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的五個孩子

關燈
習了。

    ”說到這裡,他又笑了,“可是,也有接不回來的時候,因為幼兒園裡的别的孩子的父母們,來接自己孩子的時候,常常把小同義也接走了。

    比如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廠裡的醫務人員王桂蘭,把同義和她的孩子一塊兒接去。

    她給同義洗澡、理發、洗衣服,包餃子給他吃,到時候又把他們一起送回幼兒園去。

    這樣的事情還多得很。

    街坊們照顧孩子,真是無微不至。

    春天該打什麼防疫針,吃什麼防疫藥,天氣冷了,該添衣加被,關窗上門,同院裡的大爺大娘們從來沒有忘了他們。

    街道居民委員會裡每一個人,若不替孩子們做一件事,就仿佛丢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

    大家搶着給孩子們拆洗衣服,沒搶着的人就說,‘不讓我洗,就用我的肥皂吧。

    ’“至于說給孩子們做棉衣,逢年過節去照料一下什麼的,報紙上都給作了宣傳了。

    這些都是黨和政府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做得還很不夠,以後還要加倍努力。

    ”這時他看一看表,說,“我們去看看田淑英吧。

    孩子們也該放學了,看看他們也好。

    ” 在東唐洗泊街五号,這個十四家住的整潔的大雜院裡,我們先拜訪了居民委員會的積極分子田淑英。

    這位同周永壽夫婦有過二十多年老交情的田大嬸,眉宇間洋溢着純樸和熱情,對我們滔滔不斷地說着周永壽一家解放前後的變化。

     “周永壽是個苦孩子,從十幾歲就揀破爛,每天夜裡從十二點到三四點,在家門口擺着賣破爛的小攤,那時是上頓顧不了下頓。

    周同山上面一個姐姐,下面一個妹妹,都是因為出疹子,吃不起藥,轉成肺炎死的。

    解放後一九五八年,小同賀和小同義,也同時出疹子。

    周永壽的公司裡來了人,放下十塊錢,還批評周永壽,說他不該不趕緊給孩子們看病。

    您說這世界的變化多大!沒有黨和毛主席的領導,窮人會有這樣好的日子嗎?就說周同山的母親病的時候,她還是從前的想法,說我的病麻煩,看病是有錢人的事,住醫院她更不敢想了。

    最後呢,組織上來了人,把她送進同仁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替她付了七八百塊錢。

    周永壽自己血壓高,死以前也在第四醫院裡住過兩個多月。

    如今這幾個孩子,一切都由國家照顧,在工廠、在學校、在幼兒園有師傅老師們照管,真是比有父母的時候還強!我常常對孩子們說,‘舊社會那種苦,你們可真是沒法想。

    連你父母從前的苦境,你們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别的了。

    我們這院裡從前有個老頭子,單身一人,一天早起,我們發現他爬在門口雪地裡,死了,巡警閣裡來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哪裡,還不是喂了狗了!這院裡還有一個孩子,出門玩去,就讓人拐跑了。

    你們說那時候我們這些人就沒有同情心嗎?那時候這裡是個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顧不了,還顧得上别人嗎?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們兄妹五個,現在已經不知都到哪裡去了!大的學壞了,流落了,小的讓人拐了、賣了、折磨死了,有誰管呢?感謝黨吧,感謝毛主席吧,忘了這些,你們死去的父母也不容許。

    ’” 她提起周同山開始不會安排生活,把錢花在亂買東西上的事情以後,又對同山說,“你是大哥,特别要學好,你想想你父母受過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活在這社會裡多麼幸福,沒了父母也不算孤兒。

    現在你做什麼事、花什麼錢,都得先好好地想一想,我的話不一定都對,你也去問問老師,問辦事處的叔叔們,問問同院裡的大爺大娘們……”說到這裡,她噗哧一笑,“還有那個小同來,又聰明、又淘氣,常和街上的小朋友們吵架,學習也不專心,我也是看見了就說,也有把他們說哭了的時候。

    可是過了一會他們就又來了,說‘大嬸,您别生氣,您的話句句對,我們一定聽。

    ’要說這幾個孩子,倒是真不錯,肯學。

    小同慶已經學會發面做飯,小同來慢慢地也會幫哥哥姐姐的忙了。

    同山也會自己補衣服縫襪子。

    說起補衣服,那天有位解放軍同志來了,穿的是呢大衣,許是位軍官吧,和孩子們在屋裡說了半天話。

    看見同山袖子上破了個口子,就把自己大衣打開,給孩子們看裡面自己補過的軍服。

    他勸孩子們:衣服破了要立刻補,要整潔卻不要浮華,不要淨想穿好的新的。

    也勸他們預備一個針線包。

    這些日子,來訪問孩子們的人多極了,人人說的那些話,都對他們有教育。

    一月八日,孩子們的事情上了報,九日中午就來了一位客人,他說他從上午七點就出來了,找到這時才找到孩子們的住處。

    他一進門就要給孩子理發,他說,‘我的愛人是個孤兒,從小就給了人,在人家受氣的時候,就自己偷偷跑到護城河邊去哭。

    昨晚上我倆看了報,
0.131297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