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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卧室的門，她睡得很香，全身穿着衣服蜷縮在床上，床頭燈的光打在臉上。
斯通納把燈熄了，下了樓。
第二天吃早飯時，伊迪絲幾乎已是興高采烈。
她沒有流露出絲毫昨晚表現出的歇斯底裡的痕迹，她說話的樣子好像未來不過是一個需要解決的臆想的問題。
得知那男孩的名字後，她更是高興地說：“現在好了，你覺得我們應該跟他父母接觸下，還是先跟男孩談談？我們來想想——這是十一月最後一星期。
再過兩星期吧。
那時我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也許可以舉辦一個小型的教堂婚禮。
格麗絲兒，你那個朋友，他叫什麼名字來着——？” “伊迪絲，”斯通納說，“且慢。
你太想當然了。
也許格蕾斯和這個年輕人不想結婚呢。
我們得把這事公開跟格蕾斯談談。
” “這有什麼可談的，他們當然會結婚的。
畢竟，他們——他們——格麗絲兒，告訴你爸爸，給他解釋下。
” 格蕾斯對他說：“沒什麼關系，爸爸。
這根本就沒什麼關系。
” 這事真沒關系，斯通納意識到。
格蕾斯的目光呆呆地越過他，看着她并沒有真正在看的遠處一個地方，毫不驚奇地沉思默想着。
斯通納仍然沉默不語，任由妻子和女兒制訂着她們的計劃。
決定好了，格蕾斯的“年輕人”，伊迪絲這樣稱呼他，好像他的名字有些忌諱，他将被邀請上家裡來，和伊迪絲“談一談”。
她安排在下午，好像一出戲裡的一幕，有出口進口，甚至還有一段台詞或者兩句對話。
斯通納找個借口先走，格蕾斯先留上一會兒，然後找個借口走掉，留下伊迪絲和這個年輕人單獨交談。
半小時後斯通納回來，然後格蕾斯再回來，這個時候，一切安排都已就緒。
最後完全按照伊迪絲計劃的執行了。
後來，斯通納尋思，多少有些可樂，當年輕的愛德華·弗萊怯生生地敲開門，然後被領進一間貌似充滿道德敵人的屋子時，他會作何感想。
弗萊個子很高，相當壯實，五官模糊，隐隐約約有些沉悶。
他有那麼點麻木的難為情和害怕，而且誰也不看。
斯通納離開房間時，他看見這個年輕人塌坐在椅子裡，手臂放在膝蓋上，眼睛盯着地闆。
過了半小時，他又回到房間時，年輕人還保持着同樣的姿勢，好像面對伊迪絲鳥兒般歡快的炮轟，紋絲未動。
但事情全都解決了。
伊迪絲用一種高亢、造作，但真心快樂的聲音告訴他，格蕾斯的“年輕人”出身于聖路易斯一個很好的家庭，父親是經紀人，而且可能有段時間跟她父親或者至少她父親的銀行有過交道，還說這個“年輕人”定好舉辦一場婚禮，“會盡快，很不正式，”還說兩人都休學，至少一兩年，在聖路易斯住下來，“換換環境，重新開始。
”還說雖然他們不能讀完這學期了，但還想去學校，直到放假，那天下午就結婚，應該是星期五。
其實毫不溫馨——不管怎樣。
婚禮是在一個法官雜亂的書房裡舉行的。
隻有斯通納和伊迪絲出席了儀式。
法官的妻子，一個頭發灰白淩亂的女人，帶着副永遠不變的愁眉苦臉的表情，在舉行儀式時還在廚房裡幹活兒，儀式結束時就走出來，隻是在文件上簽了個名，作為見證人。
那是一個寒冷凄涼的下午。
日期是1941年12月12日。
結婚前五天，日本轟炸了珍珠港。
斯通納懷着以前從未有過的五味雜陳的心情看着婚禮。
