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到“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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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是向熟悉的醫生,請教這些器械的構造和用途。

    我覺得這些器械是很科學的,而我的母親偏偏對于聽胸聽背等診病方法,很不習慣,那時的女醫生又極少,我就決定長大了要學醫,好為我母親看病。

    父親很贊成我的意見,說:“古人說,‘不為良相,必為良醫’,東亞病夫的中國,是需要良醫的,你就學醫吧!” 因此,我在學校裡,對于理科的功課,特别用功,如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質,我都争取學好考好,那幾年我是埋頭苦讀,對于其他一切,幾乎是不聞不問。

     五四運動時期,我是北京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的一年生,在學生自治會裡當個文書。

    運動起來後,我們的學生自治會也加入了北京女學界聯合會,我也成了聯合會宣傳股之一員,跟着當代表的大姐姐們去大會旁聽,寫宣傳文章等等。

    從寫宣傳文章,發表宣傳文章開始,這奔騰澎湃的劃時代的中國青年愛國運動,文化革新運動,這個強烈的時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狹小的家庭和教會學校的門檻,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裡的種種問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幾乎處處都有問題。

    這裡面有血,有淚,有淩辱和呻吟,有壓迫和呼喊……靜夜聽來,連凄清悠遠的“賽梨的蘿蔔咧”的叫賣聲,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鑼聲,都會引起我的許多感喟。

     這時,我抱着滿腔的熱情,白天上街宣傳,募捐,開會,夜裡就筆不停揮地寫“問題小說”。

    但是我所寫的社會問題,還不是我所從未接觸過的工人農民中的問題,而是我自己周圍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比如《斯人獨憔悴》就寫的是被頑固的父親所禁锢,而不能參加學生運動的青年的苦惱;《秋雨秋風愁煞人》寫的是一個有志于服務社會的女青年,中學一畢業,就被迫和一個富家子弟結了婚,過了“少奶奶”的生活,從而斷送了她的一生;《莊鴻的姐姐》,寫的是一個女孩子,因為當公務員的家長,每月隻能從“窮困”的政府那裡拿到半薪,又因為這個家庭重男輕女,她就被迫停學,抑郁緻死。

    在這些小說裡,給予他們的就隻是灰色的陰暗的結局,問題中的主人翁,個個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

    我沒有給他們以一線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當其境的人,就還不會去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辦法,而在我自己還沒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工農大衆,而堅決和他們結合之前,這一線光明我是指不出來的! 那時,我還沒有體會到這一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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