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專家，幾萬兒童”

他們家裡去給他們補課，一天跑三個屯。

    有個學生叫包福生，她母親孩子多，自己又多病，包福生因為沒鞋子穿，不能上學，我就給他補鞋穿。

    ”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欽佩的目光，很謙虛的微笑着說：“我的能力是很微小的，隻是由于共産黨和政府對我的培養，同志們和學生家長們的幫助，我才能在教學工作上取得一些微小的成績。

    我永遠忘不了，在呼爾樂完小有兩位共産黨員教師，和那裡的區婦聯主任，他們是那樣的關心我，給我講大道理，給我看了共産黨黨綱黨章，還有史瑞芬同志艱苦辦學的事迹。

    這一切給我很大的鼓勵。

     “因為我常往老鄉家裡跑，有些落後的人，說長道短了。

     他們說：十七八的姑娘，起早摸黑，自個兒亂跑，太不像樣，當時家裡人也反對我了…… “人們的閑話，家庭的反對，都沒有使我害怕，我依然很愉快的教我的學生。

    我怕的是我自己文化太低，隻有小學四年程度，教學中間遇到許多困難問題，解決不了，學校裡又隻有我一個人，我隻好利用星期天，跑到十五裡外的中心小學去請教别的教師，來回要經過三四座山，有時去了遇到人家不在，或者事忙，就白跑了一趟。

    但這些困難和挫折，都沒有吓倒我，因為我一想到如饑如渴的要求知識的小孩子，我的勇氣就來了…… “一九四九年，學校遷到西毛林屯，這時已經有三年級學生了，學生歲數有的比我還大。

    為了教好他們，我又經常跑到離校八裡遠的北白牙屯去，和同志們研究教材。

    當我調到音德爾小學的時候，學校班級多了，為了改進蒙文班的教學，我到漢生班去聽課，參考有經驗的教師的教學筆記，仔細地鑽研，使我懂得了應該怎樣去掌握教材的重點，确定教養和教學的目的。

    我的教學有了些改進，這時我已能教高年級的課了。

     “這是我最愉快的一個時期，我當着班主任，每星期上二十一節課，要批改六十三名學生的作業。

    我每天還要擠出一小時學習時事，擠出兩小時學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