跟許多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一樣，他被某種自己想來隻有麻木的東西緊緊抓着，雖然他知道這種感覺裡混雜着各種深沉、強烈的感情，乃至都不便承認，因為沒法與它們共生。
他覺得這是一種公共悲劇的力量，一種恐怖，一種如此無所不在的仇恨，連私人悲劇和個體不幸都被轉移成另一種生存狀态，而且被那種宏大強化了，這一切都在這種宏大中發生，感覺就像一個孤獨的墳墓帶來的沖擊力可能會被周圍巨大的荒涼襯托得更加突出。
他懷着一種幾乎毫無個人感情色彩的憐憫，看着這場傷感的小小的結婚儀式，而且奇怪地被女兒臉上那消極、漠然的美，被這個年輕人臉上悶悶不樂的絕望打動了。
儀式結束後，兩個年輕人愉快地爬進弗萊家小小的敞篷車，前往聖路易斯，他們還要去那裡拜見另一對父母，然後住下來。
斯通納看着他們驅車離開家，仍然覺得女兒是一個曾經在某個已然遙遠的房間，坐在自己身邊的小女孩，帶着嚴肅的歡樂表情看着他，仍然覺得是一個早就死去的可愛小孩。
結婚兩個月後，愛德華·弗萊應征入伍。
格蕾斯決定繼續留在聖路易斯，直到孩子出生。
不到六個月，弗萊在一個太平洋小島的河灘上犧牲，作為許多新兵中的一員，他被派去誓死阻止日本人的進攻。
1942年六月，格蕾斯的孩子出生了，是個男孩，她以孩子父親的名字取了名，從未見過、也不會去愛的父親。
盡管，那年六月，伊迪絲去聖路易斯“幫助料理”，其間試圖勸女兒回哥倫比亞，但格蕾斯并不想回來。
她有個小公寓，還有一小筆弗萊的保險收入，還有公公婆婆，她似乎很開心。
“有點變了，”伊迪絲心煩意亂地對斯通納說，“完全不是我們的小格麗絲兒了。
她經曆了很多東西，我想她不願想起……她讓我轉告她對你的愛。
”
斯通納把燈熄了，下了樓。
第二天吃早飯時，伊迪絲幾乎已是興高采烈。
她沒有流露出絲毫昨晚表現出的歇斯底裡的痕迹，她說話的樣子好像未來不過是一個需要解決的臆想的問題。
得知那男孩的名字後，她更是高興地說：“現在好了，你覺得我們應該跟他父母接觸下，還是先跟男孩談談？我們來想想——這是十一月最後一星期。
再過兩星期吧。
那時我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也許可以舉辦一個小型的教堂婚禮。
格麗絲兒，你那個朋友，他叫什麼名字來着——？” “伊迪絲，”斯通納說，“且慢。
你太想當然了。
也許格蕾斯和這個年輕人不想結婚呢。
我們得把這事公開跟格蕾斯談談。
” “這有什麼可談的，他們當然會結婚的。
畢竟，他們——他們——格麗絲兒，告訴你爸爸，給他解釋下。
” 格蕾斯對他說：“沒什麼關系，爸爸。
這根本就沒什麼關系。
” 這事真沒關系，斯通納意識到。
格蕾斯的目光呆呆地越過他，看着她并沒有真正在看的遠處一個地方，毫不驚奇地沉思默想着。
斯通納仍然沉默不語，任由妻子和女兒制訂着她們的計劃。
決定好了，格蕾斯的“年輕人”，伊迪絲這樣稱呼他，好像他的名字有些忌諱，他将被邀請上家裡來，和伊迪絲“談一談”。
她安排在下午，好像一出戲裡的一幕，有出口進口，甚至還有一段台詞或者兩句對話。
斯通納找個借口先走，格蕾斯先留上一會兒，然後找個借口走掉，留下伊迪絲和這個年輕人單獨交談。
半小時後斯通納回來，然後格蕾斯再回來，這個時候，一切安排都已就緒。
