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将軍挂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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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暫時不要給我分配什麼具體工作了？”
楊同理書記說：“在工作中熟悉情況嘛。
” 大家議論結果，讓張敬懷分管“文教”這一攤。
張敬懷隻好接受了。
經過一個短時間的體驗，他發現同志們對他還是很親切的，并沒有誰“歧視”他。
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傾”鬥争中，也曾經定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人還從側面對他表示同情，這使他得到許多安慰。
會後，省委辦公廳單主任找他請示：他作為一位省委書記，沒有從部隊帶來秘書，單主任提出，由辦公廳物色幾個秘書人選，由張書記決定。
對配秘書的事，從張敬懷和畢秘書的關系，他越來越感到選擇一個秘書，需要十分慎重。
他說：“不忙，不忙。
我剛剛來，工作也不會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選再說吧。
” 張敬懷現在的首要任務，是調查研究，了解情況，開任何會議他幾乎都是一言不發。
他每次下基層，辦公廳都是從政策研究室臨時給他抽調一個秘書。
又是每一次換一個人，他觀察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可以做他的秘書的。
張敬懷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風、氣質，是他們這一代人在當時的特殊曆史、生活經曆鑄造成的：就是他對政治、對社會問題的特别敏感。
随着時間的推移，“反右傾”的後遺症，很快便暴露出來了。
從“大内參”不斷透露的情況看，那套極左路線在實踐中所造成的危害，越來越清楚了。
餓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來越多的報道。
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書記集體組織出外讨飯，全國的浮腫病患者，據不完全統計，以億人的數目計算。
這時，他想起了他換便衣那天，畢秘書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語言：“當真理被權力愚弄了的時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在“大躍進”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農村兩千萬人，被“敢想敢幹”破壞了的各項制度，逐漸恢複。
那種“革命浪漫主義”所宣傳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呔，我來了！”為求實作風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和各條戰線紛紛制定“小憲法”式的工作條例：“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手工業三十條”，“文藝八條”等等，陸續出台。
張敬懷理所當然地想：是因為極左路線那一套在實際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頭，“物極必反”的規律起作用了，雖然誰也不那麼說，實質上是糾正極左的錯誤。
在各種會議上都提倡調查研究，政治空氣開始松動。
在“反右傾”運動中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陸續“平反”，摘“帽子”。
人們開始敢于講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了。
這時，張敬懷不斷深入到各市、地、縣、公社，了解情況。
原來他覺得自己對地方情況不熟、不懂，不敢具體抓工作，現在開始進入他的副書記角色了。
可是，為他配秘書的事，一直沒有找到合适的人選。
雖然單主任為他找了好幾個，沒有一個是他中意的。
他選擇秘書的條件主要有兩條：一是品質好，一是文筆有才氣。
品質好的标志是敢于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文筆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達能力強，根據他的意圖起草各種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辦公廳秘書處送來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報剛剛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實》，實際上是一份供省委領導看的“内參簡報”，他先浏覽了目錄，有一篇标題《最常說的，最難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饒有興趣的讀着。
那文章一開頭的幾句，就頗具理論色彩。
文章說： “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工作作風，實事求是，是我們制訂一切政策、方針的基礎，實事求是，也是馬列主義的靈魂。
……” 接着論述道： “我相信，沒有一個群衆沒有聽說過‘實事求是’的，沒有一個幹部沒有講過工作中要”實事求是“的。
我們說得最多的是”實事求是“，做起來最難的也是”實事求是“。
接着作者舉出了許多實際工作中的事例，來證明自己“最常說的，最難做的”的觀點： “在大煉鋼鐵的時候，我們沒有調查研究，也沒有論證，最起碼的要問一問，我們有沒有原料？有沒有技術力量？在當時，一個縣，一個公社都比着‘放衛星’，日産千噸鐵，萬噸鋼的”衛星“滿天飛。
”放衛星“就是一切。
于是，一窩風式的搞了許多‘一腳踢’式小高爐，連好好的鐵鍋，犁铧，甚至門了吊，都煉了鐵。
有的地方盲目追求‘大’，越‘大’越革命。
某公社動員兩千農民中的強勞力，要建‘世界第一高爐’。
幹了兩個月，爐基竣工時。
兩千人開慶祝大會，連爐底都沒有坐滿。
當時，為什麼不想一想，問一問：這樣大的高爐，煉一爐鐵需要多少礦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麼大功率的鼓風機？在一片荒郊中，沒有鐵路，怎麼運輸？……可是當時沒有人去問，也許是不敢問……” 作者又舉出了前年秋冬之間的“深翻土地”運動。
