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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時很愛他。

     檀生身上沒有太多潮汕的痕迹,母親的家鄉話一句不會,能做同傳隻是因為熟悉母親的表述規律。

    甚至學舌也沒有一絲天分,北京話似乎是種排他的語言。

    他跟那些無憂無慮的北京大男孩一樣,雖然高大卻早早地有點發福,在胸肌和大長腿之間鼓着個胃,裡面都是他喜歡的各種面食。

    檀生的面孔真是英俊,他常笑着不耐煩:怎麼老有人說我像老外?都說他至少像混血。

    我國幅員遼闊,從華北到華南那麼遠的路,人種恐怕會有些變化了吧?或者将變未變、眼看要變,檀生的英俊大概就是這個微妙變化的體現。

     我們認識時他三十多一點,雖然大我不少,但還是跟那些無憂無慮的北京大男孩一樣,他的歲數就是個擺設。

    我們自己其實并不急着結婚,不是不夠相愛,而是暗地裡都不太願意成年,都想能拖就拖,最好拖到中年再成年。

    這一點檀生媽媽最看不得。

    盡管媽媽在北京的大機關供職多年,自诩開明現代,但對兒女婚姻的态度可以說是,呃,很潮汕。

    她希望兒子“負起責來”“像個三十歲的樣子”,要給女孩子“一個保障”,成為“一個依靠”,同時我也要“盡快地成熟”,對檀生要“既照顧又管理”,要“把生活的方方面面處理好”。

    這番話我記得很清楚,雖然過去了二十幾年,那種莊嚴的壓力好像仍然在我頭上。

    我跟檀生畢竟都是乖孩子,對長輩的語重心長總是本能地心悅誠服痛改前非。

    聽完這番話之後的事我記得也很清楚,從他媽媽家出來我們就直奔新街口那家碟店,買了幾十張新出的D9,當天夜裡看了三部電影,其中有部西班牙的《關于我母親的一切》,相當地好,我們激動得握手擁抱,互相勸着吃了很多薯片、可樂,到天亮才睡。

    大概每一個乖孩子都是陽奉陰違的。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要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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