光了沖水，連他身上的皴皮都沒放過一塊，赤條條給審了七、八十天，翻來覆去祇說上當，人已經瘋癫了。
” 駒正春聞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種落寞無助之感。
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虛，則的确很可能正是那個暗中出資千萬美元、款通中共當局的人士在幕後操盤，兩面放出消息——一則讓國府最高層相信确有“周鴻慶”其人攜帶軍情、假道日本、前來投靠；另方面則将部分聯絡暗号洩露給“老爺子”，假老漕幫厭兵惡戰之手以除之，最後犧牲掉一個“周鴻慶”，進一步再借“老頭子”的不測之威整肅了“老爺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輩的朋友，我私下勸你一句話：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會送命的。
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鴻慶”被押回大陸之後沒幾個月——“太子爺” 已經派過一個神秘人物來日本調查了一趟。
原本可能祇是想找回那兩份兵力圖，結果卻有了别的發現……” 無論富田利明或者駒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爺”派的這個人就是魏三爺在我臨行之前提到的龍芳。
和幾乎所有早年國府所培植的電影制片人一樣，龍芳也是行伍出身，畢業于中央警官學校，在大陸時代曾經參加過政治大學人事行政班的訓練課程，而後遭逢抗戰，分别在南京和重慶的“力行社”外圍組織幹過特務工作。
抗戰末期聯勤總部設有特勤署，龍芳身兼總務、人事兩科科長——一手抓錢、一手抓人，這是特務組織中常見的情況，主要還是保密所需，能将權責集于最少數的自己人最好。
民國三十六年，龍芳率領聯勤康樂隊到台灣。
未幾，該隊便改隸國防部總政治部，成立康樂總隊，龍芳是為總隊長。
從改隸、擴編到任官，可以說全是“太子爺”身居幕後、一手促成，隊中上上下下——包括廚丁車夫在内——通通都是情報人員；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娛娛人的歌舞演員所事者充其量可稱之為“文宣工作”，實則他們正是“太子爺”效法戴笠所栽培出來的耳目。
龍芳之所以會投身電影界，有兩個背景。
其一，早年國府旗下最重要的電影機構——中央電影制片廠（後改為公司）——的董事長、常董，皆與“太子爺”所親近的領導人物有關，如王新公（衡）、馬星野、戴安國、俞國華等。
此外康樂總隊本身也拍過些載歌載舞的所謂“康樂片”，頗受苦無視聽之娛的軍士們喜愛。
龍芳遂知此中學問大矣，乃向“太子爺”自薦，願“常在電影界効力”。
他的确不是因為看上了銀幕所敷衍的浮華聲色而自甘絕意仕途、成為影人的。
務實其說，龍芳自民國四十四年出為台灣省新聞處電影制片廠廠長伊始，就肩負起“吸引華僑投資、促成國際合作、拉攏海外人才”的任務，也看準了電影之為一種潛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響力。
民國四十五年拍國、台語雙聲帶的《炎黃子孫》，請平劇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學生之間省籍争執的女教師、最後下嫁草地郎。
雖然是個說教故事；在當時，還的确以簡化的方式纡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間的緊張沖突。
民國五十～年，龍芳更籌拍第一部彩色劇情長片《吳鳳》，目的自然還是宣揚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龍芳特别從香港請來了大導演蔔萬蒼，起用在地新人張美瑤，攝影師山中晉、燈光師關川次郎皆自日本禮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沖印，可見其大手筆。
連香港電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說：“龍芳我佩服，他比電影人更像電影人。
”這句贊，語帶玄機。
其實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龍芳“一日特務/終身特務”的根骨，拍電影、幹制片，都是為了情報工作。
如果把駒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龍芳的背景上一核對，自不難勾勒出來一些隐情。
