燼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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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擔心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
字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圍城的十八天裡，誰都有那種清晨四點鐘的難挨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麼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
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
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
像唐詩上的“凄凄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裡的無牽無挂的虛空與絕望。
人們受不了這個，急于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
有一對男女到我們辦公室裡來向防空處長借汽車去領結婚證書。
男的是醫生，在平日也許并不是一個“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時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裡隻有近于悲哀的戀戀的神情。
新娘是看護，矮小美麗、紅顴骨，喜氣洋洋，弄不到結婚禮服，隻穿着一件淡綠綢夾袍，鑲着墨綠花邊。
他們來了幾次，一等等上幾個鐘頭，默默對坐，對看，熬不住滿臉的微笑，招得我們全笑了。
實在應當謝謝他們給帶來無端的快樂。
到底仗打完了。
乍一停，很有一點弄不慣，和平反而使人心亂，像喝醉酒似的。
看見青天上的飛機，知道我們盡管仰着臉欣賞它而不至于有炸彈落在頭上，單為這一點便覺得它很可愛，冬天的樹，凄迷稀薄像淡黃的雲；自來水管子裡流出來的清水，電燈光，街頭的熱鬧，這些又是我們的了。
第一，時間又是我們的了——白雲，黑夜，一年四季——我們暫時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瘋呢？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戰後精神狀态，一九二○年在歐洲号稱“發燒的一九二○年”。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
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
隻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于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裡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街上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肉，搶來的西裝，絨線衫，素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
我們天天上城買東西，名為買，其實不過是看看而已。
從那時候起我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作一件消遣。
——無怪大多數的女人樂此不疲。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
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了下流的，反常的。
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
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
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漸漸有試驗性質的甜面包，三角餅，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
所有的學校教員，店夥，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
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
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因為沒有汽油，汽車行全改了吃食店，沒有一家綢緞鋪或藥房不兼賣糕餅。
香港從來沒有這樣饞嘴過。
宿舍裡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吃。
在這狂歡的氣氛裡，唯有喬納生孤單單站着，充滿了鄙夷和憤恨。
喬納生也是個華僑同學，曾經加入志願軍上陣打過仗。
他大衣裡隻穿着一件翻領襯衫，臉色蒼白，一绺頭發垂在眉間，有三分像詩人拜倫，就可惜是重傷風。
喬納生知道九龍作戰的情形。
他最氣的便是他們派兩個大學生出壕溝去把一個英國兵擡進來——“我們兩條命不抵他們一條。
招兵的時候他們答應特别優待，讓我們歸我們自己的教授管轄，答應了全不算話！”他投筆從戎之際大約以為戰争是基督教青年會所組織的九龍遠足旅行。
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
除了由各大醫院搬來的幾個普通病人，其餘大都是中流彈的苦力與被捕時受傷的乘火打劫者。
有一個肺病患者比較有點錢，雇了另一個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辦
字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圍城的十八天裡，誰都有那種清晨四點鐘的難挨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麼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
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
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
像唐詩上的“凄凄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裡的無牽無挂的虛空與絕望。
人們受不了這個，急于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
有一對男女到我們辦公室裡來向防空處長借汽車去領結婚證書。
男的是醫生，在平日也許并不是一個“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時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裡隻有近于悲哀的戀戀的神情。
新娘是看護，矮小美麗、紅顴骨，喜氣洋洋，弄不到結婚禮服，隻穿着一件淡綠綢夾袍，鑲着墨綠花邊。
他們來了幾次，一等等上幾個鐘頭，默默對坐，對看，熬不住滿臉的微笑，招得我們全笑了。
實在應當謝謝他們給帶來無端的快樂。
到底仗打完了。
乍一停，很有一點弄不慣，和平反而使人心亂，像喝醉酒似的。
看見青天上的飛機，知道我們盡管仰着臉欣賞它而不至于有炸彈落在頭上，單為這一點便覺得它很可愛，冬天的樹，凄迷稀薄像淡黃的雲；自來水管子裡流出來的清水，電燈光，街頭的熱鬧，這些又是我們的了。
第一，時間又是我們的了——白雲，黑夜，一年四季——我們暫時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瘋呢？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戰後精神狀态，一九二○年在歐洲号稱“發燒的一九二○年”。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
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
隻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于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裡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街上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肉，搶來的西裝，絨線衫，素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
我們天天上城買東西，名為買，其實不過是看看而已。
從那時候起我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作一件消遣。
——無怪大多數的女人樂此不疲。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
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了下流的，反常的。
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
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
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漸漸有試驗性質的甜面包，三角餅，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
所有的學校教員，店夥，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
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
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因為沒有汽油，汽車行全改了吃食店，沒有一家綢緞鋪或藥房不兼賣糕餅。
香港從來沒有這樣饞嘴過。
宿舍裡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吃。
在這狂歡的氣氛裡，唯有喬納生孤單單站着，充滿了鄙夷和憤恨。
喬納生也是個華僑同學，曾經加入志願軍上陣打過仗。
他大衣裡隻穿着一件翻領襯衫，臉色蒼白，一绺頭發垂在眉間，有三分像詩人拜倫，就可惜是重傷風。
喬納生知道九龍作戰的情形。
他最氣的便是他們派兩個大學生出壕溝去把一個英國兵擡進來——“我們兩條命不抵他們一條。
招兵的時候他們答應特别優待，讓我們歸我們自己的教授管轄，答應了全不算話！”他投筆從戎之際大約以為戰争是基督教青年會所組織的九龍遠足旅行。
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
除了由各大醫院搬來的幾個普通病人，其餘大都是中流彈的苦力與被捕時受傷的乘火打劫者。
有一個肺病患者比較有點錢，雇了另一個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