文中說： “當時領導号召說，‘深翻’能增産，土地翻得越深越好。
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
實際情況是：任何一個地方的農民都知道：各個地方土質不同，有的土質隻有淺淺的一層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
這是一個連最普通農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當時誰翻得深，誰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右傾’，就要被拔‘白旗’…… “再就是‘密植’，說是密植能增産，不管什麼土壤情況，越密越好。
有的地方一畝地播三鬥種子，出來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夠增産？可是當時誰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還舉出了其他各條戰線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一些例子。
接着作者論述了我們實際工作中違反實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談到刮浮誇風、共産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等“五風”的問題。
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創見性的說是“四不正之風”：一是，搞什麼工作，不區分具體情況搞“一刀切”；二是，隻能聽一種意見，聽不得不同意見造成的“一邊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窩風”式的“一陣風”；四是領導幹部中的“一言堂”。
這是“實事求是”說得最多，做起來最難的根本原因…… 文章結構嚴密，層次分明，邏輯性強，觀點犀利，沒有“黨八股”氣，特别是在“反右派”後，敢于講真話，這使張敬懷甚為贊賞，佩服。
他很久沒有看到這樣的既聯系實際，又上升為理論的并且敢講真話的好文章了。
文章署名為“蔔奎”，這個蔔奎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張敬懷放下“内參簡報”，馬上給辦公廳打了電話，要他們派個人來見他。
十多分鐘後，一個臨時為他服務的名叫劉吉有的秘書就來了。
這個辦公廳的秘書，才三十多歲，頭頂已經半秃了。
好像是過分發達的腦細胞給頂掉的。
張敬懷讓劉秘書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開了的“内參簡報”問：“這篇文章你看了沒有？” 劉秘書看了張敬懷指着的标題回答：“還沒有。
” “這篇文章寫得相當不錯……” 張敬懷好像是下意識地說了一句，說後他立即感到有些後悔：對這麼一篇尖銳的文章，作為省委領導面對下級，先表态是很不适當的。
“是，是！”劉秘書回答。
張敬懷覺得不高興：你沒有看，怎麼我說好，你馬上就說“是是是”呢？ 原來辦公廳想讓劉秘書當他的專職秘書，他一直覺得這樣的人，可能很聽話，但決沒有一個好秘書的品格，他不喜歡這種性格的人。
張敬懷說：“這個叫蔔奎的作者，在哪裡？做什麼工作？” 劉秘書說：“我馬上
” 大家議論結果，讓張敬懷分管“文教”這一攤。
張敬懷隻好接受了。
經過一個短時間的體驗，他發現同志們對他還是很親切的，并沒有誰“歧視”他。
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傾”鬥争中，也曾經定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人還從側面對他表示同情，這使他得到許多安慰。
會後，省委辦公廳單主任找他請示：他作為一位省委書記，沒有從部隊帶來秘書，單主任提出，由辦公廳物色幾個秘書人選，由張書記決定。
對配秘書的事，從張敬懷和畢秘書的關系，他越來越感到選擇一個秘書，需要十分慎重。
他說：“不忙，不忙。
我剛剛來，工作也不會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選再說吧。
” 張敬懷現在的首要任務，是調查研究，了解情況，開任何會議他幾乎都是一言不發。
他每次下基層，辦公廳都是從政策研究室臨時給他抽調一個秘書。
又是每一次換一個人，他觀察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可以做他的秘書的。
張敬懷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風、氣質，是他們這一代人在當時的特殊曆史、生活經曆鑄造成的：就是他對政治、對社會問題的特别敏感。
随着時間的推移，“反右傾”的後遺症，很快便暴露出來了。
從“大内參”不斷透露的情況看，那套極左路線在實踐中所造成的危害，越來越清楚了。
餓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來越多的報道。
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書記集體組織出外讨飯，全國的浮腫病患者，據不完全統計，以億人的數目計算。
這時，他想起了他換便衣那天，畢秘書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語言：“當真理被權力愚弄了的時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在“大躍進”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農村兩千萬人，被“敢想敢幹”破壞了的各項制度，逐漸恢複。
那種“革命浪漫主義”所宣傳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呔，我來了！”為求實作風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和各條戰線紛紛制定“小憲法”式的工作條例：“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手工業三十條”，“文藝八條”等等，陸續出台。