民國五十三年三、四月之間，龍芳在沒有知會任何媒體的情況下隻身赴日近月，返國後則對外說明：是為了和日本東寶電影公司談合作，出借張美瑤拍一部叫《東京紅杏》的諜報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終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過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薔薇》。
雖隻易“東京”為“香港”、改“紅杏”為“白薔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裡；故事卻完全不同了。
當年龍芳受香港電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編郭嗣汾《紅葉》。
龍芳當時正忙着整治行囊，電話裡匆匆交代兩句，并囑：“未必要忠于原著。
”人便去了日本。
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諾，一言既出，便不會“片兒湯”。
遂于匝月間把《紅葉》劇本大綱趕出，算好日子，俟龍芳一回國，大綱便寄到台制他的辦公室去。
不出兩日，他翩然而至，出現在中華日報樓下的會客室裡，要言不煩地說：“《紅葉》沒問題了，秦羽他們搞了個審查小組，人人都說精簡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
”說着，從上衣内袋裡掏出幾張手寫字紙來，上書“東京紅杏故事大綱”八字；接着道：“你給看一看，這，成不成？” 坦白說：故事細節如何，我連一個字都不記得了。
祇依稀知道是個女間諜誤陷共匪網羅的故事。
我一覽之下，祇給了個一答一問：“糟透廣。
你寫的？” 對于我的問題，龍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卻十分凝重地說：“再糟也得拍，祇有拍出來，衆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論。
”說完這話，龍芳便起身告辭——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過了一個多月，他和電懋老闆陸運濤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機空中爆炸，屍骨無存。
可是這位在東京待了将近一個月的“神秘人物”畢竟非等閑特務。
一抵埠，他便透過東寶公司劇務系統的關系，找上了出租汽車工會，再循線尋着富田利明，遞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車，作了為期十天的明查暗訪。
據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這位始終未曾自報姓名的“神秘人物”在東寶公司要員的陪同下，幾乎是一步一腳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數月前中共“油壓機械友好訪問考察團”的行腳所過之處，每有人問其所事，便以“拍攝映畫”、“勘察實景”為辭，連東寶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龍芳到底查到了什麼？連日日充任司機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
直到飛機爆炸消息傳出，台灣方面——應該就是老漕幫一系人馬——給他寄了一份剪報，上頭赫然刊登了龍芳的照片。
富田利明也才據之對駒正春提出了警告。
此後一切歸于沉寂，此前所拼湊成形的一些梗概輪廓也随時間抓之消逝而黯淡下來。
國府與日本中止外交關系之後的一年又七個月——民國六十三年四月，連日航和華航的班機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飛機和航空器均嚴禁飛越中華民國飛航情報區，否則視同不明飛行體處理”——直到“老頭子”去世，方始恢複。
“然則這些同那《肉筆浮世繪》又有什麼關系？”我忍不住問道。
“這就得從另一頭說起了。
”駒正春氣定神閑地啜飮了第三杯，道：“幾年前東寶電影公司清倉，準備實施物流作業理計算機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為不知如何分類而閑置的書本、圖籍等文獻資料。
之所以不知如何分類，乃是因為有些數據純供道具使用，作假亂眞；有些非但是眞品，還具有骨董價値；有些在兩可之間，卻是某導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來；不論怎麼說，都是文化财。
其中就跑出來這麼一本《肉筆浮世繪》，是明治年間刊行的一部集畫畫冊。
