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伯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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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在懸心而又不願聽到的消息,終于聽到了!民進中央給我送來了徐伯昕副主席不幸于三月二十七日病逝的信,也許是因為春寒吧,我隻覺得雙手冰冷。
我的小女兒說:“徐伯伯逝世的那一天,葛志成伯伯就有電話通知了,因為爸爸剛剛出院,所以也沒敢告訴你們,怕你們傷心。
” 但是我們怎能不傷心呢? 我們和徐伯昕同志相識,還是在一九五六年我們加入了民主促進會以後;雖然在這以前我們已經知道他在解放前就是出版界的聞人,鄒韬奮老先生的親密戰友。
他們辦進步刊物,屢次被封,屢次再辦。
他們在國民黨的殘酷包圍中,艱苦奮鬥的事迹,當時知識界人士是一緻頌揚的。
在我們和徐伯昕同志将近三十年的交往接觸中,深深地感覺到他作為一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是個最好的黨的助手。
他工作得十分認真,極端負責,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對同志們又是十分懇摯,親切。
在三十年不平靜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十年動亂的年月,他總給我們以最大的關懷。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我參加過的民進大大小小的會議上,伯昕同志主持會議時的認真嚴肅的态度。
每當會議結束之前,他還總是恭謹地問周建人主席、葉聖陶副主席有什麼指示沒有?這種勤慎的工作态度,我們都應當向他學習! 我記得伯昕同志有一個時期頸部有病,
我的小女兒說:“徐伯伯逝世的那一天,葛志成伯伯就有電話通知了,因為爸爸剛剛出院,所以也沒敢告訴你們,怕你們傷心。
” 但是我們怎能不傷心呢? 我們和徐伯昕同志相識,還是在一九五六年我們加入了民主促進會以後;雖然在這以前我們已經知道他在解放前就是出版界的聞人,鄒韬奮老先生的親密戰友。
他們辦進步刊物,屢次被封,屢次再辦。
他們在國民黨的殘酷包圍中,艱苦奮鬥的事迹,當時知識界人士是一緻頌揚的。
在我們和徐伯昕同志将近三十年的交往接觸中,深深地感覺到他作為一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是個最好的黨的助手。
他工作得十分認真,極端負責,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對同志們又是十分懇摯,親切。
在三十年不平靜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十年動亂的年月,他總給我們以最大的關懷。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我參加過的民進大大小小的會議上,伯昕同志主持會議時的認真嚴肅的态度。
每當會議結束之前,他還總是恭謹地問周建人主席、葉聖陶副主席有什麼指示沒有?這種勤慎的工作态度,我們都應當向他學習! 我記得伯昕同志有一個時期頸部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