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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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了,氣促地說:“我永遠也不會抹上口紅……”我一口氣跑到門外去,後面是枭鳥似地磔磔的笑聲:“中國女孩子臉皮真薄,一說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樣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進展,我在院子裡找到了自己的車子,坐到車子裡去。

    我腦子裡風車似地在轉:夠了,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紅,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蠻人”,“沒出息”…… 客廳裡燈光零亂,聲音嘈雜,侍者同下女們通過院子,在客廳和廚房門口匆匆地進進出出。

    我聽見他們咕哝着低聲地詛咒:“每次都得躺倒幾個人,都醉死完事!” 最後,天色大黑了,這些醉鬼們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來上了車,一撥一撥地走了。

    我聽見姑姑在叫我,找我。

    接着父親和母親、姑姑都出來了,姑父跟在後面也喝得醉醺醺的。

    父親開了車門探頭進來,看見了我,就回頭對姑姑笑說:“找到了,這孩子這些日子怪得很——你們進去吧,我們走了。

    ” 一路上父親開着車,母親默默地坐在他旁邊,我們誰也沒有開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車子已經停在門前了。

    我不大喜歡林先生,他是台灣籍的華僑,我們的下女說他是搞黑市的。

    他每次來總帶走我們攢下的幾瓶洋酒、幾罐咖啡或是幾包白糖,來的時候也總是鬼鬼祟祟地同父親在書房裡關着門說話,也許是算黑市帳! 父親和母親都進書房裡去了。

    我站在黑暗的院子裡,望着隔壁渡邊家紙門後面透出來的燈光,剛要邁步,忽然又縮回來了。

    自從我們要到美國去的消息說出去了以後,玲子對我也冷淡了! 渡邊玲子的父親是一個鐵路工人。

    玲子的母親前年去世了,從廣島接回來的、玲子的寡姐惠子,在替他們管家。

    玲子和我同歲,也隻比我大幾天。

    她姐姐惠子有二十多歲了,不論晴天雨天屋裡屋外,頭上總是包着頭巾;夏天也總是穿着長袖子的衣服,而且輕易不到門外來,碰見人總是把頭臉俯得很低,或是掉轉過去。

     我們搬到她隔壁來住以後,我和玲子漸漸熟識了。

    有一次她悄悄地告訴我,她的姐夫是被原子彈炸死的,她姐姐也受了一身的傷。

    姐姐本來是不願意到東京來的,她不願意見人,後來因為這邊需要人幫忙,而且她身體越來越壞,不能再繼續做整天的工作了,才勉強回來的。

    一提起這事,玲子就咬牙切齒地恨美國人,說:“你沒有看見她一身的創疤呵,你沒有聽見她講過那年八月六日早晨八點十五分以後,廣島的人間地獄的情形呵,你說,美國人還是人嗎?”她還說: “我父親到你們中國華北作戰過,作過八路軍的俘虜,他到現在提起日本侵略中國的事情心裡還慚愧。

    他說:‘帝國主義就不是好東西!帝國主義使得日本人殺害中國人,又使得美國人殺害日本人,帝國主義不消滅掉,世界就沒有和平。

    ’”她說着就拉起我的手,緊緊地握着。

    這時我真是從心底感到日本人民的可愛! 我們這條巷裡,有兩家的女孩子是“嫁”給美軍的,常有美軍的吉普車停在門口,院子裡曬着美軍的衣服。

    這兩個女孩子先後都跟着美軍回國了,玲子談起她們時就氣憤地說: “我多恨她們又多可憐她們呵!她們等着在美國受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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