倒不是什麼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電影的人持之必有用處；因為畫冊中的許多幅縛雖然可說是“春宮”，然而畫工們工筆精繪，十分講究背景細節。
倘若要拍時代劇，大可以參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過，此書扉頁上随筆寫了我的名字、電話号碼和辦公地址，這就讓東寶的人不得不審愼從事了——萬一書的所有人是“駒正春”，如果擅行處置，則有竊占他人财物之嫌。
于是他們派專人據址查察，發現我已經調了差，人在台灣高雄，隻好暫且擱置。
直到我重回外務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書。
這是前年的事了。
書，當然不是我的，可是書中玄機卻喚起了我的記憶——我相信高陽兄也一定會有興趣的。
” 此後，駒正春再也沒往深處說什麼了。
我微覺其意：該知道的，都在《肉筆浮世繪》書中。
當下不必細表，閑說了些清酒溫飮的好處、以及釀制的講究，又相約次日共赴東京時得同去一部東寶出品的名片《魚河岸的石松》背景實地吃魚喝酒。
不知是否我不勝酒力之故，接下來祇記得一個話題，便是那富田利明與駒正春告别之際，駒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帶行醫，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國人奶水長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國姓名賜告呢？”殊不料對方聞言而凝咽良久，最後竟以日語答道：“既是個逃家去國之人，哪裡還能稱名道姓？多少年來、多少年後，我便祇是富田利明了罷！” 走筆至此，本該直說那《肉筆浮世繪》機關；然而是夜與駒正春臨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記。
不過彼時應已爛醉如泥，所聞所見都如一夢，竟是寫到當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眞幻難辨之感。
駒正春會過鈔，同那着和服的美婦又行了個近九十度鞠躬禮，踅回小室來，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幹線去東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陽兄也不必特意尋我；總之在東京車站自有人替你打點囊箧，高陽兄祇須看顧“它”便是了。
”所謂它，指的當然是我座下那本書了。
我諾諾應之，掀開蒲墊和榻榻米，果見下藏一屜，屜中是一冊一尺二寸長、一尺八寸寬、厚達兩寸有餘的硬紙裹布燙金題簽的《肉筆浮世繪》和一古紙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車票。
好容易自緊仄的暗屜裡樞起書角、捧入懷中，隻見駒正春袂影翩然，已經在店門口的染布酒簾兒之外，我踉跄趔趄，疾步趨出，祇見屋外長巷迤逦、明燈熠耀，卻無半抹鬼影；霎時間頗有《禮記》〈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的蒼茫踟蹰之感。
再回店中，那美婦一仍笑靥相迎，可是怪狀又浮現了：先前那間“審容膝之易安”的閣中之閣居然倏忽不見了；祇原先在我身後的闌幹還在、梯間亦無異狀——唯闌幹上所貼的一張想來具有“雀舌”作用的紙條則已被人撕去。
小室所在之處竟成了一片平曠的地闆；環顧店中景況，似乎又與前夜和大春同來時所見者并無二緻了。
如這個小小的插曲應該不隻是身為伊賀忍者的駒正春特賣弄其“崩樓技”的身手而已罷？我信步踱出，在寒風裡踽踽而行，越苦思窮究個中奧旨、越覺得此行随緣而遇、随遇即滅的遭際一如《舊庵筆記》所謂“崩即崩耳”的境界。
或許伊賀忍術之特别注重“滅迹”手段自有其務實目的——比方說：今夜如果有人蹑循而至、拍下了駒正春與我談的照片，如此一“崩”則顯象皆幻，又有什麼證據能指稱這密談曾經眞地發生過呢？——不過，對我而言，即使作這樣的推測亦屬妄想。
在漫步回旅館的途中，我幾度回頭，欲尋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确認那閣中之閣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啞然失笑；說起來，正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想，亦不息滅。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辨眞實”。
回頭再說《肉筆浮世繪》。
我首先注意到：在它的蝴蝶頁上，果然信手寫着駒正春的住址和兩個電話号碼，一望而知：确是出自龍芳那筆剛勁而瘦硬的黃體字——這一點無足怪哉；近四十年來特務系統中人學“老頭子”書勢，中鋒側用，方角銳折，常暴露出一種險峻孤拔的情态，反倒與人格上的“刻急”相映成趣了。