張敬懷理所當然地想：是因為極左路線那一套在實際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頭，“物極必反”的規律起作用了，雖然誰也不那麼說，實質上是糾正極左的錯誤。
在各種會議上都提倡調查研究，政治空氣開始松動。
在“反右傾”運動中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陸續“平反”，摘“帽子”。
人們開始敢于講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了。
這時，張敬懷不斷深入到各市、地、縣、公社，了解情況。
原來他覺得自己對地方情況不熟、不懂，不敢具體抓工作，現在開始進入他的副書記角色了。
可是，為他配秘書的事，一直沒有找到合适的人選。
雖然單主任為他找了好幾個，沒有一個是他中意的。
他選擇秘書的條件主要有兩條：一是品質好，一是文筆有才氣。
品質好的标志是敢于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文筆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達能力強，根據他的意圖起草各種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辦公廳秘書處送來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報剛剛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實》，實際上是一份供省委領導看的“内參簡報”，他先浏覽了目錄，有一篇标題《最常說的，最難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饒有興趣的讀着。
那文章一開頭的幾句，就頗具理論色彩。
文章說： “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工作作風，實事求是，是我們制訂一切政策、方針的基礎，實事求是，也是馬列主義的靈魂。
……” 接着論述道： “我相信，沒有一個群衆沒有聽說過‘實事求是’的，沒有一個幹部沒有講過工作中要”實事求是“的。
我們說得最多的是”實事求是“，做起來最難的也是”實事求是“。
接着作者舉出了許多實際工作中的事例，來證明自己“最常說的，最難做的”的觀點： “在大煉鋼鐵的時候，我們沒有調查研究，也沒有論證，最起碼的要問一問，我們有沒有原料？有沒有技術力量？在當時，一個縣，一個公社都比着‘放衛星’，日産千噸鐵，萬噸鋼的”衛星“滿天飛。
”放衛星“就是一切。
于是，一窩風式的搞了許多‘一腳踢’式小高爐，連好好的鐵鍋，犁铧，甚至門了吊，都煉了鐵。
有的地方盲目追求‘大’，越‘大’越革命。
某公社動員兩千農民中的強勞力，要建‘世界第一高爐’。
幹了兩個月，爐基竣工時。
兩千人開慶祝大會，連爐底都沒有坐滿。
當時，為什麼不想一想，問一問：這樣大的高爐，煉一爐鐵需要多少礦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麼大功率的鼓風機？在一片荒郊中，沒有鐵路，怎麼運輸？……可是當時沒有人去問，也許是不敢問……” 作者又舉出了前年秋冬之間的“深翻土地”運動。
文中說： “當時領導号召說，‘深翻’能增産，土地翻得越深越好。
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
實際情況是：任何一個地方的農民都知道：各個地方土質不同，有的土質隻有淺淺的一層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
這是一個連最普通農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當時誰翻得深，誰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右傾’，就要被拔‘白旗’…… “再就是‘密植’，說是密植能增産，不管什麼土壤情況，越密越好。
有的地方一畝地播三鬥種子，出來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夠增産？可是當時誰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還舉出了其他各條戰線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一些例子。
接着作者論述了我們實際工作中違反實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談到刮浮誇風、共産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等“五風”的問題。
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創見性的說是“四不正之風”：一是，搞什麼工作，不區分具體情況搞“一刀切”；二是，隻能聽一種意見，聽不得不同意見造成的“一邊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窩風”式的“一陣風”；四是領導幹部中的“一言堂”。
這是“實事求是”說得最多，做起來最難的根本原因…… 文章結構嚴密，層次分明，邏輯性強，觀點犀利，沒有“黨八股”氣，特别是在“反右派”後，敢于講真話，這使張敬懷甚為贊賞，佩服。
他很久沒有看到這樣的既聯系實際，又上升為理論的并且敢講真話的好文章了。
文章署名為“蔔奎”，這個蔔奎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張敬懷放下“内參簡報”，馬上給辦公廳打了電話，要他們派個人來見他。
十多分鐘後，一個臨時為他服務的名叫劉吉有的秘書就來了。
這個辦公廳的秘書，才三十多歲，頭頂已經半秃了。
好像是過分發達的腦細胞給頂掉的。
張敬懷讓劉秘書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開了的“内參簡報”問：“這篇文章你看了沒有？” 劉秘書看了張敬懷指着的标題回答：“還沒有。
” “這篇文章寫得相當不錯……” 張敬懷好像是下意識地說了一句，說後他立即感到有些後悔：對這麼一篇尖銳的文章，作為省委領導面對下級，先表态是很不适當的。
“是，是！”劉秘書回答。
張敬懷覺得不高興：你沒有看，怎麼我說好，你馬上就說“是是是”呢？ 原來辦公廳想讓劉秘書當他的專職秘書，他一直覺得這樣的人，可能很聽話，但決沒有一個好秘書的品格，他不喜歡這種性格的人。
張敬懷說：“這個叫蔔奎的作者，在哪裡？做什麼工作？” 劉秘書說：“我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