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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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預期的那樣，會講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
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
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一個徽州婺源人，一個四川綿竹人，卻都已跻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讨着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
他們在會講中有時連續論争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緻意見。
兩種濃重的方言，一種是夾雜着福建口音的徽州話，一種是四川話，三天三夜唇槍舌劍，又高深玄妙，但聽講的湖南士子都毫無倦意。
除了當衆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
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
《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複開益為多”。
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裡， 尋盟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 妙語夜連床。
别去多遺恨， 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這種由激烈的學術争論所引發的深厚情誼，實在令人神往。
可惜，這種事情到了近代和現代的中國，幾乎看不到了。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
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
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衆，飲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隻得經常橫渡湘江。
張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着他來來去去。
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
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
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隻活了四十七歲。
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于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
要麼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
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經整整隔了二十七年。
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隻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
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
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并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制定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
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
朱熹白天忙于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讨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
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
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
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面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面。
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
隻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毀，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朝廷對于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着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
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
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一個徽州婺源人，一個四川綿竹人，卻都已跻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讨着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
他們在會講中有時連續論争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緻意見。
兩種濃重的方言，一種是夾雜着福建口音的徽州話，一種是四川話，三天三夜唇槍舌劍，又高深玄妙，但聽講的湖南士子都毫無倦意。
除了當衆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
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
《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複開益為多”。
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裡， 尋盟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 妙語夜連床。
别去多遺恨， 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這種由激烈的學術争論所引發的深厚情誼，實在令人神往。
可惜，這種事情到了近代和現代的中國，幾乎看不到了。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
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
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衆，飲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隻得經常橫渡湘江。
張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着他來來去去。
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
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
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隻活了四十七歲。
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于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
要麼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
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經整整隔了二十七年。
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隻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
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
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并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制定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
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
朱熹白天忙于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讨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
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
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
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面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面。
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
隻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毀，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朝廷對于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着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