這是贅語，且罷。
至于書的内容，則合兩頁成一折，一共是兩百九十六幅男女交歡的圖畫；男子大多膘肥肉厚，女子也油胖白皙，或俯仰糾纏、或起落合吻，絞臂蹶足、聳臀袒胸，雖各盡姿趣，恐亦非常人所能仿之效之者。
最可憾的是東洋人自有一套東洋人的拘牽泥窒；每于圖中男女私處噴以銀粉，敗興甚矣！ 我從頭到尾翻看了兩遍，佐以旅館所奉贈的煎茶，不覺已過三更；酒意漸退，非徒沒有看出這部《肉筆浮世繪》有何蹊跷，人卻在沙發椅上困着了。
直至天光漸明，透窗刺眼，我才發現自己以書為衾，睡了一、兩個鐘頭。
遂待移書起身，覓床複卧，不意由散開的書的頂側看去，卻見有一折兩頁之間竟密密麻麻寫了幾行字。
可稱之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時清醒過來，仔細察看這書的裝幀。
片刻之後，終至恍然——原來明治年間印行此書時，可能因為印工設施未如後世（起碼在紙張着色後立即烘幹這方面的技術還不夠精良），為免兩圖相互沾染，每紙祇印單面、中央直貫一折，使成兩頁。
如此一來，每兩幅圖的背頁便折入不見，所以兩百九十六幅圖事實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頁的篇幅，書焉得不厚？然而這裡頭也有十分細緻的技巧——偶或中折線沒有對齊、或乃原紙尺寸有出入，常會出現脫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腳粗魯的讀者，指掌間祇消用力稍重，便易将入釘稍淺的一頁抹開，那麼就很難複京了。
也許是坐睡不惬，我或則身軀蠕動、或則肘臂揉搓，總之是使《肉筆浮世繪》中原先已經被抹開的一頁兩折益加松脫，裡頭（也就是反折在内的空白頁）居然仍是龍芳的筆迹，寫着：日駐我使館警衛羅德強實為周鴻慶之聯絡人。
依總部〈高陽按：指警備總部）入出境管理處記錄，羅某曾多次往返香港、東京，時間皆在周氏異動前數日。
畲疑周氏自港潛赴匪區、複自匪區來日，皆羅氏所煽惑也。
這幾行字的旁邊是一個相當大的箭頭符号，指向筆迹完全不同的幾行小字：我要去中華—— 羅先生怎麼？ 說浮世繪養眼 羅先生說得好 那麼東西可帶來了 過了這五行，左邊——也就是對折的另一空白頁上——又是龍芳的筆迹：此為周氏親筆注記之應答暗語，應系周氏抵柬京後轉赴東寶攝影棚參觀該廠自行研發之油壓攝影機組當日〈九月廿八），曽與羅某一晤，志之備忘也。
畲訪此書于東——寶道具部圖籍組，登錄者告餘：此書曽于是日出借外賓傅閱賞目。
應似周氏偷晤羅某時随手匆記，文中刻意抹去“民國大使館”字樣，應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團員之監控告發也。
至若“東西可帶來了”之語，既可作暗語看，亦可側證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動似非“投誠”而實另有所圖。
以餘所見：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窺求羅某背後複有主使者，則非僅周氏之明暗可白，羅某墜樓之謎亦解矣。
然而，除了這本《肉筆浮世繪》上潦草的幾行可能出自“周鴻慶”之手的備忘之外，龍芳似乎并沒有其它的收獲，是以才會在最後以寥寥數語作結，感歎道：如無進一步證據，祇能将本事徒托空言，攝制成一部電影；使十目所視，各自會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後黑手猙獰出面欤？ 從龍芳所記者分析：無論他是從“太子爺”或李绶武方面得知駒正春曾與“周鴻慶”接過頭，而嘗試與駒正春聯絡，才寫下了他的住址和電話号碼。
然而他們緣悭一面——即使見了面，較之從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麼斬獲；是以龍芳才會想要藉一個看似虛構的《東京紅杏》故事、将《肉筆浮世繪》折頁中“周鴻慶”親筆留下的備忘細節，攝制成電影情節的一部分，以迫使那“背後的主使者”“猙獰出面”。
可是在另一方面，龍芳于不得已中斷調查之後、并未将《肉筆浮世繪》攜回，反而還藏于東寶公司的圖籍倉庫之中，極可能是他已經警覺到：把書帶回台灣，非但是個無力的孤證，反而有懷璧其罪之虞。
祇可憾他如此謹愼将事，仍不免粉身碎骨于萬丈晴空了。
我掩卷長思，竟然想不起龍芳的面容，倒是《東京紅杏》的梗概卻逐漸清晰起來—— 高陽的殘稿寫到這裡，正好是那張紙的最後一行。
我應該有塔然若失之感才對——彷佛追逐着某一标的、那标的卻始終在數步開外，若即若離，及至最終撲身攫榄，懷中卻空無一物了。
不過，我并沒有一丁點兒惆怅，因為我自己才會須是完成這份殘稿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