最後完全按照伊迪絲計劃的執行了。
後來，斯通納尋思，多少有些可樂，當年輕的愛德華·弗萊怯生生地敲開門，然後被領進一間貌似充滿道德敵人的屋子時，他會作何感想。
弗萊個子很高，相當壯實，五官模糊，隐隐約約有些沉悶。
他有那麼點麻木的難為情和害怕，而且誰也不看。
斯通納離開房間時，他看見這個年輕人塌坐在椅子裡，手臂放在膝蓋上，眼睛盯着地闆。
過了半小時，他又回到房間時，年輕人還保持着同樣的姿勢，好像面對伊迪絲鳥兒般歡快的炮轟，紋絲未動。
但事情全都解決了。
伊迪絲用一種高亢、造作，但真心快樂的聲音告訴他，格蕾斯的“年輕人”出身于聖路易斯一個很好的家庭，父親是經紀人，而且可能有段時間跟她父親或者至少她父親的銀行有過交道，還說這個“年輕人”定好舉辦一場婚禮，“會盡快，很不正式，”還說兩人都休學，至少一兩年，在聖路易斯住下來，“換換環境，重新開始。
”還說雖然他們不能讀完這學期了，但還想去學校，直到放假，那天下午就結婚，應該是星期五。
其實毫不溫馨——不管怎樣。
婚禮是在一個法官雜亂的書房裡舉行的。
隻有斯通納和伊迪絲出席了儀式。
法官的妻子，一個頭發灰白淩亂的女人，帶着副永遠不變的愁眉苦臉的表情，在舉行儀式時還在廚房裡幹活兒，儀式結束時就走出來，隻是在文件上簽了個名，作為見證人。
那是一個寒冷凄涼的下午。
日期是1941年12月12日。
結婚前五天，日本轟炸了珍珠港。
斯通納懷着以前從未有過的五味雜陳的心情看着婚禮。
跟許多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一樣，他被某種自己想來隻有麻木的東西緊緊抓着，雖然他知道這種感覺裡混雜着各種深沉、強烈的感情，乃至都不便承認，因為沒法與它們共生。
他覺得這是一種公共悲劇的力量，一種恐怖，一種如此無所不在的仇恨，連私人悲劇和個體不幸都被轉移成另一種生存狀态，而且被那種宏大強化了，這一切都在這種宏大中發生，感覺就像一個孤獨的墳墓帶來的沖擊力可能會被周圍巨大的荒涼襯托得更加突出。
他懷着一種幾乎毫無個人感情色彩的憐憫，看着這場傷感的小小的結婚儀式，而且奇怪地被女兒臉上那消極、漠然的美，被這個年輕人臉上悶悶不樂的絕望打動了。
儀式結束後，兩個年輕人愉快地爬進弗萊家小小的敞篷車，前往聖路易斯，他們還要去那裡拜見另一對父母，然後住下來。
斯通納看着他們驅車離開家，仍然覺得女兒是一個曾經在某個已然遙遠的房間，坐在自己身邊的小女孩，帶着嚴肅的歡樂表情看着他，仍然覺得是一個早就死去的可愛小孩。
結婚兩個月後，愛德華·弗萊應征入伍。
格蕾斯決定繼續留在聖路易斯，直到孩子出生。
不到六個月，弗萊在一個太平洋小島的河灘上犧牲，作為許多新兵中的一員，他被派去誓死阻止日本人的進攻。
1942年六月，格蕾斯的孩子出生了，是個男孩，她以孩子父親的名字取了名，從未見過、也不會去愛的父親。
盡管，那年六月，伊迪絲去聖路易斯“幫助料理”，其間試圖勸女兒回哥倫比亞，但格蕾斯并不想回來。
她有個小公寓，還有一小筆弗萊的保險收入，還有公公婆婆，她似乎很開心。
“有點變了，”伊迪絲心煩意亂地對斯通納說，“完全不是我們的小格麗絲兒了。
她經曆了很多東西，我想她不願想起……她讓我轉告她對你的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